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

本文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构建一个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产业集聚水平发展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等政策组合,以改善环境污染,避免"先污染再治理";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积极鼓励产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集聚方向,引导向高端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在积极引资过程中,引导外资向清洁产业转移,注重引进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实现引资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长江沿线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

由于长江沿线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产业分布不均、收入差距大等导致长江沿线各地区生产过程中产生不同污染物的途径、空间、时效与程度均有差别,进而在探究沿江经济与环境联动关系时会产生区域差异性,因此各地区EKC形态存在多样化形式。基于长江沿线45个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大气、水、声、土壤及生物5个层次选取单一环境指标,并构建综合环境指标,根据环境指标特性设定传统EKC以及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SDM模型,在对比单一与综合环境指标EKC曲线基础上,通过界定流域范围、划分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沿线城市进行分类,研究沿江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内在联动关系。结果表明：(1)单一环境指标衡量环境质量存在局限性、不稳定性,以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城市道路噪声为环境质量指标时,经济增加与环境质量呈“U”型曲线,而采用综合环境指标时,两者呈倒“U”型。同时各指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溢出效应最显著的为工业废水;(2)长江沿线城市环境治理缺乏全局性,治理范围有待拓展。近年来在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方面减排效果显著,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在现阶段...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理论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加剧具有必然影响,一方面税收竞争导致地方政府间相互降低税率;另一方面,税收竞争还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力度,导致地方政府采用宽松的环境政策。降低税率会使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得不到补偿,降低税收效率;放松环境政策则会导致环境政策的"趋劣竞争",都将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和环境质量的降低。对2000-2009年中国28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则表明:环境污染在地理空间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联动性,环境污染受到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影响非常明显;税负降低确实促进了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废弃物等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降低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执行宽松的环境政策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各地方政府倾向于承担较低水平的废水减排努力,出现环境政策的"趋劣竞争",而对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却起到一定的缩减功能。     

泛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3-2010年产业和环境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探讨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重心轨迹均朝西南方向移动,其中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产业发展重心的移动,两者的轨迹演变趋势存在着一定耦合关系;②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地区间产业发展极化程度下降明显,不均衡性趋于减缓;而环境污染极化程度无显著变化,地区间差异仍比较显著;③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程度,将泛长三角地区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本研究可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转型—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大小受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工艺及设备水平、管理政策、环境法规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选取长江三角洲典型地区的主要污染排放指标,重点分析工业经济规模、工业行业结构、工业技术进步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与工业水污染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技术进步、工业废水达标排放政策的实施,工业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引起工业废水的显著增加。从制造业结构看,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调整比较敏感; 相反,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的调整不敏感。工业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呈现负相关,说明工业技术进步、环境污染治理对于减少工业水污染排放起重要作用。     

绿色科技创新能带来绿水青山吗?——基于绿色专利视角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问题,科技创新是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有效缓解环境污染、加强环境治理的重要渠道。由于缺少客观有效的指标,现有关于绿色科技创新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专利数据因其标准化、信息化、规模化等优势,可以有效地衡量绿色科技创新水平。因此,文章以省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根据国际专利分类表(IPC)的专利分类号信息,识别绿色科技创新,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对绿色科技创新的环境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绿色科技创新对污染排放(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业废水处理、工业二氧化硫去除、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科技创新能够带来有益的环境效应。具体来看,绿色科技创新对于本地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都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对工业二氧化硫的去除量有显著促进作用。(2)实用新型专利的积极环境效应通过多个维度得到反映,相对发明专利而言,实用新型专利在绿水青山的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制度优势。(3)绿色科技创新并非"十全十美",不是所有的绿色科技创新都有显著的环境保护效应,绿色科技创新对本地之外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治理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有益效应,甚至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向显著的情况。据此提出了对绿色专利申请给予特殊制度支持、持续发挥我国实用新型专利的制度优势、继续加强落实我国关于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等推动绿色科技创新的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省域违法占用耕地的空间效应

