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历史性转变 构建生态陕西

陕西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北山和秦岭把陕西自然分成三大区域：北部是陕北高原，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但生态又相对脆弱；中部是关中平原，经济相对发达，但历史形成的污染十分严重；南部是秦巴山地，经济发展滞后，环境容量较大，但生态敏感区域较多。同时，以秦岭为界，又分为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三大区域，两大水系，各有发展优势，又各有制约“瓶颈”。因此，陕西推进“历史性转变”中，把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发展全局中考虑，既统筹规划，又分类指导，既突出重点，又全面推进，在环境保护中优化经济发展，着力构建生态陕西、和谐陕西。本刊刊发陕西省在推进“历史性转变”中的具体做法，供其他省市参考。[编者按]     

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

在遵循综合性、可比性、科学性、典型性、系统性和客观性原则基础上,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2013年统计数据,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低度均衡型、相对薄弱型、相对均衡型;相比而言,在空间分布上,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好的省份大多位于中部地区;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弱的省份大多位于西北部和南部地区.     

加快建设生态省 构建和谐新陕西

陕西南北狭长，从南到北纵跨八个纬度。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区域，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水平各异，但生态环境形势相对严峻，环境保护是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陕北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但水资源总量低，生态又相对脆弱；关中经济相对发达，但历史形成的污染十分严重，巳成为影响关中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障碍；陕南经济发展不足，环境容量较大，但生态敏感区域较多，既要保护好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取水的主要水源地，也要在保护中寻求突破发展。三大区域今后的发展，都要受到环境容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因此，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战略位置，把生态省建设作为构建生态和谐新陕西的基础性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中部六省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对我国中部六省1995—2014年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计算。研究表明: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的生态效率较高且增速较快,生态利用较好,生态赤字和人均生态赤字相对较小,整体上可持续发展状态较好;山西和河南两省的生态赤字较大,可持续发展状况非常严峻。最后,对1995—2014年中部六省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估和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减小生态赤字、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生态经济是陕西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陕西是全国生态极度脆弱的七个省份之一.纵观陕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环境压力,理智地选择发展道路、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方式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从生态立省、生态工业、生态城市、生态农业和生态消费五个方面保证生态经济注意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应是陕西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陕西潼关农田土壤及农作物重金属污染及潜在风险

对矿业活动频繁的陕西潼关农田土壤和主要农作物小麦和玉米中的Hg、Cd、Pb、Cu、Zn和As元素的污染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潼关农田土壤主要受到Hg、Cd、Pb的污染,超标率分别为89.8%,57.1%和12.2%,研究区83.6%的土壤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小麦和玉米样品的调查表明,Hg、Cd、Pb是研究区农作物最主要的污染物,小麦和玉米中3种重金属的超标率分别为39.1%和44.4%,39.1%和33.3%,47.8%和33.3%.从潜在生态危害指数可以看出,样品具有轻微、中等、强和很强生态危害的比例分别为44.9%、38.8%、12.2%和4.1%,具有轻微的生态危害的农田土壤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北部和东部;具有中等的生态危害的农田土壤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和南部;具有强生态危害和很强生态危害的农田土壤分布在南部.小麦和玉米中重金属含量与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小麦和玉米中Hg的含量与土壤中Hg的含量显著相关.研究表明,加紧对陕西潼关重金属污染农田的治理刻不容缓.     

