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广义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抽样Bootstrap法,使用2015—2018年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分析城市规模在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中的路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整体均值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且近年来增速逐渐加快;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均对生态福利绩效起显著正向影响,技术进步显著提升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外资依存度显著降低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城市规模是城市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路径,行政等级越高,城市规模越大,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越高。基于以上结论,为协调经济、环境、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地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的耦合性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时间趋势变量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黄河流域2008—2017年57个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借助偏离系数的耦合度模型、马尔科夫链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市域和省域层面探究了两者耦合度的动态演进规律,并阐明了耦合机理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各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稳中有进,而生态福利绩效却呈波动下降的态势,两者的耦合度经历了“先降后升”的阶段性演变过程。（2）大部分省份耦合度的变异系数表现出扩大的倾向,尚有近1/5的城市属于低发展度低协调度的耦合类型;耦合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北—西南”走向的分异格局,重心整体向西南方向移动,其类型演变以大概率保持原有类型和向相邻的类型转化为主。（3）在驱动因子探测中,经济发展解释力>自然条件解释力>社会文明解释力;因子交互作用以双因子增强效应为主,非线性增强效应为辅,且社会因子是最主要的交互对象。     

基于改进DEA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为例

论文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为例,采用2013年的截面数据,选取考虑松弛变量的Super-SBM模型测算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13年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间差距较大,青岛、海口等沿海旅游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均排名靠后;2）从区域层面上看,呈现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3）经济产出贡献率和产业结构与生态福利绩效呈负相关,城市紧凑度和绿化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福利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DEA方法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uper-NSBM模型评估福建省2012—2019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进一步构建Tobit回归模型检验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整体生态福利绩效较高,但区域间差距较大;（2）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森林资源对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向作用;（3）森林生态补偿的不足阻碍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绿色发展技术创新的薄弱也导致科技进步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作用未能发挥。提出对策建议如下：（1）强化绿色发展模式,优先推动绿色创新;（2）优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海陆协同发展;（3）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动城市扩张;（4）持续有效强化环保投入,深化对外经贸技术交流。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与形成机制

在定量测度生态福利绩效基础上,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规律,关联网络有“扁平化”发展趋势,网络稳定性亟待提升。（2）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处于边缘位置,贵州和甘肃是联系西南和西北省区的关键节点,生态福利绩效在省际间的传输多通过南部省区的中介作用实现。（3）北京、天津和上海构成净溢出板块,珠三角和江浙地区属经纪人板块,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为净溢出板块,东北、黄河中下游及西北地区构成双向溢出板块。（4）资源禀赋差异、市场调节、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技术推动是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成果可为推动生态福利绩效的跨区域协同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     

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基于资源福利指数的实证分析

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将资源可持续利用置于 "自然-经济-社会" 三位一体的复杂系统中进行研究,以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为视角,结合人类发展指数(HDI)和生态足迹指数(EFI),提出资源福利指数(RWI),即单位资源投入所产出的福利水平,目的是全面反映在利用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反馈给社会的综合效率水平。论文以包括G20 国在内的24 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分析1996-2008 年间各国的HDI、EFI 和RWI的变化情况,以此为依据来评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状况,24 个国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良性发展:RWI增长率>0,社会福利提高,资源消耗减少;第二类,次良性正向发展:RWI增长率>0,社会福利水平和资源消耗都增长,但前者增长的速度高于后者;第三类,次恶性正向发展:RWI增长率<0,社会福利水平和资源消耗都增加,但前者增长的速度低于后者。     

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资源型城市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同时也面临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失衡等困境。因此,推进其转型发展是新时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本文以19个资源衰退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其旅游转型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类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是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单变量必要条件;(2)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存在经济发展驱动型、环境—文化驱动型、环境—能源—文化驱动型及环境—经济—文化驱动型4种类型;(3)阻碍旅游转型发展的因素类型共有环境—经济抑制型、环境—经济—文化抑制型、文化禀赋抑制型及经济—文化抑制型4种。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丰富资源型城市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城市旅游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从强可持续理念出发,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福利绩效值进行测度,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其空间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值在空间上已形成由北京—浙江—广东—陕西构成的四角极点支撑,并不断向沿线地区辐射。（2）2004-2015年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666, 0.680],整体处于较高强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度均值则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D∈[0.512, 0.565]）,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3）从空间格局上看,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显著,高值区（中高级协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广东—浙江两个高级协调发展极核辐射的“U”型发展轴带;初级协调阶段的地区连片扩张趋势明显。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仍处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最后梯队,受周边地区辐射影响较小,增速缓慢。     

海湾资源开发的累积生态效应研究

通过相关性分析,筛选了地形地貌环境、水动力环境、水质和沉积质量环境、生物生态环境、景观环境等方面的累积效应以及对灾害的潜在诱发效应共六大类作为海湾资源开发累积生态效应的指示因子;然后以厦门海湾为例对各指示因子的累积效应深入分析;最后应用灰色评估模型对海湾常见资源开发类型的累积生态影响效应进行赋值评估。结果表明,六大类指示因子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累积效应与海湾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呈正相关关系;海湾资源开发利用的累积生态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海湾资源与环境体系的结构,生物多样性降低,景观破碎,影响了自然海湾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生态服务功能,最终将影响沿海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议开发利用强度较大的海湾,借鉴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理念,布局合理的生态源、生态嵌块、生态廊道,防止资源开发利用不断加大而导致海域生态沙漠的出现。     

