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区域分异研究

土地短缺逐渐成为制约长三角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要素。集约利用土地,不断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解决长三角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缓解人地关系矛盾的必然选择。从土地利用强度．产出效率、生态效益、可持续利用程度四方面阐释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内涵．以此构建适合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与技术对评价结果进行空间分异研究。并分析差异产生原因。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水平差距较大。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的重要因素。②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由北向南呈现明显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在空闾分布上具有微弱的正相关性。空间分异格局明显。③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须予以针对性改善提高。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三角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动态研究

生态系统健康是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现有的评价指标大多难以体现生态系统健康的本质内涵。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改变生态系统结构进而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及健康,因而从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视角构建反映生态系统健康的活力、组织力和弹性指标,是发展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的可能途径。本研究基于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对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响应状态,构建适用于长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活力-组织力-弹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植被覆盖度指数表征生态系统活力;以景观连通性等8个景观格局指数表征生态系统组织力;以In VEST模型生境质量指数表征生态系统弹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长三角地区1995—2015年土地利用空间数据,以长三角16个地级市为评价单元,对长三角过去20年间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动态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指数降低了约17.6%,其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较高的区域面积减少了约60.6%,而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较低的区域面积增加了约36.5%;长三角地区快速城市化所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健康时空演变的主导因子,且林地和水域对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起到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较好地反映了生态系统健康的本质特征,可用于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动态评价,其结果也能对区域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测度与演化分析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化区域,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趋同、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脆弱性凸显等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引入可持续发展指数和系统协调指数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测度,通过细分城市发展模式并利用演化树模型分析不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演化进程。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接近,城市之间系统内部协调性差距较大,子系统中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较为一致,而与环境状况趋异;以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和三产结构可以将长三角地区城市聚类为4种具有不同现状特点和发展轨迹的城市发展模式,归属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演化轨迹不同,以苏锡常地区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变化最为剧烈,发展与协调并重是关键;苏中、浙中地区等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寻求适合的经济发展路径是其首要任务。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趋势预测

绿色发展能有效缓解生态环境问题,推动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在梳理绿色发展理论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绿色生活六个维度的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Kernel密度估计、BP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测算和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和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2008～2009和2011～2013年受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影响,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出现下降。(2)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日渐凸显,存在两极分化特征并有向三极分化转化的趋势,同时空间上分布不平衡。(3)“十四五”预测期内绿色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攀升,北部和南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改善,但西部地区依旧处于较低水平。(4)绿色发展水平等级转移均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没有出现“跳级”现象,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存在“瓶颈”。最后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特征,提出相应的绿色发展建议。     

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测度与演化分析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化区域,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趋同、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脆弱性凸显等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引入可持续发展指数和系统协调指数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测度,通过细分城市发展模式并利用演化树模型分析不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演化进程。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接近,城市之间系统内部协调性差距较大,子系统中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较为一致,而与环境状况趋异;以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和三产结构可以将长三角地区城市聚类为4种具有不同现状特点和发展轨迹的城市发展模式,归属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演化轨迹不同,以苏锡常地区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变化最为剧烈,发展与协调并重是关键;苏中、浙中地区等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寻求适合的经济发展路径是其首要任务     

基于SBM动态网络模型的中国高新区效率评价

高新区是高新科学技术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转移的重要载体,国家高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基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国家级高新区的效率进行评价。研究采用基于SBM松弛变量的动态网络模型,在研究中将高新区跨期活动因素纳入到动态效率的测量,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局限于生产活动的投入产出分析忽略组织内部的连接性的缺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部分国家高新区的生产效率和研发效率由于部门之间的连接效率与转换效率较低使得高新区绩效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点;其次,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技术效率的改进,同时研发部门效率取决于技术进步水平,此外,研究发现多数高新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背景下的人口优化布局研究

人口问题是制约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核心区,长三角地区经济和人口快速集聚,近年来出现了中心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生态环境敏感区受到挤占、后发地区人口集聚动力不足等问题。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要求出发,合理布局该区域的人口,已经成为该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利用统计数据和GIS空间分析方法,采用多种模型对本区人口规模与增长、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在人口预测与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优化和调控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布局,将研究区域划分为优化增长区、快速增长区、较快增长区、限制增长区等人口增长类型区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

