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6省生态足迹的测算与比较分析

生态足迹方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在中部6省大区域框架下,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中部6省1989—2011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测算和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部6省1989—2011年的生态承载力较为平稳,其中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4省的生态承载力略有上升,而山西、安徽两省的生态承载力有下降趋势。中部6省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消耗远大于生态系统本身的承载能力,并且这种差距正在不断增大,导致生态赤字不断增大。考察期间,山西省生态赤字的绝对值最小,平均生态赤字为0.49 hm2 cap-1,湖北省生态赤字最大,平均值为1.15 hm2 cap-1,其次为河南和湖南,生态赤字增长最快的是山西省和河南省,增长倍数分别达到了7.38和4.27倍。中部6省6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生态足迹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平均来看,6类生态生产性土地在中部6省总的生态足迹中所占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耕地、化石能源地、草地、建筑用地、水域、林地。耕地生态足迹是生态足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总的生态足迹中所占比重最大,中部6省耕地的生态足迹时间序列数据比较平稳,在考察时间内从1989年的0.4241上涨到2011年的0.5851,上升趋势较平稳,但由于耕地生态足迹所占比重大,尽管增长速度缓慢,但对中部6省生态足迹总的影响较大。建筑用地和林地生态足迹虽然增长幅度较大,但由于基数小,因此建筑生态足迹和林地生态足迹对中部6省生态足迹总的影响较小。草地、水域和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基数大,增长幅度也大,加上耕地生态足迹,共同决定了中部6省人均生态足迹的逐年上升趋势。     

南京市生态足迹实证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对南京市可持续发展状况及程度进行了评价和度量,利用南京市2001年至2003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分析得出,南京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在逐年下降,人均生态足迹也有增加的趋势,尤其是能源消费生态足迹在近3年的生态足迹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南京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以消耗其他区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的,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仍然很严重。     

吉林省生态足迹时间序列计算与分析

为了定量评价吉林省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计算了1994-2003年吉林省生态足迹时间序列,着重分析了该省生态足迹、生态盈亏和生态足迹强度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吉林省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人均水平和总量均呈增长趋势,自然资源供需结构渐趋多元化;自然资源供需的非均衡增长导致生态赤字的出现和持续增长,表明目前吉林省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不断提高,但仍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最后,根据生态盈亏的影响因素提出了降低和消除生态赤字的措施。     

湖南省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足迹是定量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为了定量评价湖南省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动态变化,利用生态足迹理论,计算分析了湖南省1998--2006年间的生态足迹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由1998年的1．2441hm。上升至2006年的1．6377hm^2;人均生态承载力由1998年的0．4819hm^2减少为2006年的0．4556hm^2,人均生态赤字由1998年的0．7622hm0上升到2006年的1．1821hm0。生态赤字逐年提高,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区域生态环境处于不安全状态。生态足迹供需结构分析表明,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供需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其需求以草地、耕地是构成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别占人均生态足迹的30．11％～37．34％以及29．83％-33．53％,其次是化石能源地（17．60％～22．85％）。而供给以耕地为主,占人均生态承载力的51．02％～53．23％。研究期间万元GDP生态足迹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湖南省的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同时根据生态盈亏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湖南省经济发展现状和资源分布特点,探讨了降低和消除区域生态赤字的措施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贵州省生态可持续性动态分析

生态足迹是定量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分析了贵州省1999—2008年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并利用生态足迹指数和生态足迹强度等指标对贵州省1999—2008年的生态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0年来,贵州省人均生态足迹由1999年的2.094 28 hm^2上升到2008年的3.613 48 hm^2;人均生物承载力由1999年的0.785 42 hm^2下降到2008年的0.734 81 hm^2;人均生态赤字由1999年的1.308 87 hm^2上升到2008年的2.878 68 hm^2;万元GDP生态足迹由1999年的8.287 91 hm^2下降到2008年的4.111 70 hm^2;生态足迹强度指数由1999年的2.666 46上升到2008年的4.917 61;生态足迹多样性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社会发展指数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发展能力逐年提高,但这是以生态足迹增加为代价的。据此,提出减少了生态足迹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的对策和建议。     

资源型城市生态足迹分析

生态足迹方法作为一种度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国家、地区、城市、旅游业甚至家庭消费等各个层面。文中以资源型城市河南省鹤壁市为例，从生物资源账户、能源账户和资源输出账户三部分构建生态足迹框架，突出强调资源开采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2002年鹤壁市生态足迹6．9279hm^2／人，生态承载力0．3781hm^2／人，生态赤字达6．5498hm^2／人，远远超过中国平均生态赤字1．2469hm^2从，说明鹤壁市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广东省生态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生态足迹时间维动态分析

