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和分析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考察"无废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无废城市"发展状况在空间上呈东、中、西部递减趋势;在时间上东部区域呈下滑趋势,中、西部地区总体呈倒"U"型趋势。(2)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较微弱;资源依赖性显著抑制了省域"无废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能显著改善省域"无废城市"的发展水平;随着环境政策约束的强化,社区环境管理能力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无废城市"发展的影响从不显著转为促进作用。     

中国“十二五”期间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差异与驱动机制研究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SE-DEA)模型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中国"十二五"期间环境规制效率的时空差异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环境规制综合效率平均值在0.86～1.16范围内波动,产生波动的原因主要是投入的环境保护资源被利用的程度不同。(2)"十二五"时期,中国环境规制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空间差异,东部地区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的影响,中部地区综合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规律性。(3)"十二五"时期,在环境规制综合效率层面,政府干预程度是调节中国环境外部性的正向驱动机制,环境治理投资程度和开放程度则为负向驱动机制。     

中国典型区域含电力消费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是实现碳减排路径的重要工具,目前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研究主要针对直接碳排放,忽略了区域间碳转移问题,尤其是电力消费引起的碳排放转移。为保障区域碳排放责任公平,促进各区域均衡发展,构建了一种面向区域公平发展的混合碳排放估算方法,并以北京市、广东省、山西省、河南省为典型案例,分别测算了4区域1995—2013年包含电力消费的碳排放。在此基础上,运用对数平均分解指数(LMDI)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能源效率、能源结构及电力结构对各省市碳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效率分别是各区域碳排放增长的最大拉动因素及最大抑制因素,其余因素影响并不明显,且区域不同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省际能源利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系统的时空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0—2017年省际能源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能源利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3E)系统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三元系统耦合协调模型与灰色GM(1,1)预测模型分析中国3E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布局及动态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能源效率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2000—2014年由0.564降至0.422,2014—2017年由0.422升至0.440,呈东部、中部、西部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2)研究期内中国3E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483升至0.672,三大区域差异明显,呈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周边省份发展的时空规律;(3)预测结果表明2018—2022年各省3E系统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     

基于环境规制中国对“一带一路”火电投资实证分析

以火电行业为例,通过201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4国的面板数据回归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探究基于环境规制条件下,各因素对中国火电对外投资的拉动差异,判别不同国别对中国火电投资主要吸引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火电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环境规制因素具有重要但非决定性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火电投资的吸纳能力存在差异,可划分为8大类型驱动因素(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资源能源禀赋、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差异、地理距离)。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能源消费CO_2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估算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84—2013年共30 a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能源消费CO_2排放进行了实证分析,构造了包含FDI以及CO_2排放的规模、结构、技术和政策效应的联立方程。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地增加了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CO_2排放量,其系数分别为0.584和0.058;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则有效地降低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CO_2排放量,系数分别为-0.559和-0.581。总效应系数为-0.498。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FDI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能使中国CO_2排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中国目前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的左侧,节能减排更应该在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上下功夫。     

中国西部地区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Tobit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DEA核算期(2003—2010年)内,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与中国平均水平相近,且均远高于东部地区;2003—2010年,西部地区全部处于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省份只有广西和贵州,而其他省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纯技术无效或规模无效现象,这些省区不仅存在环保投资资金管理和经营水平上的非有效性,而且其环境治理投入规模也存在非合理性;对环境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Tobit回归分析后发现,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环境投资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贸易程度、政府规制和公民环保意识与环境投资效率则存在负相关关系。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环境效应监测指标体系研究

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了严重的农田面源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重大问题,推广使用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已经成为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规避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可能产生的二次环境与生态问题,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环境效应监测指标体系框架。具体构建了5类典型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有机肥替代化肥、测土配方精准施肥、调优施肥结构、生物防治病虫害、物理防控病虫害)在田块尺度上的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环境效应监测指标体系,并且扩展到区域尺度上,以指导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的筛选和应用。     

江苏省碳排放影响驱动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省份之一,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出的计算方法(简称IPCC法),计算了该省1996—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并以此为因变量,选取了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人均GDP,城市化率,土地变化等人口和经济因素作为碳排放的影响因子,基于改进的可拓展、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STIRPAT)模型分析了不同因素对江苏省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人均GDP,城市化率,建设用地总量,能源消费总量每上升1%,分别会引起碳排放总量增加0.131%、0.248%、0.290%、2.198%、0.530%。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能源消费水平、城市化水平依次是影响江苏省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应以主要影响因素为突破口,协同次要因素,采取合理的措施来降低碳排放量。     

中国建筑业生态经济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建筑业的生态经济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对建筑业生态经济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7—2018年中国各省份间建筑业生态经济效率存在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可显著提高建筑业生态经济效率;提高技术发展水平、优化建筑业产业结构、转型发展装配式建筑和贯彻实施绿色建筑理念对于提高中国建筑业生态经济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一证式”管理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创新

从污染源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管理的角度出发,创新提出了"一证式"管理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探讨了其内涵和功能定位,并从许可内容、制度整合、流程再造、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证式"管理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构建重点。     

基于“美丽海湾”建设的“三线一单”编制实践--以儋州市环新英湾地区为例

编制“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础。以儋州市为研究对象,衔接“美丽海湾”建设需求,从“三水”(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协同角度提出解决儋州市重点海湾环新英湾地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态分区管控方案,重点讨论了基于陆海统筹原则的环新英湾地区“三线一单”编制重点和特色,提出了针对性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一套符合沿海地区特色的生态环境要素分区管控方案编制方法,为其他沿海城市“三线一单”划定提供借鉴。     

景观影响评价中"景观"的内涵和应用探讨

针对目前不同学科对于景观概念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文章对环境影响评价中所基于的景观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景观科学具有边缘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并根据目前中国景观影响评价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     

个体私营企业执行"三同时"问题的思考

我国推行“三同时”制度已有２０年,在污染防治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了污染防治的有效开展,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体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给“三同时”制度的执行提出了新内容,针对个体私营企业执行“三同时”现状及２,提出了对策措施。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理性思考

2008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与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比,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虽然在明确违法界限、规范企业排污行为、强化事故应急处置等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但其仍存在立法目标偏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监管责任规定不明确、对违法企业的惩处力度不彻底等值得深思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水污染防治立法所涉及的相关领域技术含量过高、决策者对经济发展仍存在顾虑、地方保护主义等.建议这些问题一部分可在<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加以解决,另一部分等待修订此法或其他法律时加以完善.     

北京市"十二五"期间主要水污染物减排对策研究

分析了北京市"十一五"期间主要水污染物减排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根据国家"十二五"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新要求,分别预测了北京市城镇生活源及工业源新增的COD及氨氮排放量.北京市污染减排将面临存量削减空间有限,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削减压力巨大的新形势.提出了北京市"十二五"期间污染减排工作应以城镇生活污水治理为主,与环境改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