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碳税征收经验与借鉴

碳税是国际公认的实现碳减排的有效经济手段。本文选取芬兰、丹麦、瑞典、加拿大(BC省)、日本五个代表性国家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碳税征收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积极效用。紧接着,从立法历程和政策要点两个视角对其碳税制度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分析其征收经验:制定完善的碳税相关法律;根据国情设计碳税税率;利用碳税收入补偿经济。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预计实施的碳税政策进行思考,据此提出设立碳税独立税种;科学制定碳税税率;合理规划碳税收入使用,建立碳税-经济互补机制三点建议。     

关于碳税设计中的次优选择研究

在众多气候保护政策中,碳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减排措施。在现有的经济分析中,碳税更多地是从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进行设计,建立碳税制度控制CO2的排放量,引导资源配置优化,实现环境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甚至实现"双重红利"效应。但是,作为税制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信息、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财政收入目标的限制,碳税制度的设计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扭曲性,从而难以实现其效率最大化的最优税收目标。尤其在我国现行的税制环境下,必须在税制改革整体框架内考虑碳税制度的设计,正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税收收入、征管成本等多元化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协调碳税制度效率激励与收入融资之间的冲突、引导碳税制度规避累退性、降低碳税制度征收成本与遵从成本等措施,实现碳税改革的次优选择。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能源结构调整与雾霾治理的最优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建立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所设立的空气质量控制目标为基础设置情景,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能效提高与清洁技术进步)与雾霾治理的政策组合进行模拟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才是治理雾霾的根本手段。具体而言,在加快能源清洁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并以硫税或碳税为工具降低能源强度,从而降低以PM2.5(可入肺颗粒物)和PM10(可吸入颗粒物)为主要构成的雾霾污染。在治理雾霾的同时,该政策组合还可带来一些协同效益。首先,该政策组合能有效地改善我国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幅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其次,在该政策组合下,各行业实施相同的硫税和碳税税率,各行业因能耗量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结果是重工业被遏制,第三产业得到鼓励,从而优化我国以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并且硫税在调节能源结构方面比碳税效果明显,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比碳税大。加快能源清洁技术发展、征收污染税是雾霾治理的有效手段。虽然实施上述税收会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但加快能源清洁技术进步不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没有其他政策配合,单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会由于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而增加能源消费,进而加剧大气污染。因此,必须应用多种政策组合才能实现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我们给出了实现上述双重目标的最优政策选择。     

混合碳减排制度设计研究

碳减排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正在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减排目标,并正在大力开展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碳税和碳交易是多年来各国激励碳减排最主要的两大机制。这两种机制各有优缺点,它们适当的混合机制可扬长避短,创造出更优越的机制。我们认为,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碳税机制有较低的制度成本(包括建立者一机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监管成本等),在操作性上更简便;而在对市场条件和信息的变化上没有碳交易机制的灵活性强,但从另一方面,这种灵活性也恰恰是风险产生的根源之一,它增加了企业在碳排放决策方面的风险和难度;此外,碳税相对于碳交易是间接的碳减排激励机制,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效果更直接。基于这些观察,我们设计出一种混合碳减排机制,它是碳税和碳交易机制的有机结合。该混合机制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累进制碳税制度,小企业只缴纳碳税;其次,碳交易制度,建立碳交易市场并对于大企业确定初始碳排放权,对于大企业的超排,将按照高起点的碳税税率加以惩罚。这一混合机制,既考虑了不同企业之间在碳排放权上的公平性,又考虑了机制的效率,并在保障机制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企业在碳排放决策上的风险。这些正是这一混合机制的优越性所在。我们还探讨了这一混合机制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应注意的若干重要事项,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探讨可以为政府碳排放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参考。     

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碳税是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力推荐的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但征收碳税可能会对征收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各国普遍担心的,也是各国能否顺利实施碳税政策的重要政治考量。文章对碳税对OECD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借鉴OECD国家碳税政策实施经验,为中国碳税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文章在对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引入一组碳税政策变量构建了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计量模型,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征收碳税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选取9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区位敏感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明显。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对我国碳税政策制订的启示:适当使用缓解和补偿措施;合理使用碳税收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形成完善的碳税税制。     

“双碳”目标、碳税政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在未来中长期范围内实现减碳乃至净零碳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内容。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对能源具有强依赖性。研究“双碳”目标下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作用传导机制,探索如何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做好统筹推进碳减排和产业链发展韧性,对于统筹中国经济安全与发展、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确保“双碳”工作平稳、有序、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根据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通过基于产业链总值核算法和产业链增加值核算法两类情形下的碳税政策进行反事实分析,研究发现:中国31个省份制造业的产业链呈现显著的本地关联,表明产业链关联对于贸易成本是敏感的。而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均会导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波动,但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波动的影响更大。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无法避免政策成本沿着产业链积累和跨区域产业链的不对称减排问题,从而导致跨区域的碳转移现象,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克服跨区域跨行业的政策外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业链的“碳泄漏”,有利于政策上实现“碳公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基于产业链增加值的碳税政策框架下,存在最优碳税税率使得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冲击最小。据此,研究提出完善“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核算方案、探索“双碳”政策背景下的全产业链系统治理方案、探索“双碳”目标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案等政策建议。     