生态足迹是一种定量测度生态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指标和方法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决策。以广东省为案例，对广东1990年至2002年时间维的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3年来，广东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不断增加，人均生态足迹从1990年的1．253hm^2增加至2002年的1．784hm^2，增加了42．38％；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从0．817hm^2增加至2002年的1．393hm^2，但万元GDP生态足迹逐年下降。横向比较分析表明，广东2000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636hm^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8hm^2)，同时也处于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2．0hm^2)的范围，但超过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水平(O．681hm^2)；人均生态赤字(1．246hm^2)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8hm^2)。因此，广东虽在全球尺度处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状态，但生态系统的压力和强度甚高。     

基于改进模型的1992—2010年中国省域生态足迹核算

生态足迹可以从生物生产角度定量评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程度。本文运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我国各省级行政区1992—2010年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及聚类和相关性分析,以衡量各区域发展的差异及相似程度和分析各省域生态足迹变化的主导因素,并根据核算结果建立了各省区市的生态足迹预测模型,进一步明确各省级行政区的生态足迹变化趋势,以期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结果显示：近20年来,我国各省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及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生态足迹的变化可以分为3种类型,即逐渐下降型、明显上升型和基本平稳型。北京和上海的生态足迹变化属于逐渐下降型,分别受对化石燃料用地和耕地需求的减少所主导,其中北京市生态足迹与化石燃料用地的相关系数为0.96,上海市生态足迹与耕地的相关系数为0.703,这2个城市在过去20年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以内蒙古、山西为代表的化石燃料资源较为丰富的省域生态足迹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些省域生态足迹的增长受区域化石燃料生产的影响较大,个别省级行政单位生态足迹与化石燃料的相关系数为1;东北三省、东南沿海地区及西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省区的生态足迹属于基本平稳型。     

基于地区生态足迹差异的生态适度人口研究

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对2006年我国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各省区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生态适度人口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6年我国共有25个省份出现生态赤字,最大赤字省份为卜海,达到1.93.各地区人均生态足迹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生态承载力由东向西逐渐增加,生态赤字由东向西逐渐递减.地区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表现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第二,2006年我国有25个省区出现生态人口赤字.全国的生态适度人口为62482.41万人,赤字人口达到66 648.59万人,赤字人口比例达到51.61%,人口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压力巨大.第三,生态赤字人口在地区间表现为由东向西的递减趋势,东部地区赤字最严重,西部最优.     

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近年来,生态足迹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度量工具之一,获得了广泛关注。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及其应用特点和趋势,结果表明,（1）在核算方法上尚存争议,目前主要的核算方法有3种：传统土地足迹法;能值足迹法;投入产出足迹法。（2）从静态足迹核算朝时间序列足迹分析和动态情景足迹预测演化。（3）尽管在各个尺度上都有应用,但生态足迹目前仅被看作是交流工具,用于决策分析的意义不大。拓展其在企业及其产品系统的应用,将是其应用价值体现的一个突破口。（4）生态足迹作为一系列指标的一部分时,发挥作用更大。（5）生态足迹应加强与现有核算体系（如GDP）的衔接,增加其被决策者接纳的可能性。     

基于ARIMA模型的辽河流域生态足迹动态模拟与预测

将能值与生态足迹理论相结合,引入能量折算系数,通过能值密度构建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并应用此模型对辽河流域2001—2010年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进行计算。生态承载力计算主要是自然生态承载力和本地产品产出承载力,其中自然生态承载力主要考虑可更新资源的承载力,本地产品产出承载力主要包括生物资源产出承载力和工业产品产出承载力。生态足迹的计算主要包括消费足迹和污染足迹,消费足迹主要测算生物资源消费、能源消费和水资源消费足迹。污染足迹主要测算废气和生活废水、工业废水对自然生态系统带来的负荷。测算结果表明:2001—2010年辽河流域人均生态承载力和人均生态足迹均有所增加,但是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生态承载力,致使流域内自2001与2009年生态略有盈余外,其余年份均出现生态赤字,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以能值-生态足迹模型测算结果为基础,基于EViews采用自回归综合移动平均模型(ARIMA),对流域内10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动态模拟。首先通过ADF与PP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其次分析序列的自相关函数图和偏自相关函数,初步确定AR和MA的阶次;再根据R2、AIC及SC准则,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并诊断分析;最后确定最佳模拟模型。以ARIMA模型预测2011—2015年辽河流域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演变趋势。预测结果表明,人均生态足迹在未来5年内会继续呈直线式增长,到2015年达到7.387 8 hm2,是2001年的2.16倍;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在2011年之后开始下降,生态赤字继续扩大,到2015年增长到-4.167 67,约为2005年的10倍,流域内不可持续发展形势会更加恶化。最后提出辽河流域生态安全建设的对策。能值-生态足迹模型测算结果与实地调研基本相符,较真实反映了辽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状况。基于ARIMA模型模拟预测结果可为未来流域开发和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1995-2004年河北省生态足迹分析与生态恢复措施