为提升城市应对重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能力,提高城市的抗打击能力与恢复能力,以及城市对抗不确定风险的韧性程度,本文结合现实背景,以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对2014年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城市韧性进行实证分析。采用GIS的空间分析和叠加功能方法,从生态环境、市政设施、经济和社会发展4个方面选取24个具体指标,对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城市韧性程度及其空间状态做出评价,并确定测度标准值。首先对构成城市韧性的4个因子:生态、市政设施工程、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进行分析和数字化,得出各因子对城市韧性影响程度的栅格图层;其次对图层进行空间叠加,再得到长三角地区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图。评价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呈现"级差化"分布状态,总体呈现出中等韧性状态;(2)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北翼城市比南翼城市韧性程度较高;(3)长三角地级城市经济、生态韧性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趋向协调均衡发展。通过城市韧性度分析,认为评价结果基本符合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城市韧性发展的整体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对外界风险的适应能力,并在今后的城市发展调适过程中更具韧性,从而对不同时空尺度的城市韧性状态评价提供一种思路。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乡统筹发展的空间差别化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根据城乡统筹的内涵及特点,构建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0、2008年两个年份的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分析了影响长三角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城乡统筹水平差异显著,2000～2008年相对差距有微弱扩大的趋势,局部发生变动;②各城市城乡统筹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四大因子是城镇化因子、外向型经济因子、城乡收入水平及城乡交流因子。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建议。     

苏锡常地区城市发展对降雨的影响

苏锡常地区位于太湖流域的腹部地区,经济发达,是当今世界上较大的城市群之一,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使该区自然环境产生了较大变化,并影响到当地水循环过程以及降水过程的变化。以该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3个典型城市为例,基于长系列降雨资料,在相同的气象背景条件下,通过城区与郊区雨量站同期资料的对比分析,采用线性回归、R/S分析、MK检验等方法,重点探讨城市化对降雨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化缓慢期,城郊降雨差别不大。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化发展较快的苏州、无锡城市“雨岛效应”较为明显,而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的常州城市“雨岛效应”则不明显,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存在。该研究为长江下游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对降雨影响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江苏省沿江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与转移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针对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制造业空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在整理和分析调查问卷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专业化指数和基尼系数2种方法来定量分析江苏省21个沿江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和转移态势。结果表明：（1）2002~2006年江南沿江开发区通过向江北沿江开发区转移部分传统产业，逐渐形成了江南沿江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和江北沿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围”的空间分工格局；（2）江南沿江开发区内部、江北沿江开发区内部尚未形成良好的分工关系；（3）受开发区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政策、本地化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并未发现理论预期的普遍存在的产业集聚现象，仅纺织服装、石化、电力、塑料橡胶等产业呈现集中趋势.     

长三角大都市带人口容量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建设

为推动长三角都市带人口稳定扩容,寻求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途径。基于国外已经成熟的大都市带,认为产业集聚规模、资源支撑条件、环境承受能力是影响大都市带人口容量的主要因素。根据预测,长三角都市带未来的人口规模为107亿~117亿。通过对支撑长三角都市带经济-人口容量的资源环境要素分析,认为扩大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容量,关键在于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认为未来经济发展所需各类用地保障程度的高低、战略性矿产资源供〖JP2〗给能力的强弱以及区域环境容量的大小是影响长三角都市带人口容量大小的关键因素。建议在国家层面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提高长三角大都市带各类功能用地的保障能力,通过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等方式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建设,同时在长三角大都市带地区率先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沿海规模最大的经济区 ,上海市、江苏沿江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八市、浙江省的嘉兴、湖州、杭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六市都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范围 ,土地总面积 996 87.5km2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 1998年全区人口 74 4 5 .6 9万人 ,GDP总量 12 70 1.39亿元。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 ,人口分布最密集 ,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阐明了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特征。指出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 ,开发区建设数量最多 ,类型最齐全的地区 ,它拥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农业现代化园区、旅游度假区和保税区等多种类型。经过多年来的开发建设 ,长江三角洲开发区投资的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软环境都很好 ,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开发区已经成为了其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的制造业基地 ,高科技发展基地 ,外商投资和跨国公司的集聚地。通过对上海、江苏、浙江各种类型开发区的外商投资规模、产业经济结构、城市建设功能和外向型经济格局的比较 ,揭示了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区域差异。明确了上海开发区建设在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地位 ,分析了浙江省开发区建设落后于江苏省的主要原因 ,总结出了愈靠近     