要通过中国省域违法占用耕地的时空特征分析,得知1999-2007年中国违法占用耕地均值的空间布局总体较为离散,局部地区表现出集聚态势;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1999-2007年间中国各省域违法占用耕地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大陆31个雀域的违法占用耕地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关系,表现出了某些省域违法占用耕地的相似性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现象,1999-2007年中国违法占用耕地的省域空间集聚近似呈现“N”字型波动变化的态势.中国违法占用耕地省域之间正的空间效应正在增强,中国省域违法占用耕地存在地理空间的邻近效应.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检验及其影响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设区市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全面检验了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利用空间计量工具,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山东省内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地方政府的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不仅会受城市自身情况的约束,还会受邻近地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外在表现为你涨我跌、你增我减的反向变动格局;(2)由于未考虑策略互动,传统计量经济学非空间面板模型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普遍存在偏误。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第三产业比重、人口密度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33.33%、13.08%;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20.00%、9.98%,人口密度的影响被高估了32.34%;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被高估了3.68%;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工业产值的影响分别被高估了13.95%、31.36%;(3)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因素普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12个省域2000-2011年城市化相关数据,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省域间城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有着空间集聚的趋势,利用传统OLS模型进行解释会造成空间因素的遗漏,空间计量模型更为适用,进一步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进程中动力因素的空间交互效应进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省域产业结构转变对其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最强,但是省域间存在较强的产业竞争,周边省域产业结构转变会对省域城市化产生明显的负向间接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省域城市化的直接效应显著,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省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明显,周边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省域城市化的负向间接效应并不显著;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仅次于产业结构转变,而且这种城市化推动行为在省域间效仿度较高,导致其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间接效应最强;基础设施投入对省域城市化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省域间基础设施投入虽存在效仿行为,但是财政水平较低导致其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由于区位劣势,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是周边省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强却一定程度上导致省域自身经济要素外溢,对省域城市化产生了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因此,在未来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关注省域自身城市化动力因素,还应注意省域间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协调。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科学分析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助力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基于空间自相关、马尔可夫链、空间马尔可夫链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各地市旅游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进行剖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但区域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中陕西省能较好地保持在领先地位,山西省则极具旅游城镇化建设潜力,而内蒙古和宁夏两省区的旅游城镇化特征则不够显著;(2)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即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展现出空间集聚特性,近邻效应突出;(3)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水平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较为突出,不同类型城市转移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与路径依赖;(4)产业结构水平、人均消费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是影响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特征。     

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测度及其时空演化分析

在政府强化环境绩效考核的当下,科学考察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时空演化规律,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和自治区数据,考虑废水、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气和工业烟(粉)尘等非期望产出,构建SBM-DEA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水平。并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对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时空演化格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逐渐递减的地带性差异;(2)要素配置失衡导致资源投入效率存在"短板效应",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资源投入松弛量空间分布状态、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无法达到最优状态;(3)空间全局Moran's I指数证实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逐步由较强的空间集聚状态向较弱集聚状态转变;(4)Getis-Ord Gi*指数结果表明,热点和次热点区域呈现出与生态经济投入效益较为一致的地带性分布;(5)重心移动轨迹曲折,东西往复摆动,表明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分布存在振荡演化趋势。这意味着:要重视省际间的经济联系,强化区域联动和产业分工,在结构转换的带动下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逐步引导企业成为科技研发投入的主体,使研发投入与产品和市场紧密结合,高层次人力资源,培养与企业需求相结合。延长热点区域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空间溢出半径,缩小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冷热点区域之间的失衡;政府要建立规范化的治污投资效益评价体系加强治污投资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注重依靠市场化的手段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推动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水平的不断提升。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污染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81-2005年环渤海三省二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实际GDP以及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等两个污染控制变量的年度数据,建立panal data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以及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实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整体向上倾斜的倒"N"形的曲线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和重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污染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恶化速度可能存在一个先相对减缓、后加速、然后相对减缓的过程,这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饲"U"假说;就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环渤海地区尚未达到环境压力得到改善的转折点:产业结构的转换对工业废气污染产生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地加剧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污染,FDI导致的污染产业国际转移现象没有在这一地区发生;不同省市的个体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三次项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实证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测度与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分析

选取1998～2017年全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创新能力结构关系模型,测度中国各省域的创新能力,揭示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1998～2017年各省域的创新能力均有明显提升,但不同省域之间的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距且呈逐渐扩大趋势.在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最强,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已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超,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高于西部地区;(2)在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演化过程中,耦合网络的密度与强度都有明显增强,极化特征明显,耦合网络空间范围向东部和中部地区集中,全国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空间网络分布格局,省份间在开展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小团体集聚现象;(3)各省域在协同创新中获益的差距不断扩大,省域协同创新获益格局在地理上呈现出集聚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成为我国协同创新获益较高水平的第一梯队,江苏-上海是我国省域间协同创新获益最多的一对省份.     

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与产业发展关系研究——基于杭州市EKC曲线的实证分析

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选取杭州市1995-2012年环境和经济数据,构建大气环境与经济发展库兹涅茨模型,分析杭州市大气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曲线特征。结果表明,1995-2012年杭州市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工业二氧化硫与人均GDP呈"倒N"型关系,产业结构调整、环保资金投入和环境管理的加强使杭州市大气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趋于缓和。     

浙江省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2020年浙江省62个县域碳排放及社会经济数据,针对浙江省县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进行分级。通过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县域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性与时空演变特征,通过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县域碳排放的空间集聚性。采用空间误差STIRPAT模型对浙江省县域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碳排放总量波动但总体呈增长趋势,县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态势相对稳定;高—高集聚类型县域主要集中在省内东北部地区,低—低集聚类型县域则主要集中在省内西南部地区;县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符合地理极化效应假说,县域人均GDP与碳排放还未呈现“脱钩”关系,产业规模化发展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低碳效应尚未显现;单个县域碳排放受相邻县域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且县域之间其他影响碳排放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除了从产业方面布局之外,还应注重从空间视角动态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