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与博弈关系

耕地资源安全是耕地保护的上升形式,从耕地资源安全的高度探讨其保障主体行为对于找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失效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和保障主体分类入手,分析了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在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保障方面.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强于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强于地方政府;在耕地资源质量和生态安全保障方面,各保障主体的保障积极性都要弱于数量安全,但中央政府的保障积极性仍最高,地方政府和农民均消极应对;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的总体目标,而从法律上明确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行为约束制度有助于规范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     

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评述与展望

"公地悲剧"是人口和资源环境管理面临的经典问题。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围绕治理"公地悲剧"的学术探讨中,诞生了公共事物(Commons)治理的新兴学科方向。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是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集体行动理论由此成为公共事物治理知识体系的精华。文章评述了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理论进展,通过对集体行动的概念、经典理论框架、具体影响因素及机制的系统梳理,为人口和资源环境管理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文章还分析了公共事物治理研究在我国的现状和前景,认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一,聚焦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和本土实践,开展更多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第二,关注城市社会和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事物,推动城市空间和数字空间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第三,重视集体行动中的微观个体行为与动机,积极运用实验方法,引入行为心理学视角,探究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第四,应对新技术给公共事物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如何利用新技术增进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公共事物治理理论、方法和政策上的不断提升,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下的"公地悲剧"问题做出越来越多的知识贡献。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基于区域发展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失灵及对策选择

不平衡的梯度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优先获得扩大农地非农化的权利而率先发展.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却遭遇到了国家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管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加剧,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失灵.首先从东中西部区域不公平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原因,然后通过构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主体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证.研究表明,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耕地资源非农化指标的不公平配置,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扭曲;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对耕地资源非农化利用的竞争是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根源.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给出的对策选择是创新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经济制度供给.调整国家公共政策,构建耕地保护区际补偿机制.     

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利益相关者行为抉择博弈探析

面对环境污染,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明晰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机理,选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成供应链系统和消费者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基于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环境价值诉求的识别及行为策略分析,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供应链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考虑消费者的行为策略对三方博弈的影响。运用三方动态博弈模型解析了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各博弈方的博弈均衡策略以及各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个体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会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为保障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顺利实施,各利益相关者应协同合作。通过对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协同机理的探讨,提出了促进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实施的对策建议,即中央政府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地方政府应发挥监督主体作用、企业应发挥投资主体作用、消费者应发挥监督推动作用。     

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随着对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质环境的影响日益凸现.相对于点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时间、不确定途径、不确定量等特点给治理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难度.本文从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出发,着力从市场博弈及政府监督博弈两个模型分析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并提出以“集体表现”的形式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管理和控制.市场博弈模型中以一定的排污削减目标为前提,确定以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点源-非点源排污权交易是可行且有效率的;而政府监督博弈模型的结果显示:合理的环境补贴和惩罚机制、政府对自身声誉及公众形象的重视及维护对非点源污染治理起正向促进作用.     

财政竞争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

财政竞争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理论界已有文献鲜有以财政竞争为视角来分析环境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竞争主体、竞争动因和竞争方式三个方面阐释了财政竞争的内涵,并基于公共品定义角度分析了环境质量的特征,表现为具有辖区性、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多重特性,为政府介入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纵向财政竞争"和"横向财政竞争"二维分析视角,通过逻辑分析、博弈论等方法对财政竞争影响中国环境质量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结论表明:由于"纵向财政竞争",中国政府间存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责任不对称、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不合理、财政"利维坦"倾向等制度设计缺陷,从而挤压了环境质量改善的财力投入;由于"横向财政竞争",中国各级政府间为追求自身可支配财力的最大化,在环境质量问题上陷入"污染博弈"、"财力投入博弈"和"污染行为矫正博弈"等博弈困境。在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规则下,最终呈现的是非合作博弈均衡状态,表现为地方政府间竞相懈怠环境质量改善主体责任。因此,无论是"纵向财政竞争",还是"横向财政竞争",均对中国环境质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对此,必须清晰政府间环境质量责任主体、加大环境保护的转移支付力度、构建科学完善的环境税(费)体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促使中国政府间的财政竞争行为回归理性,保证财政竞争与环境质量二者间形成良性循环,以确保环境质量。     