跨世纪江苏沿江地区产业结构研究

江苏沿江地区包括南京、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八市,社会经济发达,人口和城镇密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通过对该地区产业结构现状、区位优势条件物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拽出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开放格局下本地区产业结构重组与升级所面临的机遇,及地区矿产资源缺乏、自然条件相似、产业结构趋同等不足。提出该地区跨世纪区域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是在维持第一产业     

过江通道对乡镇可达性影响分析

过江通道建设将缩短相关城镇到中心城市的时间距离，提高乡镇可达性水平，改善区位条件，从而带动乡镇经济发展。为了定量地评价过江通道对乡镇可达性和城镇体系影响，以苏通大桥为例，借助GIS软件，采用成本加权栅格方法，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潜力模型与场强指数，对比分析通车前后乡镇可〖JP+1〗达性空间格局与中心城市腹地和场强空间变化。结果表明：南通东部与大桥北岸乡镇可达性与区位优势潜力显著提高，城镇整体可达性与区位优势潜力小幅提高。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可达性值呈现出长江以南由东向西递增，江北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增特征。大桥影响范围更多限于南通东部县市与大桥北岸。城镇空间体系变化较小，腹地与场强变化多出现在大桥两岸，场强值分布呈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递减的分异特征。数据表明大桥优化了南通东部区位条件，使其更好地接受发达地区产业与知识的“溢出效应”，加快苏南产业向南通东部地区转移，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城市建设定量评价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发育最为成熟的城市聚集区,随着城市发展主流趋势--生态城市的日益兴起,区内各城市相继开展了生态城市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不协调发展、生态城市建设程度难以定量以及片面定量的问题。试从长三角城市群社会经济和地域情况入手,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并采用城市生态指数、城市协调度指数和生态城市综合指数来分别衡量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生态化水平、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和生态城市建设程度。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15个城市中,苏州生态城市建设程度较好,而南通则略差;（2）只有城市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过江通道建设对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影响——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苏通大桥及沪崇苏通道的建设将引致区域交通格局的演化，从而对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于相对落后的南通市而言，快速过江通道建设既是促进发展的良好机遇，同时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1）交通可达性改善明显，南向联系趋于便捷，运输成本相应减小，要素集聚呈现加速态势，但优质要素面临流失威胁；（2）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但以低层次产业为主，进一步加大了产业层次提升的压力，同时建设用地的盲目扩张和散乱布局，使得空间开发无序风险加剧；（3）进入上海都市圈的紧密圈层，有望成为长江三角洲北翼重要的次中心城市，但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大。为促进南通市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在推进都市区建设、促进要素集聚、空间资源的合理和统筹利用等方面制定科学有效的区域政策。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用水效率评价及时空差异研究

在水资源约束趋紧的背景下,选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26个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BM模型对工业用水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可分解的泰尔指数分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内部工业用水效率的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用水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在不考虑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工业用水效率10a平均值分别为 0.591 8.和 0.519 7;（2）工业用水效率的地区内部差异是造成总差异的主要部分,并且有随时间递增的趋势,其中安徽省对于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率最大,其次为浙江省,江苏省贡献率最低;（3）江苏省各城市工业用水效率虽然差异不大但整体水平较低,而上海市工业用水效率较高并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因此,缩小地区内部差异是实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用水效率整体上升的重要途径。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分析

开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参考大量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发展、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生态环境质量4个方面,选取18项代表性指标,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并对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②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循环经济水平呈不规则“W”变化。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