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与农地资源损失

合理的资源利用要求资源配置在代际上是有效率的。在资源代际最优配置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是否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宏观决策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地非农化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若以1989-2003年为研究区间,1989-1996年阶段东、中、西部地区的过度非农化比例分别占各自实际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反映出1989-1996年期间的农地非农化存在一定的短期行为,造成农地的过度非农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应该进一步控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来保证农地资源能够在未来得到更优的利用。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需求预测与分析

为了取得可靠的能源需求预测,本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等重要因素,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机在时间序列预测中的优势,确定了输入向量集合和输出向量集合,建立基于支持向量回归机能源需求预测模型.将我国1985-2009年能源需求相关数据进行模拟与仿真,并对中国2010-2020年能源需求量进行预测,并模拟解释变量不同增长率下能源需求的演变并给出政策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对能源需求影响很大,到2020年能源需求将达到45.3亿t标准煤,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能源需求就越大.变量模拟得出的结论是产业结构也是能源需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工业结构的调整,即便是微调,也会对能源需求有很大的抑制作用;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化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工业化特征,推动了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城市化率越高对能源需求越大,且对能源需求是刚性的,城市化也是能源需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基于DEA的中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

基于DEA和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方法研究分析2000～2008年我国省域和区域层面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为优化土地利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省域层面各项平均效率水平一般,超过80%的省份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未达到有效状态;（2）农地非农化效率总体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状态,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3）农地非农化平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而生产效率的明显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4）东部和东北地区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上升显著。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存在要素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现象,效率提升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规模集聚能力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存在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虽然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地化效率变化提升明显,但能否成为农地非农化指标增加的依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市场失灵、非市场价值与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

农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生产功能,还具有大气调节、涵养水源、保持土壤成分、休闲娱乐等多种生态功能,而在非农化过程中这些功能在市场中没有以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没有包含在农地的现实价值中。因而,有必要对农地的非市场功能进行详尽的分类及价值估算。同时,将由于市场失灵而没能包含到农地总价值中的生态环境等非市场价值纳入到成本效益决策中,来减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损失。通过对农地非市场功能的具体分类及量化,测算我国不同经济区域因市场失灵导致的农地非农化过度损失,结果显示,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江苏、湖北和甘肃省的农地非农化过度损失Ⅰ分别为31.58%、38.13%和43.85%,这为我国农地非农化的行为调控及相应公共政策措施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良设计

发展与保护始终是资源优化配置必然面对的难题,这也为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策调控提出了挑战,即应当建立怎样一种政策调控框架,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农地非农化的优化配置。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结构、配置方式和效率损失,阐明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的现状,进而提出以内生性政策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外生性政策调控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并以此为分类基础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参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思路,反思中国现行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运行体系,提出改良现行政策框架的设计路径,具体包括:促进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市场化改良、加强经济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畴、调整社会性规制政策的政策导向、拓展激励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围、推进放松规制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人口、就业与土地非农化的相互关系研究

在Carlino-Mills区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农地非农化变量,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利用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999年和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截面数据,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分析了人口、就业与土地非农化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人口与非农就业相互影响,非农就业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城市人口与第二产业就业呈正相关关系,而与第三产业就业呈负相关关系;②城市人口和非农就业对农地非农化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城市人口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要大于非农就业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农地非农化与第二产业就业正相关,与第三产就业负相关;③就业非农化高的地区,农地非农化将有所减缓,人口城市化高的区域,农地非农化则加剧.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耕地数量变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互关系探讨——以江苏省为例

通过对江苏省1996～2004年耕地数量的总体变化与空间差异分析,揭示了全省耕地在总体上处于递减状态、在空间上苏北地区向苏南地区耕地递减程度逐渐增加的规律。从处于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及其各自耕地变化状况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耕地变化程度在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县市具有明显的差异,且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率与耕地变化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非农化、城市化递变系数与耕地递变速率具有一致性,耕地减少对工业化发展的贡献较大,但其持续减少状况与当前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太相符,而城市化率变化与耕地变化状况存在时间差异,说明城市化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     

