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VM的武进港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境价值支付/受偿意愿评估

引入了目前环境价值评估领域运用广泛的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武进港小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居民的支付/受偿意愿（WTP/WAP）进行调查研究。305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1）64%的受访者有支付意愿,用中位值法和平均支付意愿法计算得出武进区居民的支付意愿为40~555元/年,武进区2010年人口为1003万余人,居民的总支付意愿范围是4 012~5 56665万元/年,支付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相关关系;（2）62%的受访者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3462元/年,约为支付意愿的63倍,受偿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职业存在负的弱相关性。对造成WTP与WTA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综合考虑评估结果,对武进港流域的水环境改善提出建议,促进决策者更好的平衡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     

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经济价值评估——以安徽省九华山风景区为例

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中支付卡式(PC)和二分式(DC)两种问卷,对九华山风景区游客保护古树名木的支付意愿进行研究,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838%的游客认为应该对古树名木进行保护,仅有302%对保护现状满意。支付卡式问卷调查结果为808元/(人·月),二分式问卷调查结果为954元/(人·月);按2010年游客接待量401万人次计算,2010年游客对九华山风景区古树名木保护的总支付意愿分别为1500×108元和4589×108元。影响支付卡式问卷支付意愿值的主要指标是年龄、个人年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的相关性;影响二分式问卷支付意愿的主要指标是个人年收入。支付卡式问卷和二分式问卷支付意愿均与第一次调查结果无显著差异,PC1和PC2、DC1和DC2支付意愿值相差分别为062和173元,两次结果重现性良好,对本次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给予了保证     

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

农地保护外部效益的货币化计量可为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制定及实施农地生态保护政策,探寻农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均衡点提供理论及决策依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表明：①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受访居民已意识到农地外部效益的存在,8550%的受访居民对农地有正的支付意愿;受访居民的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老年人口、参加工作人口)、经济状况(土地面积、月生活开支、职业)等特征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②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年均总支付意愿达2805×108元,折合单位农地的保护效益为48 658元/hm2;区内现有农地目前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外部效益约1 24682×108元,具有无法忽略的重要地位。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研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经济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总生态效益约88.16亿元/a,其中涵养水源效益为31.77亿元;水土保持效益为17.85亿元;固碳制氧效益为3.41亿元;净化环境效益为7.56亿元;调节区域气候效益为5.32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22.25亿元.本研究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上海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加入计划行为理论，以303个上海居民样本的抽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搭建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整合模型，利用AMOS结构方程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技术接受因素（信息交流、感知有用性）和计划行为因素（使用态度、行为倾向）两类；行为倾向和感知有用性是居民产生并提高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居民对绿色技术产品的使用态度无法促使其进一步提高支付意愿，居民间信息交流对其使用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架构绿色技术产品的信息交流渠道，催生城市居民绿色行动力；切实夯实绿色发展观的社会基础，沟通绿色战略与民生民心民意相通；提高居民绿色认知和绿色认同水平，强化居民绿色支付意愿的内动力。     

基于WTA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实现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平合理的湿地保护局面的形成,对鄱阳湖湿地周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基于禁渔期、保护候鸟和封洲禁牧等保护措施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表明：（1）鄱阳湖周边农户的家庭收入与湿地紧密相关,湖区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认知和生态保护意识;（2）193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比例高达881%,农户户均生态补偿意愿为3399元/(a·户),由此估算出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额约为每年582亿元;（3）Tobit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偿意愿受年龄、生态效益的认知及生态保护态度的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提高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湖区农户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是解决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研究

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有利于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湿地资源。在理解湿地管理决策机制的基础上,用CVM法对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进行了评估;利用415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探讨了长沙市居民对于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的支付意愿;调查数据主要来自长沙市五区。研究表明：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支付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被访者的社会经济特性、被访者对湿地的了解程度、被访者在湿地的休闲时间、湿地的距离远近等;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为0437 6亿元/a,其中存在价值为0253 8亿元/a,遗产价值为0096 3亿元/a,选择价值为0087 5亿元/a。所计算出的非使用价值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环境意识将随之增强,对于湿地生态资源的支付意愿也将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以北京市居民为例

本文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了北京市居民对大气细颗粒物(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状况、行为选择及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182.5%的居民认为北京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52.4%的居民知道雾霾天气是由PM2.5引起的并认为其会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影响,9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2在降低风险的行为中,能够节省生活成本、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得到了最积极的响应,而会降低居民生活舒适性和增加生活成本的行为支持率相对较低。3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39.82元/月。而且,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因素,都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长江中游平原湖区中小型谷物干燥机的CVM研究

