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

全面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度同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就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五个方面的协同性系统讨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其次，着眼于当前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在中国的重要性，本文在国家层面讨论了二者的中长期协同控制路线图，阐述了重点协同区域的识别方法和重点部门的协同治理思路，系统提出了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的协同路径。再次，本文还就“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这两个领域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思路展开分析讨论。最后，针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政策体系的需求，提出了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建立协同法规标准、建立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将有助于厘清各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后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科学基础。     

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潜力与路径

在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承诺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目标下,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城市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必须全面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工作。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同根同源同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协同减污和降碳的治理政策不仅能够提高政策效率,还具备降低成本、强化公共健康等多重效益。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保持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油、气消费与清洁能源比重偏低。要实现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防控,就必须从源头上根本改变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本文通过阐述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潜力及路径,帮助理解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协同机制,为城市协同优化治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提供参考。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落地实施的对策研究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如何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对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发挥极为重要。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气候变化工作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管理体系、影响机理和人才队伍3个方面分析了两者协同的难点,并从完善制度体系设计、探索技术协同路径和构建人才培养体系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协同实现降碳减污的管理需求与关键问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发展阶段使然。与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国内污染问题再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不同,我国正处于减污与降碳要求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扭转的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行性。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同时产生 CO₂ 等温室气体和SO₂、 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大气污染物,推动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治理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获得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风险降低、低碳经济竞争力提升等多重政策效益,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研究回顾及展望

交通运输行业是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开展交通领域的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空气污染防治的迫切需要。本研究追溯了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起源及发展,回顾了交通领域协同减污降碳的主要路径,具体包括交通基础信息协同、交通排放清单编制协同、交通减排目标设定与减排情景分析协同、交通减排技术及措施工具箱协同,以及交通减排保障措施协同。然后,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协同度评价体系构建、污染相关健康协同效应、研究区域等方面对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研究实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组态视角下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对环境规制效率的驱动机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fsQCA实证分析

减污降碳是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标志,是实现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工具驱动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促进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组合。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在提升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方面呈现4种组合模式,且分别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匹配,未来将呈现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协同发力的态势;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提升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自愿参与型工具则更多依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工具发挥政策组合作用,在西部地区发挥效力较弱。不同的环境规制效率驱动效果会带来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此为不同地区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CO2排放和空气质量协同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既是受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影响的重点区域,又是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关键主体。在城市尺度上研究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及其时空异质化的影响规律,将为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分析了2012—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数的动态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而后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了低碳政策、大气污染物防控政策、产业结构等驱动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异质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国主要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由2012年的0.79增加至2019年的0.85,环京津冀区域、汾渭平原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区域耦合协调度指数显著提高。以低碳试点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其降碳政策、减污政策、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以及技术投入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华北平原城市群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主要通过减污政策提高协同效益;低碳政策主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挥作用;中西部城市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投入实现协同效益。最后,基于此提出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益的对策建议。     

共享骑行减污降碳效益研究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出行方式，凭其便捷、经济、共享的特点，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出行交通方式。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可替代能源消耗型交通出行方式，具有明显的减污降碳环境效益。然而，目前关于共享骑行环境效益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降碳”方面；对于“减污”的研究较少，尚未见公开发布的核算方法学。本文对共享骑行的“降碳”效益方法学进行了梳理并定量核算了“降碳”效益；对于“减污”效益，采用“降碳”核算方法学的思路进行了定量核算的方法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某大型共享骑行公司的用户骑行数据，对共享骑行“减污降碳”的环境效益按照有地铁城市和无地铁城市进行了分别核算。结果表明：①共享骑行具有显著的“减污”和“降碳”协同环境效益；②共享骑行“减污降碳”环境效益在无地铁城市比有地铁城市更为突出；③共享电单车比共享人力单车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益。最后，本文对所采用的核算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共享骑行环境效益核算未来的研究探索方向，包括共享骑行激励政策的制定、不同尺度或区域共享骑行环境效益核算以及出行替代率的方法学研究等。     

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为我国工业园区碳中和转型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本文在总结卡伦堡、蔚山、川崎等国外典型生态工业园区绿色化和低碳化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基础上,分析了上述工业共生体系的碳减排措施,并总结国外生态工业园区的低碳发展经验和启示。结果显示：①国外生态工业园区低碳化具有显著的三阶段特征,即历经节能增效降碳、减污降碳协同、自发式降碳等阶段,最终进入碳中和导向阶段;②政府引领成为园区绿色发展和低碳化的重要特征,且政府主动介入时间与《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时间高度吻合;③合理使用政策手段是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化的主要手段;④推进系统性变革是绿色发展和低碳化的战略重点。最后,本文面向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给出了推进我国工业园区碳中和的4点建议：加速制定工业园区碳中和路线图、强化低碳指标、推进示范试点,以及建立碳中和政策框架。     

市场型环境规制交互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减污降碳的主要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试点——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研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嵌套模型,探究减污降碳的政策协同与区域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实施“双权”交易可以对碳排放和PM_2.5减排产生政策协同效应,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实施单一的环境规制会对非排放清单的排放物减排产生负面效果,且没有形成区域协同效应;实施“双权”交易可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中国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政策启示。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构建现代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构建实施协同政策十分关键,是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支撑。本文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关系,评估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现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协同政策的推进思路框架、重点方向、实施保障以及实施路线图。     