海峡西岸经济区重点产业发展生态风险评价

针对海西区优越的生态环境质量、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和强烈的发展愿景,结合重点产业发展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强烈的生态影响,通过规划期区域生态状况评价及其动态变化分析,进行海西区重点产业发展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2008年海西区生态状况总体较好,但是空间差异显著.区域生态状况的Ⅰ级、Ⅱ级分区主要分布于武夷山区和中部大山带,重点产业近远期发展生态风险以“无风险”和“轻风险”为主,对海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区域生态状况的Ⅲ级、Ⅳ级分区集中于沿海地带,规划期重点产业发展生态风险多属“重风险”等级.不同土地产出率、发展方案下,海西区重点产业发展生态风险及其空间分布呈显著差异由于各地对重点产业发展的强烈愿景,地方愿景规划方案下海西区重点产业发展生态风险相对较强;但是土地产出率的提高有助于海西区减轻、规避重点产业发展生态风险;敖江流域、闽东诸河等地重点产业发展生态风险相对较轻,可以适当增加重点产业及相关产业布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构建受水区补偿与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互动关系对跨流域调水生态服务市场的形成及饮用水源的保护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论文以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为研究对象,分析陕西水源区保护生态环境与生存权、发展权的矛盾,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思路、客体、主体;计算分析了陕西水源区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及受水区与水源区之间的补偿资金的分摊比例;依据国家生态补偿政策、法律条文及陕西水源区生态功能区的特点提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补偿途径。     

加快建设生态省构建和谐新陕西

陕西南北狭长,从南到北纵跨八个纬度.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区域,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水平各异,但生态环境形势相对严峻,环境保护是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与生态脆弱性评价的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与诊断——以汶上县为例

以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为研究区,基于最小阻力模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合脆弱性评价识别生态修复关键区域,对关键区域分类提出针对性修复保护措施.结果表明在汶上县共识别出11处生态源地,总面积38.72km²,35条生态廊道,总长度259.56km;生态脆弱性分级以中度脆弱与低度脆弱为主,两类型区域总面积594.32km²,占比67.40%.中部城区脆弱性较高,西南洼地脆弱性较低;识别出生态修复关键区域5处,总面积107.14km²,分布于中部城区及周边;根据区位特征将关键区域分为三类,并分类别提出其生态修复策略,以期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影响要素

面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需求构建水生态空间分类体系,基于空间转移矩阵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弥补水生态空间在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长时间、大尺度研究中的缺失.研究发现:近20年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空间整体规模增加2076.08km²,上游和下游地区增加显著,但中游地区规模锐减;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中三角”区域城镇空间对水生态空间的侵占严重;水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交叉转换最为显著,是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空间转换的主导类型;水生态空间同时受到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不同因素在不同演化方向上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     

“两山论”指导下的典型山区绿色发展道路探索——以大别山区岳西县为例

我国多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功能意义重大,新时期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是山区面临的重大课题。安徽省岳西县是我国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水源涵养区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其生态环境关系着我国中部地区的生态安全,同时也关系着实现革命老区扶贫攻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岳西通过持续推进"两山论"实践创新工作,从生态保护和环境准入制度建设到生态产业升级,从大力发展生态有机循环农业、新兴科技型生态工业、特色生态旅游业,到深入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生态廊道建设、生态城乡大家园建设等一系列措施,走出了一条独具岳西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海南中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对海南中部山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研究多基于现场监测和统计数据,而且在指标选取上对不同区域生态环境的特殊性考虑较少,缺少反映当地热带雨林等特殊生境特点的指标类型。据此,基于遥感和GIS技术,以客观反映中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为目的,结合当地生态环境特点,建立海南中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和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角度评价了海南中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的现状及演变特征:海南中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良好,但空间分布不均,随着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对该区的生态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海南中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较大改善。     

环境生物学

X171 9702629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生态环境及其保护途径/杨本津…(中国环科院)//环境科学研究/中国环科院一1997,10(l)一46一51 环信X一6 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是藏民族文化的发祥地,腹心地区。区内独特的生态环境、奇异的自然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21世纪将进人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也存在诸多的生态环境等问题。本文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提出建设相对稳定人口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图1表2参lX171 9702630Cd、Zn、菲和多效哇复合污染土壤的微生物生态毒理效应/龚平…(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国环境科…     

基于熵值法的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与对策研究

文章从生态保育、环境治理、生态经济和资源节约4个方面选取了20个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表现参数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陕西2008～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近些年来陕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尚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资源节约利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应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加强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     

