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复垦保障措施探讨

土地复垦对于矿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的保障措施能够促进土地复垦的实施。土地复垦的组织保障是土地复垦能够有序进行的保障,资金保障是土地复垦得以实施的重要前提,监管保障是保证土地复垦质量的重要手段,公众参与是土地复垦成果得到肯定的重要措施。从土地复垦责任单位角度对组织、资金、监管、公众参与四个方面保障措施的探讨,能够为土地复垦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试论土地复垦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土地复垦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是土地科学和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本文从土地与环境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土地复垦的必要性,并从土地复垦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等方面论述了其在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几种矿区复垦农业利用模式的可持续性分析与比较——以唐山开滦煤矿为例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出发 ,分别运用西方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方法对唐山开滦煤矿的复垦农业模式的特征及其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并据此为该区域的土地复垦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建议。     

论土地资源管理与地质环境工作的统筹结合

国际上土地资源管理正向生态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为更好地保护与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地质环境,促进地质环境工作成果的应用转化,土地资源管理和地质环境工作应当进行统筹结合。地质环境工作的成果可以在耕地保护、基本农田划定、土地规划、土地开发复垦、地籍管理、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等领域中积极运用。这对促进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十分有利。     

中国采矿占损土地驱动因子及治理资金效益定量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采用panel data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采矿占损土地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了定量研究。2003-2012年,我国矿山累计占用和破坏土地面积呈增加趋势,治理任务繁重。以31个省(市)10年数据开展的计量研究表明,当年和上一年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会对当年采矿占损土地面积的增加起显著正向作用,当年及上一年治理总资金的增加会显著提高本年恢复治理面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严重,现有治理资金无法对累计采矿占损土地面积的下降起显著作用。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起到了拉动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入矿区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并对当年恢复治理面积的增加起到了显著作用。建议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从源头上减少采矿占损土地,加大资金投入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矿区土地综合整治,大力发展矿山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新技术,加强公众监督。     

中国采矿占损土地驱动因子及治理资金效益定量研究

本文采用panel data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采矿占损土地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了定量研究。2003-2012年,我国矿山累计占用和破坏土地面积呈增加趋势,治理任务繁重。以31个省(市)10年数据开展的计量研究表明,当年和上一年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会对当年采矿占损土地面积的增加起显著正向作用,当年及上一年治理总资金的增加会显著提高本年恢复治理面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严重,现有治理资金无法对累计采矿占损土地面积的下降起显著作用。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起到了拉动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入矿区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并对当年恢复治理面积的增加起到了显著作用。建议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从源头上减少采矿占损土地,加大资金投入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矿区土地综合整治,大力发展矿山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新技术,加强公众监督。     

邹城东滩矿区复垦土壤微生物量碳与#br# 基础呼吸的特征

探究复垦土壤微生物量碳与基础呼吸的特征及其演变归因,有助于监测复垦土壤质量演变,并为提高复垦土壤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利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研究了邹城东滩矿区复垦土壤微生物量碳（MBC）与基础呼吸（SBR）随复垦年垦的变化及其与土壤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复垦土壤MBC和微生物熵（qSMBC）随复垦年限呈增加趋势;复垦土壤SBR均显著高于对照,土壤代谢熵（qCO2）随复垦年限趋于降低,复垦后土壤微生物量逐渐恢复,同时土壤微生物对碳源利用效率逐渐提高,说明土壤环境逐渐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土壤MBC与碱解氮、总氮和有机碳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反映土壤养分缺乏是复垦后土壤微生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土壤代谢熵（qCO2）与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MBC均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与pH呈显著正相关（p＜0.05）,说明氮磷等元素的缺乏以及较高的土壤pH环境是限制微生物生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对全面监测复垦后土壤质量的演变,并指导今后的复垦工作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采煤塌陷区;土壤微生物量碳;土壤微生物熵;基础呼吸     

西南山地丘陵区典型乡镇环境因素对农村新建居民点布局与复垦的影响差异分析

农村居民点作为中国城乡二元化的重要体现形式,是农村人地关系问题产生的主导因素和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该文以重庆市石柱县临溪镇2010~2014年的新建居民点和复垦数据为主要数据源,采用偏离度和空间变异系数分析各环境因素对居民点新建与复垦分布的影响,并利用极值法对新建居民适宜区域和居民点复垦重点区域进行选择。结果表明:不同环境因素对新建居民点与居民点复垦的空间分布影响差异性明显,道路和场镇因素对2类居民点空间数量分布的影响最大。居民点复垦在道路与耕地2影响因素的偏离度最大值分别为0.69和–0.503,这2类因素是影响居民点复垦的主要因素。新建居民点在道路和坡度的偏离度值分别为–0.742和–0.106,该2类因素是影响新建居民点的关键因素。居民点复垦总体偏离度绝对值为1.53,对居民点总体布局的影响比新建居民点大。环境因素分级因子对新建与居民点复垦影响差异突出,新建居民点靠近城镇、道路、河流以及分布于6°~15°缓坡的趋向明显;居民点复垦远离城镇、道路及分布于陡坡的趋势突出。利用极值法研究发现,道路0~10 m和坡度6°~15°的分级因子组合为最适宜的新建居民点区域,道路大于40 m和耕地70~10 m的分级因子组合为居民点复垦的重点区域。该研究对典型山地丘陵区的新建农村居民点选址及复垦重点区域选择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采煤影响区生态恢复技术路线研究:以古交市为例

随着煤炭经济的迅猛发展,古交市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趋严重。本文分析了古交市采煤影响区生态环境现状,根据矿区土地破坏、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等问题讨论了相应的土地复垦、生态恢复等措施,最后根据现状提出了具体的生态恢复技术路线,为古交市开展生态恢复工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并为生态恢复技术的进一步应用研究提供了思路。     