双重治理体制下政府碳排放监管博弈分析

中国式分权管理、官员晋升考核的经济锦标赛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多目标决策时更关注于经济增长而非环境保护,致使环境规制政策难以有效落到实处。基于国家和企业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和2017年后逐渐形成的阶梯式碳税体系,构建了中央、地方双重治理体制下,中央、地方环保部门同碳排放企业间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双层治理体制下实施阶梯式碳税政策对不同主体行为的影响。模型均衡分析和仿真研究发现:双重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会导致地方环保部门放松环境监管,弱化了环境规制的碳减排绩效;实施阶梯式碳税时,企业偷排行为与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成本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成本正相关,与偷排惩罚系数反相关,合理的碳排放标准对约束企业的偷排倾向和偷排量有重要影响;实行阶梯式碳税比单一的标准碳税对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绩效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而单纯的经济手段无法激发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积极性,还应辅之以行政手段等其他约束措施。为强化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切实达成预期的碳减排目标,必须从制度上打破环境规制的中央-地方双层治理体制,改变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探索实行环保部门的中央垂直管理并合理划分双方权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激励;尽快建成完善的碳税体系和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科学制定阶梯式碳税标准和配额标准;同时还应加大执法力度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力度,引入第三方参与以降低环境规制的监管成本等。     

基于“双碳”目标的碳排放控制政策设计

该研究采用环境政策分析的一般模式,对"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控制政策进行了初步设计。在完成碳达峰目标过程中,已有的碳排放源主要通过采用较先进的技术,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式控制碳排放;新排放源则需要采用最先进的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才能被准许进入市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产业逐渐成熟,开始规模化地替代化石能源;但只要使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源的减碳成本仍然低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碳排放源就需要继续减排。空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础政策主要是固定源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分行业制定碳排放绩效标准是可行的,但仅依靠单独的政策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是有局限的,将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则是有必要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管理可完全忽略传统空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异性。碳减排是国家尺度的政策,不需要将国家尺度的目标分解为区域目标,具体减排目标是分行业制定的。碳排放源本身的减排贡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在边际减碳的同时为国家能源转型提供动力和资金应当是主要目标,碳税具有实现上述目标的天然优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由于其具有更好地刺激先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减少碳排放的特点,也有其应用的必要性。建议两项政策并行实施,对于选择碳交易政策的企业,可以豁免碳税政策。     

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对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境经济手段。该研究从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的角度出发,探讨对四类行业分别征收120元/t、100元/t、80元/t和60元/t碳税税率的经济与环境影响,并将碳税返还企业和返还居民等两类情景考虑其中,结果显示:(1)征收行业差异化碳税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无税收返还情景下,2030年我国的GDP相比基准情景下降1.1%,固定资本投资下降1.36%,居民消费下降0.90%,而贸易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短期内能增加我国的贸易顺差,但长期则会引起出口下降、进口减少。(2)碳税返还能减少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返还企业情景下2030年的固定资本投资增加1.89%,家庭消费增加0.62%,进口增加2.53%。(3)行业差异化的碳税税率对产业部门的影响差异明显。2030年,被征收100元/t的煤炭开采、水泥行业的产出分别下降7.72%和1.72%,被征收120元/t的火电行业产出下降3.72%,但如果碳税收入返还企业时,2030年的火电行业可减少无返还情景下0.28%的经济损失。(4)差异化行业碳税有利于推动CO_2减排。在无返还情景下,我国2030年的CO_2排放总量下降5.68%,煤炭采选、钢压延、火电、炼焦部门的减排效果最明显,同期分别下降14.7%、9.01%、9.12%和7.17%。因此,应在"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碳税,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在碳税征收体系逐渐健全的基础上,制定分行业的差异化碳税税率方案,高税率应用于能耗大、排放大行业,中低税率应用于能耗与排放相对较小的行业,并综合运用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居民所得税、增加补贴等政策手段,减少征收碳税带来的经济损失,形成与征收碳税相配套的长效机制。     

