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

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以灾害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中国农村水贫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4个子系统共44个指标组成。对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进行测算的情况下,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风险得分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为降低水贫困风险状况,实现子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寻找方向。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水贫困风险的空间分布状况,利用有序聚类,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将农村水贫困状况分为3类:高度风险水贫困、中度风险水贫困、低度风险水贫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属于中高度风险水贫困状况,低度风险水贫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完善,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小,但应积极协调各系统综合发展,降低子系统灾害风险,实现农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基于安徽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农业生产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地区由于本身的抗灾救灾能力弱．受到的自然灾害影响也更加严重。甚至会导致贫困的发生。目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定性地研究过农业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但是缺乏定量的分析。本文旨在弥补以前定量研究的空白，选择安徽省的59个县（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量负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文章的最后．依据实证结果对正确认识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构建农村自然灾害舫御体系．增强贫困地区农民的抗灾能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水足迹理论的安徽省水资源评价

以安徽省2011年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基于水足迹理论,计算了该省2010年水足迹,并对水资源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2010年安徽省总的水足迹为728.98亿m3,人均水足迹为1 067.79m3/人,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为631.44m3/人,水资源的消耗已明显超出其水资源可利用量,处于不可持续利用状态;(2)安徽省水足迹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占全省水足迹总量的99.49%;(3)此外,安徽省万元GDP水足迹值相对较高,反映了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现实状况。因此,可以通过优化农业生产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开发利用过境水来实现安徽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结果可为全省水资源科学利用和管理提供有利的参考。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中国居民虚拟水消费研究

居民在消费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即在消费隐含其中的虚拟水,并且虚拟水的消费量远大于实物形态的水的消耗。不同消费模式对水资源的需求差异很大。文章借助投入产出方法计算了2002年中国各省及城乡居民的虚拟水消费情况,并分析了造成虚拟水消费差距的原因。结果表明,人均虚拟水消费量省际间及城乡间差异显著,基本是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城镇高于农村;每万元消费的虚拟水含量省际间及城乡间也有所不同,基本是欠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农村高于城镇。分析认为,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研究

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研究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2000年至2010年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并通过运用熵值法揭示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结果表明:①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前者包括地形地貌因子和气候变化因子,后者包括人口与生活因子、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②除地形地貌因子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及其缓慢演化特点未予分析外,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因子总体上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影响较小;由于生活垃圾排放量增加人口与生活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资物资的依赖性降低以及工业清洁生产的倡导,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③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从2000年至2004年基本保持在相同水平,而尽管在2005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存在滞后效应,直到2006年出现拐点。从2007年开始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开始显著提升,同时,随着两型社会建设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批准,两型社会建设效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且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可见,试点区两型社会建设成效已经显现,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力度,同时有效保持对农资污染和工业污染的控制。     

基于不同尺度的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分析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可为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分区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湘鄂赣地区550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从市域、县域两个尺度探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具有分布广泛、局部集中的特征,分布形态呈集聚型,且县域尺度的集聚特征比市域尺度更明显;江汉-洞庭湖平原为低低集聚区域,传统村落分布稀疏。在两个尺度上,传统村落数量均与平均海拔、年均降雨量呈正相关,与河流密度、年均气温、公路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平均海拔、公路密度在市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年均气温、年均降雨量、人均GDP在县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自然地理因素是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形成的环境基础,并通过影响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     

