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功能区划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生态功能区划是中国在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工作,其内涵、主要功能及要求决定了其成果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具有一定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环评对生态功能区划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为中国规划环评技术的发展完善和开拓创新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环评为例,简要论证生态功能区划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地震灾后住房重建规划生态影响预测方法初探

采用半定量的方法,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规划实施强度两个方面分别研究,选取12个指标,形成指标体系,对地震灾后住房重建规划实施活动的生态影响进行预测评价,根据评价结果,为灾区重建活动提供生态环境保护建议和对策。     

玉树震后生态重建的法律思考

玉树地震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大地震。地震不仅造成当地百姓重大人身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给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给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重建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灾后重建是规划环评法面世的最好契机

近日,国家发改委宣布,由国务院30多个部门和四川省政府组成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将用5个月的时间拿出震区的重建规划。潘岳表示,灾区重建不能是简单的恢复,规划环评应该作为重建规划的基础依据,为长期减灾防灾机制的建立打好基础。     

一系列灾后重建财政政策措施正在出台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工程或将赋予稳健财政政策更“积极”的色彩。5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捐集,多渠道筹集灾后的重建资金。建立对口支援的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一万亿重建资金如何用得更有效率？

8月I2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对外全文公布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重建规划”）,向国内外征求意见和建议。“重建规划”指出,灾区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经测算约为1万亿元。     

实施灾后科学重建打造美好生态家园——访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局长田维钊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四川省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四川环保系统在逆势中奋起,在困境中抗争,在风雨中前行,在危难中作为,灾后不仅没有发生重特大次生环境污染,确保了饮用水环境和核与辐射“两个安全”,而且其他各项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有效地开展了灾后科学重建工作,着力打造美好生态新家园,为今后解决灾后重建中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启迪和借鉴。近日。记者就有关问题专访了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局长田维钊。     

露天煤矿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规划决策信息系统

在近十年露天煤矿土地复垦试验基础上，对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复垦，利用模糊分析，灰色理论，专家理论，专家模型，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设计出黄土区露天煤矿废弃地复垦决策的信息系统，并对有关原理作了概要的介绍。     

芦山地震灾区生态补偿对策研究

芦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导致了生态系统发生退化,尤其是地形条件极其复杂的山地生态系统退化更加严重。由于地震而引发的次生灾害对于山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约束因素,震后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面临威胁。因此,修复生态系统,实施生态补偿是震后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文章分析了芦山地震对灾区生态环境及自然保护区的影响,提出了震后生态补偿的思路、重难点和对策建议,以供雅安灾后生态重建借鉴。     

灾后恢复重建示范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探讨

阐明进行灾后恢复重建示范区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双重意义;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包括战略环境评价现状动态、开展本研究的可能性、机理探讨及动态仿真思路等;然后,提出了进行灾后恢复重建示范区规划环境评价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研究背景、机理、方法论及实证等。研究表明,从规划(战略)环境评价角度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示范区规划建设研究,在做好环保工作的同时,将强化灾后恢复重建示范区的防灾减灾功能,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及研究预期。     

青海玉树川西云杉树线种群结构与空间格局

青海玉树拥有典型的川西云杉树线,是开展树线种群结构与空间格局研究的理想场所。在青海玉树调查了3个受放牧干扰的川西云杉树线样地（30 m×200 m）。基于样地数据,分析了种群径级结构和更新状况;利用O-ring函数,在0—15 m尺度上,计算了种群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种群径级结构均呈增长型,但缺少≤10年树苗;树苗在0—4 m尺度上呈集群分布,在其余尺度上呈随机分布;成年树、老树主要呈随机分布。树木间空间关联主要发生在小尺度上：树苗与成年树在2—6 m为正相关,树苗与老树在9—14 m为正相关。本研究为理解藏东树线种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种内关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山地森林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三江源区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玉树县为例

三江源区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布研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下区域碳循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三江源区玉树县为研究区,在GIS的支持下,基于土样有机碳测试结果,利用Kriging插值方法得到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玉树县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西北部的隆宝滩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其周围区域土壤有机碳含量最高,达到了90 g/kg以上;玉树县结古镇、仲达乡及通天河附近为26.5~45 g/kg;巴塘乡西部、下拉秀乡西南部及周边区域集中在50~75 g/kg。玉树县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布主要受到环境因子、土壤类型及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类型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环境因子是影响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类型的影响在空间上表现不明显。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prenatal diagnosis 2: The 59 genes ACMG recommends reporting as secondary findings when sequencing postnatally should be reported when detected on fetal (and parental) sequencing