基于“绿色账户”激励的回收居民再生资源合作演化

废旧物资的充分回收利用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探寻促进废旧物资回收的激励机制对多方主体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源化处置意愿、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废旧物资回收工作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该研究基于现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构建了地方政府、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居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系统演化稳定性的影响,探讨了影响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政策优惠力度、补贴水平以及“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是影响系统演化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低于一定水平时,将导致系统演化为最不利于废旧物资回收的策略组合（消极作为,牟利导向,随意丢弃）。(2)政策支持力度和补贴水平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选择“环保导向”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支持”策略具有抑制作用。(3)“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对居民选择“分类交投”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超过某一阈值时,将导致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牟利导向”行为的发生,使得“绿色账户”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为优化“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     

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演化博弈分析

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农村水环境也存在着"边治理、边污染"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因而厘清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有助于突破此现实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博弈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具有多重复杂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终将趋向于引导行动,企业也相应选择净化策略,三方实现共同治理,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农户愿意参与治理、或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都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响应,系统将锁定于不良状态,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在一般情景下,通过调节各方策略的参数值,发现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可使系统跳出不良状态,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实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只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行动以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就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据此提出促进三方共同参与、保障农户利益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对策建议。     

中日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比较研究

为了建立新的水资源管理的法律体制，加强法制建设，就水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方面的制度、水污染的控制等进行分析，认为用一个系统的、有强制力的规划来指导，控制和协调各地方、各部门的利益关系是水资源管理的基础和关键。介绍了日本的集中协调与分部门行政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并以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为主的流域管理体制，对这种管理体制下的以流域为基础的日本水管理法规的基本原则、组织结构及立法现状进行了分析，对中日两国的水资源管理及立法的基本异同点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立法的结构层次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促进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如：（1）协调原则；（2）环境政策的一体化，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3）制订可行的法律规范；（4）加强学术研究和交流；（5）注重科学的规划等。     

两种制度下公共资源长期耗用之比较

丁和张维迎对“公共地悲剧”的论述,是以参与耗用公共资源的人数不变为假定的。但是,有些资源即使在长期中也无法改变其公共资源的属性,这使得耗用这类资源的人数在长期中会发生变化。只要有超额利润,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耗用该资源;反之,则会有人退出。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探讨了长期中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下,人们耗用这种无进入壁垒公共资源的均衡情况的差异。结果显示,集体理性可以使该资源的耗用速度减慢,但是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社会福利减少;而个体理性下资源的消耗速度更快,但可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福利的效果。进一步认为,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制度只能是权宜之计,技术才是根本出路。     

基于BP-ANN的生态安全预警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对区域生态安全进行预警研究，有助于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预警理论，通过构建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运用超载度模型及Matlab支持下的BP人工神经网络（BP ANN）对经济快速发展的苏州市1996～2015年生态安全进行预警分析。研究表明：①BP ANN模拟效果较好，将其用于生态安全预警研究是可行的；②1996~2007年苏州市生态系统整体处于临界安全的中警状态，其超载水平经历了“加重 稳定 缓解”的变化过程，虽然今后几年内人类支持能力将持续提高，系统超载水平将波动性下降，但资源和环境问题仍不容乐观。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发挥政府主导性作用，从环境保护与治理、科技创新、产业转型、资源管理及人口调控机制等方面制定对策措施。〖     

多瑙河国际水争端仲裁案对我国国际河流开发的启示

多瑙河水争端仲裁案是国际法庭首例仲裁解决的生态环境案例。在对该案的产生、发展及仲裁结论的分析与总结基础上,结合当今淡水资源日趋紧张,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管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的现状,认为该案将对我国未来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启示：加强对我国境内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国际”法制化管理;协调国家与地方、国家间的水资源利用目标,促进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公平合理利用与保护;认识与了解我国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国际责任与义务;认识国际河流水资源的有限利用权与使用权;国际河流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权利受限于流域国家的合作基础;参与制定并实施国际河流区域性开发协定是实现国际河流管理与保护的重要条件等。     

河流生态系统管理研究——以香溪河为例

香溪河是三峡水库湖北库区最大的支流，其健康与否对三峡水库水质有直接影响，因此开展香溪河生态系统管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河流生态系统管理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如何开展相关研究值得探讨。简要介绍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重点结合香溪河主要受水电站建设、流域土地不合理开发、工业污染等因素影响的事实，认为应该以保证水量、水质作为河流生态系统管理研究和各种管理措施的出发点，并以维持健康的水生态系统，保证河流各项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为最终管理目标。以该思路为基础，就香溪河而言，可以着重从流域土地利用的生态学规划、香溪河水电站的生态学管理、香溪河流域水质污染源控制、香溪河生态系统健康和服务功能的监测及评价等四方面开展该河流的生态系统管理研究。     

