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贫式增长刍议: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取向

考察了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之间的跨国证据,突出了区域差异和国家经验这两个层面上形成的促进共同发展的多样性。对亲贫式增长的定义表明经济增长和扶贫这两个发展战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权衡问题。跨国证据表明,平均收入增长率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性,使得扶贫战略完全基于经济增长政策的论断存在争议。持续的快速增长显然有益于贫困人口,但是,如果整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缓慢恶化,这对贫困人口的福利比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如果一国总体处于低增长环境,那么经济增长将难以获得贫困人口的支持。同时面向经济增长和旨在明确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混合策略被证明在实现持续减贫中可能是最为成功的。研究认为,在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下,少数民族地区在收入改善和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方面取得了另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倡导者和干预式扶贫的拥护者提供了实践支持。然而,普适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人口,但不会以相同的程度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显然,一项公共政策更关注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也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是否会反映在提供贫困人口收入和贫困人口不可能轻易放弃的福祉上。针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最有效的发展政策,是那些主张共同发展和利用公共政策创造增长的战略,同时还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共同参与,以确保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增长的受益者。自然资源收益管理,原生态农产品开发和区域经济带建设被列为促进这种增长战略实施的三个最有前途的领域。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资本禀赋对农户绿色生产投资意愿的影响——以秸秆还田为例

作为一种典型的绿色生产方式,秸秆还田兼具环境污染治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之效,但现实中农户响应并不积极。个体的意愿选择通常会面临着个人及家庭资本禀赋的约束,为探究农户在秸秆还田问题上是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况,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分析,提出了资本禀赋水平和结构会对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产生作用的假说,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熵值法和CVM方法对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和结构、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与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以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禀赋及其结构对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类资本禀赋按照水平排序为:社会资本(97.99)自然资本(95.42)物质资本(94.88)经济资本(94.23)人力资本(90.01),结构方面以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居多,占比40.49%,人力资本占优型的农户个数为0。(2)仅有35.26%的农户愿意投资秸秆还田,但投资意愿水平分布较为均衡,平均投资意愿约为5.62—15.94元/666.7m2·季。(3)自然资本(地形)、物质资本(家电数量)、人力资本(性别比例)、经济资本(收入稳定性和融资能力)和社会资本(制度信任)等水平的提升以及资本禀赋结构的优化均被证明可显著增强农户秸秆还田的投资意愿,可见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不高或因资本禀赋约束所致。由此提出了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的政策建议,以促进秸秆还田等绿色生产方式的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