采用了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采取入户调查方式,随机抽样调查了湖北、湖南两省5地区的350户农户,对中小型小麦油菜干燥机这一设施的现状、支付意愿、需求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012年小麦和油菜收获时降雨以中到大雨为主,持续5 d及以上时间所占比例分别为715%和583%;小麦和油菜损失10%~50%所占比例分别为376%和518%;03%的农户对干燥机有所了解,821%的农户没有购买意愿,837%的农户可以承受的价格在每台800元以下;支付意愿与受访农户年龄呈显著负相关（p=-0013）,与其所处调查区域（p=0000）、文化程度（p=0010）、收入来源（p=0009）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谷物干燥机在长江中游平原湖区推广仍面临诸多困难。文章建议政府应通过提高农户对干燥机的认识度,降低其购买及运行成本,提高农户文化素质、农机购买补贴等多方面的措施来改善农户对干燥机的需求     

基于CVM的荆州市稻田生态系统的景观休闲旅游价值评价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调查了荆州市居民对稻田生态系统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认知程度和支付意愿,对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支付意愿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并对荆州市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价值进行了货币化评估。结果表明,居民对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认知程度很低,对其十分了解的仅占3.5%,并且更侧重于旅游这一目的,达到61.1%。同时,78.7%的受访者认为稻田景观休闲旅游是赋有乡愁情感的。对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诸多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文化程度（P=0.000）和月收入（P=0.004）呈极显著正相关。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文化程度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较大。按人均支付意愿计算,荆州市稻田生态系统景观休闲旅游的总价值约为4.43亿元     

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水质改良非市场价值评估——以滇池为例

非市场价值的评估是水质改良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或水生态破坏补偿决策必须考虑的难题。以滇池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昆明市居民对滇池水污染的认识及对水质改良的选择数据,利用离散选择模型估计了滇池水质改良的非市场价值。结果表明,多数居民对水污染有较好的认识,居民选择水质改良的概率与家庭收入、目标水质、对生态影响的认识等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与水质改良的附加费、家中是否有小孩及在当地居住时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居民户对四类水和三类水水质的支付意愿分别为42元/月和91元/月,或504元/a和1092元/a,分别占家庭年平均收入的011%和023%;算得滇池目前的水质改良到IV类和III类的非市场价值分别是6 91996万元/a和14 99324万元/a。可见,离散选择模型法通过对复杂的取舍关系进行分析,能在考虑多因素的基础上估算出水质改良的非市场价值,所得的信息可为水质改良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流域生态补偿社会资本模拟

为探寻在社会资本变化(社会信任、社会规则、社会网络)的情况下,个人决策变动对流域水环境和生态保护支付力度的影响,选择永定河上游册田水库保护区(山西省大同市)、官厅水库保护区(河北省张家口市)作为典型区,针对3种不同情景(基于国家-1、基于市场-2、基于居民区-3)对民众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量(国家税收、旅游收入、社区民众纳税)进行研究。民众积极接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支付额度变化范围为55-68元/月;民众对拒绝生态保护的支付区间为35-46元/月。在具有保护体制的生态补偿支付案例中,边际影响值是0.29,表明在支付意愿的实施过程中,具有生态保护知识区域的支付意愿比例比其余地区高29%。在第1种情景中,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大,性别在第1,3种情景中的作用较为显著,而年龄在3种情景中的作用较小。年龄在情景1和情景3中是积极的影响因素,教育在情景1和情景2中也是积极的影响因素。册田水库流域民众的生态保护支付意愿较高。从负面社会资本的影响层面考虑,在第1种情景下,被调查者虽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但支付意愿水平却较低。社会规则、社会信任机制对个人的支付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基于WTP的社会因素影响程度模拟方法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并且区域空间经济社会数据分析的不精确性以及研究对象影响程度划分的局限性,研究结果的精度尚且不高,难以准确体现区域的差异性。     

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研究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建立和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决策依据。在随机效用理论框架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了心理距离、心理所有权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引入区位和类别虚拟变量对比分析了异质性支付意愿产生的原因。通过对赣江流域593份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感觉河流离自己越远,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低;居民对河流的心理所有权越强烈,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高;对水质满意度较低、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高是下游居民支付意愿偏高的主要原因;与赣江的心理距离较远,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低是抗议性响应群体支付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在于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生态补偿制度时应该重视居民支付决策的心理机制,因人因地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从心理上缩短人与河流的距离,提升居民对河流的占有感,都有助于提高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     

