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促进我国蓝色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构建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可变模糊识别算法,评估2006—2016年我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并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水平总体向良性转变,海南、天津、上海经济发达,入海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海洋环境质量水平高;河北、山东、福建、广东海洋环境质量水平一般;江苏、浙江污染严重,辽宁、广西环保投资较低,海洋环境质量水平低。引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影响我国海洋环境质量的九大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因子中经济效率、经济规模和海水养殖量对海洋环境影响不显著,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质量影响最明显。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选取2001—2015年我国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作为海洋经济增长指标,以赤潮累计发生面积、含油污水排海量、石油类污染物的点位超标率和无机氮点位超标率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指标,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和海洋环境污染的VAR模型,综合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两种方法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环境污染的各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与各海洋环境污染指标呈反向变动关系;(2)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增长对海洋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显著,海洋环境污染有逐渐抑制海洋经济增长的趋势;(3)环渤海地区含油污水和石油类污染物的排海量是限制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环境污染因素。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转型视角

全面系统评估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2006—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双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于非试点城市,双试点政策的实施使试点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约8.29%,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双试点政策比单试点政策更能显著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政策间存在协同效应;(3)双试点政策通过创新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同时会增加能源消费规模进而抑制绿色经济效率;(4)双试点政策对周围100～900 km以内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丰富了环境政策协同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为政策的有效实施、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科学支持。     

山东省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以作为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山东省为例,基于2012—2017年数据,构建了经济增长新动能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泰尔指数、莫兰指数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考察了山东省各地市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山东省地市间经济增长新动能总体差异存在扩大趋势,省会都市圈内部差异和板块间差异构成全域内部差异的主要来源。②山东省经济增长新动能存在显著空间分异格局和偏东北—偏西南空间分布特征。③空间互动状态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新动能具有显著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城市化进程和政府财力增长直接效应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优化山东省经济增长新动能及其空间格局需要完善区域创新生态体系,发挥创新高地的溢出作用和区域比较优势,统筹推进区域间经济增长等建议。     

环境规制视角下中国海洋产业转型研究

环境规制和创新直接决定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方向。基于我国沿海11省市2006—2014年面板数据,采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More值和门槛回归模型,从方向和速度两个维度对我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在产业转型方向上,沿海地区正向第三产业转型,2010年以后1/2省份的产业转型速度加快。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海洋产业转型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在海洋技术创新水平制约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存在倒"U"型双重门槛效应。因此,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升海洋产业转型水平时,应充分考虑海洋技术创新水平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     

开放式海水养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及对策措施研究

海洋渔业作为海洋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世界食品供应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不可避免地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何实现海洋渔业经济和海洋生态和谐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以山东海域底播养殖与筏式藻类混合养殖为例,通过对山东沿海开放式海水养殖项目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及采取的对策措施的研究,为我国近海海域海水养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应对措施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对促进近海海域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交互因果关系研究——基于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技术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复杂而紧密的交互因果关系,如何加快两者融合发展,构建区域经济环境协调优势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基于国内2011—2019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模型,在区域间高新技术企业共聚水平测度基础上,从“被共聚”和“向共聚”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各不相同,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一方面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带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被共聚”水平提升,且后者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前者,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仅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两者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无显著因果关系。本文聚焦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间的良性互动,为客观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共聚微观绩效提供经验证据,为进一步在开放中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我国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构建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因子模型,探究中国11个沿海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结果发现：(1)2011—2020年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海洋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耦合系统从整体失调状态发展到整体良好耦合协调状态;(2)沿海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差异逐渐减小,2020年9个省区市均发展到基本协调状态以上,其中广东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状态;(3)通过障碍度诊断发现,数字经济障碍度具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特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具有“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社会效益>海洋经济效益>海洋资源环境”的特征。     