基于遥感的上海市湿地资源与生态服务价值研究

基于遥感开展城市湿地资源与生态服务价值研究是当前生态环境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利用1987年、2000年和2007年的Landsat遥感影像,利用遥感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结合野外调查及研究区相关资料,监测了1987~2007年上海市湿地资源的变动情况,并借助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估算研究区1987~2007年湿地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1)1987~2007年间上海市湿地资源呈现不断退化的趋势,特别是2000年后退化趋势明显,主要表现在稻田、河流、库塘、滩涂等湿地面积的显著减少;(2)1987~2007年上海市湿地生态服务总价值呈下降趋势,其中河流、库塘、稻田的生态服务价值减少,滩涂、湖泊的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上海湿地资源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主要是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的。以上研究结果,可为政府城市发展中对湿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依据。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概念、类型与适用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作为一种与命令控制型进路相对的环境政策工具,最初与污染问题相联系而出现,之后扩展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被认为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市场失灵,为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正向激励,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填补生态保护资金缺口。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概念、类型和适用的考察,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概念虽频繁出现,但界定过于宽泛模糊,几乎泛指所有带有价格成分的工具;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类型划分并不一致,基于归纳的类型划分将现行市场化工具归纳为基于价格的机制、基于数量的机制和市场摩擦机制三类,而基于演绎的类型划分,则将市场化工具分为直接市场交易、许可证交易、反向拍卖、科斯类型协议、调控价格变化和自愿性价格信号六类;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适用需要以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化为前提,受制于制度背景,并且应当针对市场的弊端予以法律规制,确保交易能够真正提供环境效益;市场化工具的选择不仅有赖于数字运算,还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并予以权衡,同时综合运用各种市场化或非市场化工具。中国在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应当把握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通过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和商品化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这一实质,理解缓解银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反向拍卖、生态标签和生态认证等典型市场化工具的运行机理,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适用的前提和规则,更好地发挥市场化工具的积极功效,从而实现特定的环境政策目标。     

基于水生态功能区的巢湖环湖带生态服务功能评价

水生态功能区被认为是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修复的基本单元,以其为基础进行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对于流域内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修复等都有重要的意义。选取巢湖环湖带,采用物质量的方法,对其12种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其中陆域生态系统4种,水域生态系统8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差异明显,南部和东北部较高,西北部和东南部较低;而研究区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西部较高,东部较低;(2)生态服务功能总量较高的区域,其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并不一定高;(3)环湖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管理和恢复既要考虑生态服务功能总量的大小,也要考虑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的大小,依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生态服务功能较强的地区,应积极发挥其生态功能的优势,在保护与治理并重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生态服务功能较弱的地区,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在保护的基础上对其生态服务功能进行恢复。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水资源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通过计算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之间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差异,建立各省间水资源利用和经济补偿的联动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算长江流域各省份水资源超载指数,结合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考虑地区补偿能力,构建水资源生态补偿的量化模型,计算各省份应当支付的生态补偿量。长江流域各省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总量高达9.37×1012元,各省生态服务价值也都在3.1×108元以上。整体上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趋势,上中下游生态服务价值比例分比为44%,49%和7%。因此,处于长江流域下游以及中游的地区理论上应当对上中游地区水资源保护以及"生态服务价值外溢"进行相应的补偿。长江流域总体应获得1193.53亿元的水资源生态补偿。     

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博弈分析

流域水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也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财产。公共财产的特性往往表现出所有权的虚无，流域内的每个团体或个人都难以界定明确的责任和义务去维护流域水环境不受污染及可持续利用。流域水环境污染就是一种公地悲剧，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两种情况下的流域水环境污染的状况，并比较了两种善的优劣，得出实施排污交易制度是我国将来进行流域性水污染防治的一种发展趋势。排污权交易制度可使企业真正成为排污和治污的主体，并在购买排污权和冶污之间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最后，也强调了政府在水环境管理的协调、组织和制约方面的必要性。政府应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及相关政策。     

流域生态服务市场化补偿管理制度

为平衡流域上下游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利益的矛盾,解决依赖政府支出补偿能力有限的问题,我国许多地方尝试着在流域生态补偿中引入市场机制,各地涌现出大量的生态服务市场化补偿案例,成为目前中小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有益探索和重要补充。为保障流域生态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对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在总结国际生态服务市场管理实践和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的管理实践、政策和法律制度进行评价,并以此为基础,从管理政策、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3个层面,给出我国生态服务市场管理制度的框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