农产品贸易中虚拟水流的驱动因素研究

经济发展中的虚拟水贸易实施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与制约。在回顾当前虚拟水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自然、经济、社会、生态、技术和政策六个维度系统分析了以农产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水贸易实施的影响因素,进而收集32个典型的虚拟水贸易实施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利用多元逐步回归的方法,以虚拟水对外依赖程度为因变量,对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根据实证结果从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贡献的角度解释了国内学者研究得出的我国区际间农产品虚拟水的流动格局。研究表明:耕地资源及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调适能力是虚拟水进口的正向驱动因素,而农业用水效率则是虚拟水进口的逆向驱动因素。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基于空间自相关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格局与特征研究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口重要空间聚集区,其空间布局、演变特征受历史、自然、社会、经济、传统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科学识别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分布形态,并揭示其内在的变化规律和驱动因素,对促进农村居民点科学规划、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空间布局优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都江堰市2005和2012年两期遥感影像提取农村居民点、城镇、道路、河流等矢量数据,借助RS、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研究都江堰市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过程、格局和特征,并引入空间自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不同环境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都江堰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密度值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状态,但局部的空间异质性在增强;(2)密度的高值集群主要集中分布在都江堰市东南部沙西线沿线以及南部成青快速通道一线,并且有进一步沿道路延线纵深扩张的趋势,而密度的低值集群由于受地形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变化不大,主要位于龙门山沿线的乡镇;(3)2005~2012年,地形位指数每增加1%,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密度减少0.505%,而距城镇、河流和道路的距离每增加1%,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密度分别增加0.124%、0.144%、0.006%;(4)不同环境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大小为:地形影响城镇辐射影响河流影响道路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都在不断地增强。该研究以期为今后同类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借鉴,为农村居民点动态变化监测、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新农村规划等提供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支撑。     

社会产品价格对水价的敏感性——基于虚拟水贸易框架的分析

虚拟水贸易是缺水地区从社会经济系统层面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一种策略选择,但由于长期的低水价,致使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经济模式与虚拟水贸易战略的预期相悖.文章基于水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虚拟水贸易理论框架下的水价敏感性模型,分析水价上涨对各产业产品价格带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区域水价提升对各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不仅在于该产业直接用水成本的上升,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其他产业成本上升带来的间接影响,并且这两种影响作用是累加的.宁夏数据的实证得出,水价上涨对农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最为强烈,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次之,对服务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最弱.因此,可通过制定合理的水价调整策略,激励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区实施虚拟水贸易战略,避免过分强调传统的重农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实现有限水资源更为合理的利用模式,达到经济发展与水生态的和谐局面.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

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测量水生态文明,指导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综述国内水生态文明评价研究文献基础上,按水生态、水经济和水社会三大系统,从水生态、水工程、水经济、水管理和水文化等方面筛选了18项指标构建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平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长沙、杭州、成都和贵阳的城市水生态文明综合得分靠前,上海、南京得分较低,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状况划分为5个等级,以体现不同城市水生态文明的差异性,并按空间格局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水生态文明程度。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基于灰水足迹的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建立基于水污染的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模型是当前生态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通过核算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6～2015年的灰水足迹,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省际水资源生态补偿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省际水资源生态横向补偿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2007～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总灰水足迹基本维持不变,且农业灰水足迹始终占最大比重;(2)从灰水足迹负荷指数看,下游省份负荷较高,上中游负荷相对较低;(3)从生态补偿横向支付情况看,上海、江苏、安徽、湖北一直为水资源生态补偿支付地区,而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一直为水资源生态受偿区域。     

基于水足迹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研究

流域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其系统的整体性以及资源外部性等特征要求各相关区域应共同承担环境保护.如何衡量各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环保投入的关系,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已成为流域管理研究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运用水足迹理论和方法,界定流域水足迹内涵,通过反映流域沿岸各区域水生态服务耗费情况判断分析水生态系统安全状态,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流程及不同情况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从而客观、准确地量化流域生态补偿额度,为管理者正确分析和解决流域各区域间利益冲突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与支持.同时本文以碧流河为案例,收集并分析了2002-2006年间碧流河沿岸各行政区水足迹和环保投入情况,理清各区域生态系统状态及相互关系,计算补偿标准,进而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市场导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措施是政府补偿机制下的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措施,市场导向的补偿措施之一是构建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尚未建立。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构建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探讨对中国现阶段以政府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补充。本文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三阶段改革内容基础上,结合水污染排放特征,构建了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基于考察流域内上、下游排污企业进行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在动因,从理论层面分析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表明,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样可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水污染排放上限、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保障体系、法律基础等;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充,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机制有效补充"的协同模式;上游地区企业获得的生态补偿主要源于分配得到的水排污权,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上游地区污染减排。最后,本文提出水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制定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界定排放权的所有权和可交易性质;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位仅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决不能忽视政府补偿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水排污权交易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内部,而应该分流域建立水排污权交易,从而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需兼顾补偿与惩罚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污染减排。     