海洋经济系统对海洋强国战略适应性评价——以辽宁省为例

基于海洋经济系统内涵,从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子系统,利用集对分析法和模糊物元分析模型对2007—2014年辽宁省海洋经济系统对海洋强国战略适应性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7—2011年辽宁省海洋经济系统对海洋强国战略适应性表现为缓慢上升,2012—2014年呈波动上升趋势。(2)海洋科技系统、海洋资源系统适应性水平呈上升趋势,而海洋环境系统、海洋产业系统却呈下降趋势。(3)辽宁省加大了海洋科技投入,促进了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并提高了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但也导致了海洋环境质量下降。(4)面对国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下辽宁省应统筹海洋经济系统空间布局,大力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能够真正融入海洋强国战略体系当中。     

陆海统筹视域下海洋与陆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协同研究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海洋环境问题较强的涉外属性决定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适格主体、管辖法院等方面存在特殊的规定,此种特殊规定不宜废除。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轨并行的关系造成了海陆交叉污染案件存在适格主体、管辖等争议,且存在两诉协同上的挑战。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在地理概念上的海域,这割裂了同一污染行为下陆地与海洋的联系。陆海统筹理念要求打通陆地与海洋之间的联系,以陆海一体化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可对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进行陆海一体化调整,以克服陆地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轨并行造成的协同问题。具体而言,在海陆交叉污染案件中可以损害发生地为判断标准,当损害发生地在海洋时,则以海统陆,属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当损害发生地在陆地时,则以陆统海,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2)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4)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5)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石化行业VOCs排污收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5—2019年中国石化行业3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当期环境规制对后一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从而验证了中国石化行业“波特假说”的存在。此外文章还发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均支持“波特假说”,西部地区则影响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文章认为促进石化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需进一步加大石化行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促进石化行业企业的科技投入并注重区域差异。     

中国海洋创新能力对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时空差异

以海洋经济韧性和海洋创新能力的理论内涵为基础，联系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建立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得2007—2019年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创新能力的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整体海洋创新能力以及各海洋创新驱动要素对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时空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海洋经济韧性和海洋创新能力均呈上升态势，空间差异显著且呈扩大趋势。(2)整体海洋创新能力与海洋经济韧性的关联系数在研究期内呈倒U形态势，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经历了“上升—波动—减弱”3个阶段；空间上，低关联区和中关联区呈现由南向北转移趋势，较高关联区则由北向南转移，高关联区在消失前无显著变化。(3)海洋创新驱动要素对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海洋创新环境、海洋创新投入、海洋创新产出、海洋创新绩效。韧性不同的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创新驱动要素存在差异，高韧性区和中韧性区为海洋创新绩效，低韧性区为海洋创新环境。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困境还是协调？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保障。本文采用2004—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总体规制、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总体规制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和工业固体废物规制的研究结果存在同一规律,而光污染规制起抑制作用。总体规制对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形,具体规制的影响各不相同,工业废气规制与总体规制的结果类似,而工业废水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负,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兼容性,环境规制和效率提升并不矛盾。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需考虑区域间的相互协调和实际产业情况。     

首都经济圈水资源循环经济模式的探讨

以资源环境经济学、循环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采用实证与规范经济分析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研究首都经济圈水资源环境,提出水资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用以解决首都经济圈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重点分析了该区水资源问题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阐述了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具体对策,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问题,促进区域和谐发展.     

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实现双赢吗?——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两控区政策下本地与邻近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及邻近环境规制与本地企业生产率均呈"U"型关系;两控区较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该地区的企业生产率,非两控区则反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规制的生产率效应,为政府针对两控区、非两控区精确定制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科学参考。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协调响应关系研究

基于海洋经济与信息化内涵,运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别对2001—2015年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及两者间的协调度和响应关系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及两者间的协调度均呈波动性上升趋势;(2)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协调度由低中值区逐渐上升到中高值区;(3)我国沿海各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之间的响应关系存在平稳型和波动型响应两种类型。在海洋经济对信息化的响应中,河北和浙江为平稳型响应,其他省区为波动型响应;在信息化对海洋经济的响应中,天津、辽宁、广东、广西和海南为平稳型响应,其他省区为波动型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