基于双模型的星云湖沉积物重金属溯源及风险评价

为了解星云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现状,并为湖区污染防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分析湖区表层沉积物中Cu、Zn、Pb、Ni、Cr、Cd、As、Hg等重金属含量,研究了其风险特征及污染来源组成.结果表明:①仅Ni、Cu含量尚未超过星云湖的背景值,其余元素均出现累积,Hg含量是星云湖背景值的2.13倍,潜在生态风险最高.②星云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空间分布与入湖河流和湖盆地势相关,表现出由河流输送向湖心扩散的趋势,高浓度区均分布在湖心深水区和特定河口位置,Hg的分布异于其他元素,呈西北湾>南部>中部的特征.③西北湖湾潜在生态风险最高,Cd、As是主要贡献元素.④星云湖沉积物中重金属主要来自自然源（占比为43.32%）、工业源（占比为25.89%）、农业源（占比为20.52%）和交通源（占比为10.27%）.研究显示,星云湖自然源重金属污染贡献最大,人为源相对较低,但湖区重金属污染处于较高水平.星云湖的重金属污染生态风险可能会持续加剧,其中Hg是污染防控的重点.      

导致西藏生态退化的人为因子空间效应分析

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导致西藏生态退化的人为因子及其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数量是西藏生态退化的主要人为因子,基建投资的生态效应则较为复杂.藏西北生态退化主要是由自然因子所致.在雅鲁藏布江、拉萨河与年楚河流域中部地区人为因子致使生态退化作用较强.藏东地区生态退化人为因子明显.藏东南地区人为扰动不大.     

陕西秦岭南麓区域发展与生态效率变动研究

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生态效率关系,描述区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消耗和占用状况,揭示导致生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有助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提出奠定基础.通过对陕西秦岭南麓区域发展与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以及区域内2005—2014年城市发展指数CDI和生态足迹EF的测算,分析陕南三市CDI、EF和生态效率的年际变化趋势及相互影响关系.研究表明:陕南三市CDI和人均EF均呈现不断增长态势,2005—2014年,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CDI分别增长34.99%、42.91%、33.39%;人均EF分别增长66.59%、73.59%、67.04%.结果显示,陕南三市生态效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环境效率年际变化波动较大.资源效率是导致陕南三市生态效率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与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化石能源消耗和建设用地占用不断增长是导致资源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陕西秦岭南麓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力逐步增强,但资源的高消耗和占用使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发展循环经济、开发生态旅游等成为政策着力点.     

土地利用变化的水土资源平衡效应研究——以西辽河流域为例

北方农牧交错带作为我国传统农区与牧区的交汇和过渡地带,是我国东、中部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地区。选取北方农牧交错带东缘的西辽河流域为案例区,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构建水分亏缺模型,定量计算了西辽河流域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的水分亏缺态势,揭示了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的水土资源平衡效应,研究表明:①1995-2005年,西辽河流域土地利用整体特征未发生重大改变,土地利用表现为耕地面积有所增加、草地面积相对减少的局面;②西辽河流域水土资源平衡总体呈现中度水分亏缺的特征,亏水量较大的区域相对集中在西辽河冲积平原中部地区;③1995-2005年10 a间的土地利用变化使得西辽河流域严重缺水地区面积增加1/4,水分亏缺态势进一步加剧。     

2015—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及动态变化分析

“2+26”城市是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地区之一.为量化评估“2+26”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在全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评估技术方法,基于双基准渐进法评估了2015年和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揭示了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的短板;对比分析了2015—2017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年际变化及其主要原因,特别是空气质量改善对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中国指数（ECC）得分为64.98分,整体上达到一般水平,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依然存在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等短板.②2015—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ECC得分增加了3.64分,高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及全国平均水平,地表水环境质量、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及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其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贡献指标.③2015—2017年“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不明显,对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贡献相对较小,这可能与气象条件变化、大气治理成效的滞后效应有关.研究显示,“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存在突出短板,应优化国土生态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协同发展机制,补齐短板,从而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