新型城镇化、居民福祉与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我国城镇化已经步入中后期发展阶段,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内涵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建构。国土空间规划正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的关键。本文提出增进居民福祉是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梳理了居民福祉内涵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居民福祉的主客观测度指标体系与方法,归纳了影响居民福祉和幸福感的综合影响因素。借鉴国外空间规划经验,建议把增进城乡居民福祉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之一,并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注重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研究、灾害风险评估与韧性城市建设、三生空间优化、社区生活圈规划与精细化管理和大数据与智能决策系统等。城镇化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编制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城乡居民福祉提升,需要关注和加强城市合理等级体系、城市人口流动格局网络、半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模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与均等化、气候变化、城市灾害风险管理以及快速城镇化下人地关系演变等新型城镇化基础研究。     

乡村地域生态服务功能演化测度——以南京市为例

乡村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的腹地价值,乡村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对生态服务功能有重要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在乡村实体地域范围基础上进行乡村地域生态服务功能演化测度研究,利用遥感定量测量和CASA模型测算分析南京市1985—2016年乡村地域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研究表明：（1）1985—2000年,乡村各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都存在降低的趋势; 2000—2016年,除水源涵养功能外,其他各种类型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仍存在降低的趋势。（2）第一阶段乡村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部、南偏西和南偏东方向;第二阶段,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在北部和北偏西方向有了提升,其他方向均有不同程度减少。（3）乡镇工业化阶段,生态服务功能受乡村内部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较大;在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阶段,城市扩展对乡村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更大。     

投入产出技术在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不但要统筹城市内部环境要素,还要理清城市主体与外部区域、城市内部产业部门间的关系,避免孤立、静态地看待一个城市。环境投入产出技术能够追朔城市产业部门的体现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直接与间接）,特别是能够建立城市与外部区域、城市内产业部门的耦合关系,并实现动态变化过程驱动的结构解析。北京市1987年-2007年结构解析显示：1987年-2007年间,需求规模和直接能耗强度是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但需求规模的扩张对能耗增长的正向促进影响效果日趋强劲,而能量消耗强度负向效应却日益减弱。     

秦巴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

保护生态系统、提高居民福祉是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内容。在分析秦巴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时空演化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弹性系数揭示了二者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发现：（1）1990—2018年秦巴山区水源涵养总量、土壤保持总量均呈波动下降趋势,碳储量总量则呈缓慢增长趋势,且各生态系统服务呈不同的空间分异特征。（2）1990—2018年居民福祉呈上升趋势,增幅高达220%,并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3）县域尺度上,三种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明显不协调发展。其中,水源涵养、固碳服务与居民福祉的耦合关系均以“福祉增—服务减”为主,占比分别为88.75%、62.5%;而土壤保持服务与居民福祉的耦合关系则以“双增”为主,占比为57.5%。此外,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反向变化区多分布于汉江河谷盆地和秦岭山脉中段。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贫困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综合福利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及国际比较

基于强可持续研究范式,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进行绩效测算和评价,打开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基于综合福利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实证研究部分选取200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进行纵向分析,与此同时,选取4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横向的国际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0.986）整体水平一般,均未实现DEA有效,但“十二五”期间已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国际比较层面,瑞士（1.647）、印度尼西亚（1.365）、爱尔兰（1.039）依次排名前三位,中国（0.297）排名相对靠后,位列倒数第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出“OECD国家（0.677）最高、G20国家（0.611）次之、金砖国家（0.417）最低”的态势。（2）从分阶段效率来看,无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对比,均发现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明显低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3）与传统的单阶段、径向或非径向DEA模型相比,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综合考虑了径向和松弛变量问题,测算出来的效率值更为精确,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对于其他领域涉及两阶段或多阶段生产系统的效率或绩效评估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供需视角的中国煤炭消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作为全球煤炭消费和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趋势及其驱动机制,一直是科研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比较关注的议题。以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28亿tce为关键时间节点,对比分析煤炭消费动力机制的差异性。通过分别构建侧重供给侧分析的LMDI模型和侧重需求侧分析的IO-SDA模型,以期揭示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供给端的因素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经济增长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共同驱动。2013年以来的GDP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能源消费强度的持续降低是煤炭消费总量下降的关键所在。（2）基于需求侧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口和城镇居民消费所影响。出口紧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煤炭消费增长的两大需求端驱动因素,但是,由出口诱发的煤炭消费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达到阶段性峰值。城镇居民消费在2017年超越出口,成为当前煤炭消费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素。（3）基于最终需求视角,分行业煤炭消费呈现出由“出口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到城镇居民消费”拉动的变化特征,同时,行业发展的煤炭资源依赖性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