Genome sequencing is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to aid genetic diagnosis in fetuses with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detected on ultrasound examination. However, with clinical exome and genome sequencing, there is potential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reporting of incidental or secondary findings unrelated to the indication for ordering the sequencing, but of potential medical value for patient care. In the postnatal setting,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 (ACMG) has clear guidelines that state that when offering sequencing, secondary findings should be reported in 59 genes for which ACMG consider there is a clinical evidence that pathogenic variants may result in disease that might be prevented or treated, with the option to opt out of receiving this information. However, these guidelines specifically exclude prenatal sequencing. Here, we report the debate on whether or not pathogenic findings in these 59 genes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reported in the prenatal setting. Although more were in favour of reporting before the debat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nsensus from the audience. After the debate there was a swing toward not reporting, but a slim majority (55%) remained in favour, indicating that this is an area requiring further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applicable to prenatal proband and trio sequencing.     

环境监测分析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检出限、最低检出浓度、适用范围、测定范围和测定下限的阐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为分析原始记录及监测报告的完善提供依据.     

市政污泥:环境效益下的隐性资源

美国用市政污泥发酵制沼气,澳大利亚用市政污泥堆肥作覆土,日本的市政污泥被用做水泥的原料.中国的市政污泥如何处理和处置?答案不一而足,做砖、堆肥,大量的是用于填埋.专家建言,市政污泥的处理和处置应以环境效益为先,无害化处理应该被放在首位,解决和减少二次污染是当前的难点.污泥也是一种资源,合理利用是上策,但这种利用必须以环境效益为前提.     

青海东部城市群大气氨排放清单研究

为了掌握青海东部城市群内大气氨的排放来源及排放特征,搜集并整理了各排放源的活动水平数据,利用排放因子法计算了2017年青海省东部城市群大气氨排放清单.结果表明:①青海省东部城市群2017年氨排放量为44.92×103 t,排放强度为2.80 t/km2.②农业源是区域内最大的氨排放源,其中畜禽养殖和农田生态系统氨排放量分别占总排放量的81.07%和7.12%,绵羊、奶牛和肉牛的氨排放量较大.③湟中区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氨排放量较高,占总排放量的53.7%,城中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湟中区、湟源县、平安区、乐都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主要氨排放源均为畜禽养殖源.④污染源分布受地形地势影响,多沿湟水流域分布,同时也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研究显示,大气氨排放源以畜禽养殖源为主,且集中于湟中区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海南省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将社会库存、水资源足迹和污染足迹纳入生态足迹需求计算模型,改进和完善了生态足迹需求理论与方法. 依据海南省统计年鉴资料,计算并分析了海南省1952—2004年的生态足迹,揭示了海南省52年来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状况和特征.结果表明:①海南省可再生资源生态足迹占总生态足迹的绝大部分,二者呈同步增长态势,但距离在加大;②海南省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主要集中于海洋、耕地和能源用地,对草地、林地、淡水水域和建设用地的利用强度相对较小,对水资源的利用强度明显减少;③海南省万元GDP生态足迹呈下降趋势,资源利用效益逐步提高. 海南省生态足迹动态变化的原因包括:①海南省生态足迹的变化是海南省经济生产和消费结构变化的结果,经济和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的大量消耗,是造成生态足迹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②海南省经济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农业,农业问题是海南省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③海南省对耕地、林地和水资源的利用逐步下降,近几年对水域特别是海洋动物性食品的需求急剧增加,这是居民收入水平上涨的结果。      

青海省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构建了青海省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函数,测算2009—2018年青海省及州市的耦合度、综合发展值和耦合协调度,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在时序演变方面,2009年青海省生态-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为中度失调,经过2010年和2011年这两年的整改,协调发展状况稳步上升,并于2018年实现优质协调;在空间分布方面,2010年青海省呈现高耦合协调水平往中部聚集,低耦合协调水平往东西转移的情况。2017年稳定为东部高协调水平聚集,并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近10年来青海省整体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然是阻碍青海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需要东部带西部,协调东西部发展。     

青海省因草地生态破坏造成土壤流失的经济损失核算

基于核算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的需要,提出了草地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的概念,并在草地覆盖率生态遥感测量的基础上,建立了草地土壤流失经济损失的综合估算方法.利用该方法对2006年青海省草地土壤流失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青海省2006年草地土壤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85.2亿元,平均4.59万元/km2.     

云南森林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分析

本文介绍了云南省森林资源状况因其遭到破坏而造成的危害，并分别用影 子工程法，替代市场法和土地价值法等基础方法对云南省森林破坏的泥沙流失损失，伴随土壤流失的氮素损失和林业产值补偿损失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