农地选择价值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为全面评估农地总价值、进一步深入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的选择价值,采用文献回顾法和归纳法综述了国内外有关选择价值的研究进展与趋势。研究发现,国内外关于选择价值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成果也有差距。国内学者将选择价值、存在价值、遗产价值三者进行综合研究,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研究方法也以定性分析为主。而国外学者偏重于将选择价值单独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选择价值的概念、内涵及估算方法,并将选择价值应用到是否保护资源以及是否进行投资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当中。可见,国外对于选择价值的研究比较成熟,我国学者应在研究方向及研究方法上吸取国外的研究经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到我国土地价值评估的研究中去,为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cological tax reforms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n Italy and Sweden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implications of including monetary measu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emission changes for the welfare impacts of ecological tax reforms in Italy and Sweden. Taxes on emissions of SO₂, NO_x and CO₂ are investigated. Country-specific computable equilibrium models are used for estimating net welfare change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taxes, the incomes of which are used for reducing distorting labour tax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clusion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s reduces the costs of ecological tax reforms considerably for both countries, and may even turn into net welfare gains.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Assessing the double dividend of a third-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with resource substitution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Taxes often face public opposition, which hinders their implementation since people envision them as costs without a return. Taxes on emissions are one...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大气环境效益分析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电比例)、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CO_2、SO_2、NO_X和PM_(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减少了温室气体、污染气体的总排放量和颗粒物浓度,在补贴的基础上辅以硫税不仅可以有效地增进大气环境福利效益,而且还能抵消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使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各个行业排放的CO_2、SO_2和NO_X均下降;但这一替代效应在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对有限,这也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减排压力较于其他产业(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更大;补贴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提升,进而优化能源结构,这是增进大气环境效益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意味着短期内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补贴与税收双管齐下以增强减排力度。而可能面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则意味着中期内要实现补贴方式逐渐向定额补贴、绿色证书模式过渡,利用市场机制确定补贴标准;长期内需最终取消补贴政策,倒逼技术进步,推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CGE Simulation for Levying Carbon Tax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Levying Carbon Tax

Levying carbon tax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The author firstly reviewed some relevant empirical studies on carbon tax both home and abroad,and then established the CGE model and simulated levying carbon tax in China.The study found that levying carbon tax would have littl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in a short-term,China’s GDP might decrease by 0.51%,while in a long-term it might decrease by 0.08%;however,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ould be substantially reduced.Meanwhile,levying carbon tax has som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utput of each industry in the very economic structure;of this,the mineral extractive industries would be influenced the most.Then the author summarized experience of levying carbon tax in foreign countries.     

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综述

对近10 a来国内外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作了综述。气候变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干预气候变化过程中涉及经济过程的学科。当前的研究热点包括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适应措施的成本和收益、国际合作机制和涉及代际公平的折现率选取。 在研究方法上,对得到广泛运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和碳税机制作了详细的评述。在应用层面上,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气候变化经济评估系统建立和碳税征收方面都有成功的应用,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我国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来说,比较适合在发达省份以市域或省域为单位开展成本收益评估,发展中省份则应将更多关注放在评估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害及相应的防范措施。此外,我国也应关注在欧盟地区实施较为成功的碳税政策,虽然目前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对碳税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税率选取及立法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仍是必要的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Making it Operational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is a facility for trading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thus saving non-renewable carbon emissions by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or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in LDC's. The purpose of the CDM is to help these latter countries mee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ormer countries, thereby reducing the build-up of greenhouse gases (GH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gress in achieving a workable CDM in time for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2008–2012), and the kinds of initiatives that can be pursued in the agricultural, land-use and forestry sector in tropical countries. The critical element for the success of the CDM is the participation of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buyers (ultimatel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eller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CERs. Trading is the final step, which starts with project formulation, through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 then certification. This paper lays out a market-based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CDM transactions between private sector project developers and traders and public sector policy makers, with regulators, governed by CDM rules, overseeing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CDM. However, as there are numerous players; it is proposed that trial CDM projects be demonstr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International bodies to iron out the problems and come up with practical solutions so that carbon trading can become a reality. Most rules for the CDM were clarified at the 7th Conference of Parties (CP) in October/November of 2001 in Marrakesh. An executive Board (EB) was appointed and this EB is in charge of proposing workable ground rules to promote the CDM. These have to be submitted for approval by the 8th CP in late 2002. Three broad kinds of projects qualify for the CDM, these ar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that will be alternatives to fossil fuel projects; sequestration projects that offset GHG emissions; and energy efficient projects that will decrease the emissions of GHG.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combination of these initiatives. A fourth type covering GHG reduction is omitted. As elaborated in the text,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the CDM, the proposed projects may have to have additional costs when compared to the alternative(s). Two time frames have been agreed for CDM projects to qualify for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namely 7 years (with an option of two 7-year renewals) and 10 years. Also, for land-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projects only afforestation/reforestation initiatives are recognized as being permissible for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These rules seem rather shortsighted, as forestry and/or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usually require more than 21 years to be fully effective. Also, the major cause of deforestation is clearing land for agriculture, not harvesting wood. Therefore,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may be the best way to reduce deforestation and its subsequent release of GHGs. These conditionalities should be re-examined when rules for the second commitment period are decided. However, various agricultural and land-use projects are discussed under the existing guidelines which could qualify as CDM projects in the first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