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土地整治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是各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活动的统称,其实质内容之一是从空间上对土地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我国进行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进行分类研究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曲周县位于黄淮海平原的中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村人口的集聚地,对于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论文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评价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四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长江三角洲耕地资源态势与保护对策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与环境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耕地资源锐减,而后备耕地资源却短缺,人地人粮矛盾更加尖锐,已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特点与耕地资源的变化态势,并提出了相应的耕地保护措施。首先,要严格控制非农用地,确保基本农田,其次要采用经济手段,建立保护耕地的经济机制;此外,还要     

近30年来太湖围湖利用及东太湖网围养殖动态变化研究

利用多期遥感影像从时间、空间和利用类型3个方面分析了近30 a来太湖围湖利用及东太湖网围养殖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79～2008年,太湖围湖利用面积总计达 16.004 2 km2;其中1979～2001年,太湖围湖利用面积 9.509 0 km2,年均围湖利用面积 0.432 2 km2,围湖利用的主要用途为水产养殖,鱼塘用地占该段期间围湖利用面积的5653%;2001～2008年,围湖利用面积 6.495 2 km2,年均围湖利用面积 0.927 9 km2,围堰取土用地占该段期间围湖利用面积的5228%。1979年以来,东太湖网围养殖规模逐渐增大,1979年东太湖网围养殖面积 8.343 4 km2,2001年网围养殖面积达 100.272 6 km2,占东太湖水面面积的7465%,网围养殖区域的分布逐渐从湖岸边沿处向湖心处扩展,至2006年,除主航道外,东太湖整个湖面几乎遍布网围,并呈现向西太湖扩展的趋势,随着东太湖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及太湖整治力度的加大,东太湖网围养殖面积从2006年的 105.873 2 km2 下降为2008年 92.969 1 km2,网围养殖区域的逐渐缩小及自由水域面积的逐渐增大,将真正实现太湖流域经济 资源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洞庭湖滩地围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建国以来洞庭湖区围垦利用方式及动态变化,分析了湖泊滩地浮涨,围垦利用与泥沙沉积的双重循环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湖滩地围垦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对湖滩地利用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基于PCA方法的长江口滩涂围垦区土地利用动态综合评价及驱动力

基于1987、1995、2000和2006年长江口TM、ETM遥感影像,采用“空间代时间”和主成分分析（PCA）综合评价模型的方法,对长江口奉贤不同围垦年限土地利用动态特征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利用南汇围垦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对综合评价的结果进行验证。表明：（1）围垦区土地利用程度指数随着围垦年限增加而呈线性升高趋势（〖WTBX〗R2〖WTBZ〗=0457 7）,GM（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呈现指数上升趋势并在围垦后35~40 a达到稳定态;（2）PCA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WTBX〗F〖WTBZ〗）与农耕用地正相关（水田>大棚用地>旱地>林地>园地）,与反映滨海特征类型（养殖塘>草地>开放水域>光滩）呈负相关;（3）土地利用PCA综合评价指数（〖WTBX〗F〖WTBZ〗）随围垦年限增加呈现对数增长（〖WTBX〗R2=0511 9）〖WTBZ〗并在围垦后40 a左右达到稳定态,回归分析表明〖WTBX〗F〖WTBZ〗值能很好反映土地利用程度指数（〖WTBX〗L〖WTBZ〗）和多样性指数（〖WTBX〗GM〖WTBZ〗）的变化趋势;(4)不同围垦年限土地利用动态变异驱动力：人为因素>自然因素。     

基于PSR模型的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在界定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四川省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08年四川省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394 5增加到0557 3,健康等级经历了“不健康 临界状态”的演变历程;（2）压力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长远来看,系统压力是影响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首要因素,2000~2008年系统压力和系统状态的障碍度分别以年均881%和097%的速度增加,而系统响应的障碍度以年均766%的速度下降;（4）影响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程度、地均GDP等。为了促进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程度     

苏南地区耕地质量评价与分区保护研究

耕地质量监测与评估研究是我国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撑。针对苏南地区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整合农用地分等定级、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和土壤侵蚀等相关研究资料,重构耕地综合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加权综合和聚类分析方法,根据耕地基础地力、耕地健康和耕地外部环境的空间分异和组合特征,识别优先保护、地力提升、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等耕地类型,分类讨论耕地保护与整治路径。分析表明:苏南地区现状耕地中,优质耕地占比不足65%,近30%的耕地基础地力较差,超过5%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重金属污染威胁。其中,优质耕地集中于茅山以东的太湖平原和沿江平原地区,茅山以西地区基础地力相对较差,宁镇沿江、太湖东北岸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和水土流失风险较高,需要因地制宜开展地力提升、土壤修复、水土保持和农业结构调整等治理措施,以增强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     

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response to climatic disasters in North China over the past 300?years

Climatic disaster-induced migr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land exploitation of new settlements is a crucial topic that needs to be research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migrant–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response to climatic disasters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The research us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key interlinked factors in this response involving drought/flood events, population, cropland area, farmer revolts, administrations establishment, and land reclamation policies. It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seven peaks of migrants–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were evident, most likely when frequent climatic disasters happened in North China, such as the drought–flood in 1851–1859, drought in 1875–1877, and drought 1927–1929; (2) six instances of policy transformation adopted to cope with extreme climatic events, including distinctive examples like changing to a firm policy prohibiting migration in 1740 and a subsequent lifting of that prohibition in 1860; and (3) the fast expansion of the northern agricultural boundary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is area benefited from a climate change trend from a cold period into a warm period. Altogether,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extreme climatic disasters in North China have deepen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mited land resources an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have resulted in 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Climate, policy, and reclamation constructed an organic chain of response that dominated the land use/cover change process of Northeast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