生态足迹从具体的生物物理量角度研究自然资本消费的空间,为核算地区自然资本利用状况提供简明框架,进而可判断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河北省正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在绿色战略问题上还面临一些难题。文章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河北省1995—2004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时间序列的测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算,根据计算结果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结果表明,10年间河北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率达47.9%,赤字增长率达58.5%,人类负荷超过其生态容量,生态承载力严重不能满足生态足迹的需求,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从而加深了对河北省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认识,对生态建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并提出河北省生态恢复的措施。     

青岛市生态足迹动态研究

利用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度量和评价1995—2004年间的青岛市可持续发展程度。结果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青岛市的生态足迹显著上升,各类用地都呈现增加趋势,耕地增加程度最大,而水域则表现出不稳定;承载力明显下降,其中主要是耕地承载力下降,林地、水域等其他用地则有相对的提高。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的变化造成生态赤字进一步加大。将单位生态足迹内产生的GDP作为生态效率,可以发现青岛市的生态效率呈现增加趋势,表明青岛市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增加。按照1995到2004年的发展趋势,青岛在未来十年的生态赤字将进一步加大,通过科学技术提高生态效率是青岛降低生态赤字的主要途径。文章首次分析了青岛市的生态足迹动态,提出了降低生态赤字的途径,为青岛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生态足迹改进模型在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生态足迹分析通过计算生物物理量来衡量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的协调程度,因为该方法思路新颖、计算简便而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中。文章针对Rees W E等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参数选取偏差,生态功能差异表现不充分,模型不具动态性等)提出了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利用改进后的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天津市1995—2005年的生态足迹及其动态变化值,天津市耕地、牧草地、林地、水域和化石能源用地人均生态足迹盈亏分别为0.0009,-0.3224,-0.1991,0.0255,-1.9600hm2·人-1,除耕地和水域略有盈余外,牧草地、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人均生态赤字均呈递增趋势。1995—2005年间天津市单位产值能耗居高不下、人口规模增长与建筑用地扩张是导致人均生态赤字扩大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的生态足迹改进模型可以动态指示区域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的协调程度,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辽宁省能源足迹变动的分析

采用生态足迹模型与分解分析模型,定量核算了1990-2006年辽宁省能源足迹,分析了其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0-2006年,辽宁省能源足迹呈不断增大趋势,总量由3508万hm~2增加到6491万hm~2,人均值则由0.896hm~2扩大到1.542 hm~2,增加了将近1倍,在区域生态压力中的贡献额为30%.在各类贡献因素中,经济发展对能源足迹的贡献远高于其他因素,其次为能源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最低.虽然能源强度不断下降,但其对区域生态压力下降的贡献不足于抵消由能源结构不合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造成的生态影响,导致辽宁省能源足迹持续增加.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from a systems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ility

Summar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EF) is a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 necessary to support current consumption patterns, given prevailing techn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 By comparing human impact with the planet's limited bioproductive area. this method tests a basic ecological condition for sustainabilit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has gained popularity for its pedagogical strength as it expresses the results of its analysis in spatial units that can easily be communicated. Many EF estimates have been performed on a global, national and sulrnationallevel.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method and critically assess it from a sustainability perspective based on first order principles. We examine: ? Which aspects of sustainability are already covered by existing EF assessments;

? Which further aspects ofsustainability could be made accountable through the EF (such as areas needed to assimilate waste streams that are not yet accounted for in present assessments); and

? Those aspects ofsustainability that cannot be accountable through the EF. Thereby needing complimentary auditing tools.

Since the EF is a measure of renewable biocapacity, we argue that some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EF. These include human activities that should be phased out to obtain sustainability, such as emissions of persistent compounds foreign to nature and qualitative aspects that represent secondary uses of ecological areas and do not, therefore, occupy a clearly identifiable additional ecological space. We also conclude that the EF is useful for documenting the overall human use or abuse of the potentially renewable functions and services of nature. Particularly, by aggregating in a consistentway a varity of human impacts, it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scale of the human economy by companson with the size of the biosp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