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众参与的再认识

对参与模式的再认识公民参与环境管理不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是否重视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公众参与对象的层次结构,参与行为可分为上行公众参与和下行公众参与两个指向。例如城乡居民通过缴纳环境税     

潘岳与环保NGO共商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环保机制

公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实现形式,体现着依法治国的本质。于环境文化而言,公众参与与否及其参与程度,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环境意识的发育程度,也体现这个民族的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状况。2005年12月8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召开的"环境文化与公众参与"座谈会上,提出了一整套公众参与环保的工作思路。为飨读者,我们摘选了潘岳同志训话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会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和高校环保社团负责人的发言,并同题配发了中国著名学者的环保思考,以及美国、菲律宾等国公众参与环保的方法途径,以期为公众参与我国的环保事业献计献策。     

民间视角下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

在中国,公众参与原则的实现依托于三条主线:环保民间组织的涌现和行动,执政管理者的改革,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支持下的自发环境行动。其中,前两条主线在公众参与上的推进有时会出现因素"错配"的尬尴。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段依托新媒体平台兴起的公民自发环境行动,则打开了新的环境公众参与篇章,也给环保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在推进公众参与上提出了新的要求。     

民间视角下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

在中国,公众参与原则的实现依托于三条主线：环保民间组织的涌现和行动,执政管理者的改革,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支持下的自发环境行动。其中,前两条主线在公众参与上的推进有时会出现因素“错配”的尬尴。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段依托新媒体平台兴起的公民自发环境行动,则打开了新的环境公众参与篇章,也给环保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在推进公众参与上提出了新的要求。     

依靠群众铸造环境文化地域品牌——浙江、四川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侧记

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历来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一样离不开群众参与。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是环境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属性之一。新中国开展环保工作30年来,为激励、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环境文化,各级环保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国各地也涌现了无数公众参与的杰出典型。下面两则关于浙江、四川两省公众参与环保的有益启示,是环保系统走群众路线的浪花之一束。愿这朵朵束束的晶莹浪花,汇成我们公众参与环保的文化之海……     

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基于阶梯理论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公众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和丰富。为考察不同类型公众参与方式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差异,本文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选取四类公众参与方式和四类污染物,结合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横向比较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公众环境来访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效果优于环境信息公开和环保网络舆论,而政协提案、人大议案的积极效应尚不显著。纵向比较不同类型的污染物治理效果,公众参与能显著促进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对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效果的影响次之,而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较不理想。建议政府进一步优化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并重视公众层面的环境诉求,建立公众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良好互动机制,同时鼓励公众通过新媒体渠道参与环境治理。     

为什么环境容易成为社会问题

正随着我国环境形势的日益恶化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公众要求参与环境决策过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近年来,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获得了很大的进展。毫不夸张地说,环境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已经处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领先水平。然而,相对于中国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和公众的心理期待而言,目前的公众参与水平显然无法令人满意,此起彼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以及层出不穷的制度外抗争就是一个明证。本文将通过对近年来一些较有     

我国环保NGO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环保NGO的活动与公众在参与中提高生态文明意识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公众在参与活动过程中,也深化了对环境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重要意义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提高了生态文明意识。     

这里的公众参与是这样实现的

正也许许多中国人不了解,公众参与环保,这个近两年骤然普及的概念,其实在中国不只是火在官员报告中和媒体报道中,而是已经在一些人居环境中得到落实。最近,记者就分别采访到了一些公众参与环保的成功范例。这些成功范例既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公众参与环保的形式也各有不同。但记者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当公众得到信任时,当公众获得权利时,他们比任何人都会热爱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云南老君山:带农民走出去,让农民看到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调查与对策——以长沙为例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通过对长沙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以及不同职业市民的问卷调查,了解了长沙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状.调查结果既显示了长沙市民较强的环保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公众参与不足的实际情况.通过深入分析影响公众参与的主要因素,结合国内外公众参与先进经验及多年从事环保工作的经历,提出了...     

谈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要保护好我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在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强有力的政府环境、健全的环保法制环境、高尚的思想道德环境、强劲的新闻舆论环境、先进的文化环境、适度的人口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强公众参与问题。公众参与已成为当前环保战线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是环保事业的重要课题。     

论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中的若干问题

本文针对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指出公众参与是业主和相关人群双赢的重要举措，公众充分知情是搞好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合理的样本结构和适度的样本空间是公众参与结论客观性的重要保证。     

移动通信基站项目EIA公众参与工作实施方法

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在环境保护中,任何公民都享有保护环境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都应积极自觉地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前言近年来,由于移动通信事业的迅速发展,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越来越多,由于其建设范围广、建设周期短和公众认知存在误区等原因,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往往存在公众参与度较低、公开信息量不足等问题,导致其环境影响评价阶段的公众参与效能低下,项目建成后环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工业园

发展循环经济是削减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鲁北化工集团采取因地制宜,创新思维,公众参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建生态工业园的成功经验表明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模式的深度反思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成为提升环保效率的重要方向,虽然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化建设已经推行10年之久,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模式的局限,导致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细化、规范性严重不足,加之公众环境意识不足,所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仍然形式重于实质。本文分析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两种主要模式,探讨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剖析了决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效果的主要因素,最后对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要旨进行了建构。     

刍议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信息公开是公民环境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环境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公众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当下,唯有充分发挥和实现政府的环境责任,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和获得行政司法救济,才能避免环境群体事件的发生,有效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和社会稳定。     

刘晓光:以商业的模式参与环保

企业家能否也为环保事业做些工作,这在中国是一个较新的课题,西方国家如英国等已相继出现了社会企业家,他们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企业也兼有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的性质。中国的某些企业家对此也已经开始有了觉醒、认识和行动。本期“公众参与”让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一课题。     

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

一、什么是公众参与所谓公众,指的是政府为之服务的主体群众;所谓公众参与,指的是群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权利。我们提倡公众参与,是因为中国发展观与执政观的伟大进步,是因为中国民主法制与政治文明的逐步成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政府追求的是公共事务的综合发展成果,     

浅谈环境保护中的儿童参与

在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公众参与的观念己逐渐深入人心。在这方面,除了成人外,儿童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儿童越来越被认为是公众参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只有通过直接参与,儿童才能对环境产生真正的爱心,才能形成对参与的胜任感和责任感。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属性及制度模块构建

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公众的有效参与,环境执法权得到监督;有序是公众参与制度的自然属性,有序才能使参与变得顺畅;利益均衡是公众参与制度的价值准则,环境矛盾最终体现为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争,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佳手段是寻找利益均衡点;政府居于环境执法的主导地位,同时发挥指导、引导、疏导公众和企业的作用;多重沟通平台是公众参与制度的效率保证,政府、企业、公众在执法前后的多重沟通,才能达到参与的最终目标。与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相对应的是制度模块建设,如监督制度、程序制度、纠纷调处制度、润性执法制度以及沟通制度等。这些制度既能准确反映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又能完成制度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