澳门改善固体废弃物管理的总经济价值评估

针对目前澳门固体废弃物管理存在的问题,应用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以居民支付意愿的方式研究了实施垃圾减量化策略的固体废弃物管理方案在澳门的总经济价值。结果表明,80.56%的居民对该固体废弃物管理方案存在支付意愿,其平均支付意愿为每人每月19.50MOP,将这一结果推广到面上,得到澳门改善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年总经济价值为8.45×107MOP,影响澳门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澳门居民的固体废弃物管理意识、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总收入等。     

川西北民族地区保护区建设与生态移民问题研究

四川省西北部地区是以藏羌民族集居为主的民族地区,也是四川省的生态资源中心。区域内自然保护区数量多、密度大,民族文化浓郁,经济发展落后,居民城市化率低。由于早期建立保护区指导思想的制约,现已建立的多数保护区的规划缺乏系统科学性,依然存在来自区域内部居民和外部经济活动对其的破坏。研究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     

基于问卷调查的上海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研究

上海近年来以O₃和PM_2.5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合理评估大气环境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对于环境政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上海500位居民开展了关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居民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较高，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全市在购买和使用空气净化器和防雾霾口罩方面的开支约为23亿元/a；在所有受访者中，有56%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有支付意愿，且收入、学历和患病程度与愿意支付的概率呈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从支付金额来看，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对于减少一天雾霾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4元/户，推算至2016年全市整体的支付意愿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学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患相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防护意识与支付金额大小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进一步比较上海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成本和居民支付意愿，从全社会成本角度，进一步开展污染减排具有成本有效性。     

上海市居民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研究

绿色电力在具有环保属性的同时,生产成本也远高于火力发电,因而其市场价格要高于传统火电。在面对电力市场改革的政策背景下,需求侧对绿色电力环境属性的额外支付意愿是绿色电力保持市场竞争力、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上海是中国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对上海市绿色电力发展的研究将为未来中国绿色电力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本研究使用双边界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了上海市居民对绿色电力环境属性的额外支付意愿,并分析了影响该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上海市居民对于绿色电力的支付意愿受到被访者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对环境的敏感性等因素的影响;年龄较低、收入水平较高、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对绿色电力的额外支付意愿较高,相比于自有住房居民,租住用户的支付意愿相对较低;居住在较为老旧住房的被访者对绿色电力的额外支付意愿相对较高,该支付意愿也将随着被访者对上海市电价水平以及环境情况了解程度的加深而增高。进一步,根据本文对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的测算结果,结合2016年居民部门用电总量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本文测得2016年居民部门的额外支付意愿能够给予绿色电力约3.34亿元的支持。本文认为,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绿色能源的发展空间仍非常巨大,居民部门为代表的需求侧将成为促进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应该充分发挥需求侧的作用,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能源的发展。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人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非使用价值的评估

介绍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人工湿地的基本概况,论述了该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服务功能,指出对其美学欣赏、休闲娱乐和科研教育等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采用意愿调查评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评估了其非使用价值。通过问卷设计、预调查、正式调查、问卷分析,得出支付意愿均值为16023元/（户〖DK1〗·年）;通过进入法(Enter Regression)、逐步分析法(Stepwise Regression)以及部分变量对数化后的逐步分析法等3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式,探讨了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得出最优的回归模型证明对人工湿地越了解、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受访者支付意愿就越高。最后,通过选择合理的背景人数,得出在未来20 a内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人工湿地的平均总支付意愿为 12336.56 万元/年,总净现值为 189042.97、161427.85 和 139842.25 万元(折现率分别为3%、5%和7%)。〖     

防霾还是治霾:居民行为选择及意愿研究

本文从提高居民环境参与意识出发,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对于PM_(2.5)的认知情况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借助意愿评价法(CVM)、二元选择模型和排序选择模型,建立了居民为降低PM_(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愿意和支付金额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表明,在居民做出的降低PM_(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中,保护性行为的受影响程度最高;同时,年龄、学历、健康状况、年收入等因素对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有显著影响。     

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中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旨在用统计的方法 ,分析影响北京市居民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 ,其次是年龄、家庭人口数和教育水平。其中 ,收入和教育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为正 ,年龄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为负。对调查范围内八个行政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均值比较显示 ,这八个区居民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结论是 ,提高收入水平和环境意识水平 ,是提高公众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