基于模糊聚类的中国分省碳排放初步研究

探索低碳发展的道路,既要注意到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也要考虑模式的适应性.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CO2的排放总量就不断上涨.但是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以及环境状况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沿海与内陆、东中西部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差异较大,因此在实施低碳发展时,必须考虑影响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差异,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减排策略.本文从环境经济学角度出发,基于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利用Kaya模型研究分析例如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量,并将此三项指标作为模糊聚类指标,将中国按碳排放驱动因素分为4大区域,并针对各区域提出实现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最后,本文对应用该方法将中国按照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区划的优点与不足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的驱动因素解释——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

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已成为土地资源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地区差异的贡献率。研究表明:(1)耕地保留量、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生态压力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经济发展速度、人口城镇化速度、政府财政赤字、政府政策执行力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耕地保有量、生态压力两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影响不显著;(2)政府财政赤字、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政府政策执行力等3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的贡献率最大。为此,应从资源约束、生态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土地效率等多方面入手以破解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智慧治水、公众参与对水环境治理影响研究——基于浙江“五水共治”的调查

智慧治水是一种“智慧+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由于公众参与缺失,智慧治水服务与社会公众诉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未达到水环境治理的预期效果,公众参与意愿与实际行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基于浙江“五水共治”的社会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从个人、家庭、职业和社区四个行为环境特征,实证分析了智慧治水背景下的社会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通过智慧治水和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来全面实现水环境智慧治理的共享机制。结果表明：(1)公众文化程度越高,对智慧治水信息化平台建设支持率越高,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也会越强烈,公众参与度也会增加;(2)家庭用水依赖度、家庭信息服务消费指数对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影响成正比,而家庭居住环境与公众参与意愿却成反比;(3)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等网络化程度更高的职业是公众参与智慧治水的主要社会力量;(4)社区经济水平与公众参与成反比,社区智慧治水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大,但实际参与行为并不明显。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主导的智慧治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加大政府激励政策,努力开发公众参与意愿,全面推进智慧治水平台建设...     

基于水功能区纳污能力的攀枝花限制排污总量研究

实施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控制陆域范围污染物排放总量,是保障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的根本途径。针对现有水功能区划分及管理偏重考虑水体自然属性和完整性,缺乏与行政区划、陆域污染源分布的衔接,提出以水功能区划分成果为基础,综合考虑自然水系、行政区划、污染源分布情况的陆域控制单元划分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GIS空间分析建立水功能区与陆域控制单元的响应关系,制定基于水功能区纳污能力的陆域污染物限制排放总量方案。以攀枝花市河段为例,将攀枝花市划分为15个控制单元,19个控制子单元进行限制排污总量计算及分配,攀枝花全市COD、氨氮限制排放总量分别为17 437.6 t/a、1 866.0 t/a,与攀枝花市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成果基本一致。     

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不同省份农村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其养老脆弱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农村养老脆弱性的省际差异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识别是提升养老保障政策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关键。文章基于2014年全国农村地区公开数据,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维度构建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指数进行了测算,借助Arc GIS自然断点法将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划分为5个等级并对其省际差异进行空间可视化描述,在此基础上,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养老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总体上处于中等区,但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差异、区域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2不同省份农村地区养老敏感性和养老应对能力的差异较大,且对养老脆弱性的形成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总体上,东部省份农村养老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省份;3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省际差异的形成受到老年抚养比、国家级贫困县数量、低保中老年人占比、农作物受灾面积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章认为,在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化中西部省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成为降低农村养老脆弱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