在碳中和愿景下缩小贫富差距：协同理论、机制与路径

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征程中,我国同时面临碳中和与缩小贫富差距等多项战略任务。尽管这些战略任务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路径互联互通,政策效果相互影响,但由于分属不同的子系统,容易陷入管理实践各自为政、政策实施互为掣肘的僵局。收入提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可能因为消费升级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增加实现碳中和的挑战;碳中和实现路径也可能通过影响居民就业或家庭收支促进或阻碍迈向共同富裕的步伐。充分认识碳中和与缩小贫富差距之间的协同与权衡关系,通过整体协调和系统谋划下好"全国一盘棋",减少政策冲突和实践失误,是全方位落实可持续发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关系的前提条件。通过对碳中和与缩小贫富差距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影响机制和实践路径进行系统剖析与深入诠释,力求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为促进碳中和与经济平等的路径选择及方案制定提供决策支持,对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下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合作提供参考借鉴。     

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发展历程及展望

伴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不断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规划经过近45年的探索发展,规划理念与时俱进,规划层级不断提升,规划体系不断优化,规划技术方法不断探索实践,生态环境规划的发展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系统谋划环境污染治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存在着五年综合规划统领作用未有效发挥、规划实施管理较为薄弱、规划技术支撑不足等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美丽中国建设起步开局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规划要健全规划体系、强化规划空间属性、建立全过程实施管理体系,提升规划编制实施管理水平,进一步发挥规划的基础性、统领性、战略性和创新性作用,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早日实现。     

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思路与重点任务

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面临巨大压力,需要系统研究构建碳达峰政策体系,为碳达峰提供政策动力。本文分析了我国碳达峰相关政策实施情况,探讨了碳达峰政策创新思路,提出了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以及政策实施保障。以减污降碳为主线,推进低碳发展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统筹融合,构建完善以碳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的,涵盖行业部门、重点区域地区、减排相关方的,多手段类型相结合的碳达峰政策体系,促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有效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碳排放达峰路径与关键举措的顺利落地。从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控制考评制度、加快构建排污许可证与碳排放管控协同制度、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改革、全面推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方面提出重点政策建议。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固体废物治理的法律因应

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为达成此目标,固体废物治理领域也需要积极作出响应。固体废物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固体废物的处置。不同的固体废物处置方式有着不同的碳排放结果,填埋或焚烧方式处置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都远大于循环利用的方式。应以固体废物领域碳排放统一核算制度为基石,从推进政策实施和立法修改等的多个层面上去因应。立法面向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乃至编纂中的“环境法典”都应当围绕减碳模式的固体废物处置方式改进和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制度建设面向上,以固体废物碳排放强制核算法律制度建设为主,通过碳排放强制核算制度规范相关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并深度挖掘固体废物处置的碳减排潜力。     

碳汇生态产品的科学内涵、价值评估与实现路径

在碳达峰碳中和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驱动下,拓展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界定了碳汇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根据功能属性将其划分为生态调节类碳汇生态产品和物质供给类碳汇生态产品,总结了两类产品对应的实物量核算与价值量评估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耦合互馈的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保障建议。研究认为,碳汇生态产品不仅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举措,也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共同富裕协同实现的重要路径。     

我国智慧碳监管建设的发展路径探究

智慧碳监管是政府、园区、企业实施碳减排的现代治理手段,通过运用大数据平台,对碳排放数据进行实时监控、追踪等,实现碳排放的监控预警、考核、评估、决策等,是推进“双碳”战略的重要保障。我国碳监管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推进实施智慧碳监管既是发展方向,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分析了我国智慧碳监管的发展状况、实践进展和实践特征,围绕数据管理体系、政策支撑体系、系统技术体系、创新功能应用、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系统策略,助推我国碳监管的智慧化发展与创新实践。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及最佳碳税的思考

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鉴于碳排放具有负外部性,研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并探究最佳碳税,对于推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无限期的多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探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最优的碳税政策进行思考。研究结果表明：当居民消费效用函数呈对数形式、大气损害与产量成正比、大气中的碳含量存在线性关系和储蓄率不变等假设条件成立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与产出成正比,且比例只与贴现率、大气损害函数和大气中的碳消散结构有关。因此,在碳税政策的制定上,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分阶段动态优化调整碳税税率：在高贴现率时期提高碳税税率,分行业施行碳税政策和补贴政策,同时为了避免经济社会遭受到较大的冲击,起初征收碳税时税率不宜过高;考虑不同体量企业收入差距和负担能力,采用累进碳税征收机制;分地区实施差别税率,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土壤环境管理政策进展与展望

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美丽中国建设，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本文系统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土壤环境管理政策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土壤环境基础调查、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试点示范、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四个阶段，提出了当前基于风险管控的土壤环境管理总体思路，以及土壤污染预防和保护、农用地分类管理、建设用地准入管理等主要制度具体要求。立足土壤污染防治实际和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新要求，分析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土壤环境管理的发展趋势，并从制度标准完善、分级分类分区差异化防控、风险协同管控、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完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