浙江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分析

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其协调性关系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运用协调耦合度模型和重心法分析1999年至2011年浙江省城市化过程中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与空间均衡性,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协调耦合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全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得到持续提高,由0.54上升至0.76,从中协调耦合等级发展为较协调耦合等级,各市协调耦合度及其等级都获得相应提高,但北高南低,南北分化的空间差异特征依然显著;2以2005年为界,前半期全省及省内各市协调耦合度增速较快,但2005年之后显著放缓,说明促进各要素协调非农化的难度在上升;3地区不平衡未得到有效控制,西北部人口非农化速度领先、东北部产业非农化较快、中南部土地非农化超前,阻碍了综合协调耦合度的提高;4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就业结构和土地资源禀赋等是影响产业、人口与土地协调非农化的重要因素。今后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协调性的提高将依赖于各要素非农化相互作用和地区平衡性的改善。东北部地区需着重推进产业升级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西北部地区提高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覆盖面,促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中南部巩固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改善公共服务,同时优化土地利用管理,控制城市低效蔓延。     

日本城市化中的耕地变动与经验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然而，在人均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日本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高度城市化，同时付出了较小的用地代价。在其整个城市化进程中，日本还出现了三个耕地面积增长时期。尽管各时期增长原因不尽相同，但却反映出耕地面积变动与城市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事实表明，日本选择了一条节约有限土地资源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这些经验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耕地利用与保护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研究综述与评价

论文首先从关系测度、关系模式、理论阐释三个方面总结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般关系的研究论点、进展及理论基础；接着指出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研究的三个重点：时空差异研究、滞后城市化之争、偏差问题研究；最后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研究现状与进展做出了简要的评价。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新探索

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农民工发展的特点和问题.首先从大中城市的利弊分析入手,探讨了小城镇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发展小城镇是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的根本途径;然后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指出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增加尤其是服务韭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总结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加大农民工的就业力度的关键;进而从体制上探讨如何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总之,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在流动、就业、安置上的问题,这就应该从国家的体制方面、政策方面及人的观念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推动力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就是为了合理稳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基于中日比较的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研究

人口城市化是对耕地变动产生复合影响的一个过程.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这对耕地形成了占用的直接影响,我国人口城市比对耕地减少的直接影响度约在5%～10%之间.人口城市化对耕地的间接影响通过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少,土地利用集约度高,可以间接减少耕地占用;同时农村人口的减少,可以推动村镇合并,整理土地,增加耕地等途径来实现.因此,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存在积极的间接影响.人口城市化过程对耕地变动的复合影响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将取决于一是城市化发展状态,即与工业化发展是否同步;二是村镇合并集中是否及时到位.为此,文章对中日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进行了比较.     

Mutual Conversion of Land Us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land use change in type and structure, and its prominent effect is to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land. This paper takes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tual convers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the decreasing tendenc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t points out that cultivated land is converted to residential area land, industrial and/or mining area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rea lan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is more direct;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lag behind obviously.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cline of soil quality will be the two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utual Conversion of Land Us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land use change in type and structure, and its prominent effect is to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land. This paper takes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tual convers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the decreasing tendenc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t points out that cultivated land is converted to residential area land, industrial and/or mining area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rea lan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is more direct;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lag behind obviously.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cline of soil quality will be the two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江西省城市化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城市化作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是对土地利用目标能否实现构成关键性影响的因素之一。拟从城市化发展角度出发。研究江西省的城市化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与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的对策。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显示,1998-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1998-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2006-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农地外部效益内在化与农地城市流转控制

农地比较效益低下，但具有显著的外部效益，不考虑外部效益的农地城市流转个体决策与考虑外部效益的社会决策不一致是实行农地保护的重要依据，其政策失灵部分在于保护区农民无偿提供外部效益而缺乏保护诱因，改进思路是在运用强制性管理手段的同时，农地外部效益经济内在化。提高农地效益．具体运作包括保证农民事有较大决策权、全面评价农地效益、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保护区农民并支付农地保护补偿专项基金以及使保护区获得更多的公平发展等。     

Dynamic Changes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Arable Land Conversion in Transi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there is more need for land, and that the arable land faces the paradox of alloc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 How to optimally allocate land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arable land in Jiangsu, and then uses the MAC model to get the optimal amount of arable land that can be changed, so that we can make a deadline for protecting the arable land and come up with a method for optimal al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