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国沿海城市群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沿海城市群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开发强度加速上升,呈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南,深圳和上海处于最高一级,承德最低;资源环境承载力稳步上升,呈现珠三角辽中南山东半岛京津冀长三角,深圳最高,肇庆最低。(2)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拮抗耦合阶段,非同步特征明显,以轻度失调类型为主,长三角协调度最高,辽中南协调度最低。(3)不同指标对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的障碍度差异较为明显,前五位障碍指标是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经济密度、城市建设用地占比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资源环境约束下南京城市发展质量评价

为科学评估城市发展质量,本文界定了城市发展质量内涵,将资源环境纳入城市发展质量分析框架中,构建城市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两套指标体系,定量评估2005—2015年南京城市发展质量。结果显示:在协调发展方面,南京城市发展协调度总体呈升高趋势,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关系经历了中度失调衰退(2005—2007)、低度耦合协调(2008—2013)和中度耦合协调(2014—2015)三个阶段,但与高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在绿色发展方面,近5年南京绿色发展水平逐年升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指标,各辖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南京城市发展质量变化特征与城市发展方式、城市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因素关系密切。     

中国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及效率时空格局

以我国2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度2008年和2013年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水平及效率,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匹配状况,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呈"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呈"梯度化"分异特征,总体呈东部中部西部的时空格局。(3)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最优水平且呈下降趋势,多数城市群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东、中、西部城市群效率普遍偏低,但东部优于中西部。(4)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度与其效率空间匹配度整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明显,有效识别问题区域且依据区域发展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是提升两者空间匹配度的关键。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采用熵值法、综合水平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的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2007—201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2010—2014年呈小幅度的下降趋势,2014—2016年又再次呈现上升趋势。综合水平指数和协调发展程度基本呈正相关。2007—2014年协调发展度呈一种严重失调状态,2015年呈中度失调状态,2016年呈轻度失调状态,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越来越重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研判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演化特征，深究其内在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各城市群2010—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深入研究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较强相互支撑作用，但科技创新发展的滞后，制约了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的进一步提高。(2)各城市群间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显著，时序上发展较为平稳。(3)政策扶持、经济延续力、技术进步、教育水平和政府科技投资为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     

武汉城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武汉城市圈9市2008—2016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因素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9市城镇化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可将其划分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优质协调城镇化滞后、中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和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4种类型,主要影响因素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建成区面积、建成区绿地率、人均耕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变及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是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新动能。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DEQ(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三系统的综合得分,采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观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发展水平方面,三系统均呈现持续攀升的变化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子系统的提升幅度最大;(2)结构性差异来源方面,全国层面差异的主要来源由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数字经济,七大经济区的差异来源和时序变化各不相同;(3)全国的DEQ协调度等级有所提高,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七大经济区的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逐年好转的变化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华东>华南>华北>华中>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4)不同影响因素对全国及七大区域三系统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变研究——基于DPSIR模型

选取山东省各地市2010—2016年面板数据,基于DPSI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①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由相对落后向相对发达演变,2016年绝大部分地市达到相对发达状态,但局部时序演变波动不稳定;②2016年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主要表现为"集群化、梯度化、极差化"分异特征;③2010—2016年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处于高度耦合水平,但耦合度空间格局时序变化较大;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其空间格局较为稳定,时序变化较小。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泥淖”困境。通过测算2011—2020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运用莫兰指数、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影响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数字经济滞后的城市群数量相对较多,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滞后较为普遍。(2)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区域差距逐年缩小。影响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数字驱动力、创新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经济支撑力、资源调动力。(3)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关系,形成了以热点区为核心向外围辐射的特征,各城市群之间存在空间近邻效应。据此,围绕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群内外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广东省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1995年、2005年、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广东省为研究区,1995—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S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②以2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1995—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③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GDP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05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西北干旱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态势分析——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CSSCI

根据2000—2014年甘肃省民勤县人口、农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该县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民勤县的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度C为0.372—0.696,经历了颉颃耦合和磨合耦合两个阶段,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D为0.325—0.639,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到协调发展的良性转化,虽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改善,但耦合协调程度较低。根据这一发展态势,结合民勤县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机理,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11—2020年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呈现出大湾区东岸>大湾区北岸>大湾区西岸的空间分异特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类型2011—2015年以体育产业滞后为主,2016—2020年以旅游产业滞后为主;体育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但总体耦合协调度等级不高,基本上处于中轻度失调阶段和过渡阶段;城市群内部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以香港、广州、深圳、澳门为核心,由内到外圈层逐渐递减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上述研究,从区域政策协同、空间布局协同、产业分工协同、交流平台协同等方面提出系列建议,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基于耦合模型的美丽街区旅游化发展模式和路径探讨——以武汉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美丽街区建设为区域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旅游业发展在美丽街区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驱动作用,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在对美丽街区的内涵及其与旅游业互动关系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模型和指标体系,并运用构建的耦合模型对武汉市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美丽街区建设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丽街区与旅游业两个系统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发展特征,彼此协调发展;2011—2015年昙华林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转变,但尚未突破失调状态。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和政府介入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美丽街区的旅游化模式和发展路径。     

西北干旱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态势分析——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

根据2000—2014年甘肃省民勤县人口、农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该县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民勤县的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度C为0.372—0.696,经历了颉颃耦合和磨合耦合两个阶段,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D为0.325—0.639,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到协调发展的良性转化,虽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改善,但耦合协调程度较低。根据这一发展态势,结合民勤县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因子

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有利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于西南喀斯特地区2005—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类型演化存在差异,空间上存在省域发展不均衡性。(2)研究期内,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实现从濒临失调衰退到基本协调融合再到初级协调发展的跨越,但整体上提升不明显,空间上呈现出“四周略高,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3)影响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存在差异,其中科技驱动力和教育驱动力的影响最大。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建立耦合特征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两个维度对2006—2018年17地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和协调状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和土地城镇化耦合水平较高且比较稳定;(2)耦合协调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呈现"济南—青岛"双核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协调水平较低;(3)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状况、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水平。     

中国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

旅游信息产业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依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及阶段划分标准,将中国旅游与信息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失调衰退、过渡、协调上升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者综合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变特征,探索了影响信息产业驱动下的旅游产业响应机制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存在着显著的耦合互动关系;(2)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2009年后信息产业优先类型居多;(3)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从2013年实现了从失调阶段向协调阶段的转变;(4)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信息产业规模、旅游收入、信息产业技术基础、旅游产业知识支撑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     

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三方面因素,构建两淮地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两淮地区2007—2017年的28个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两淮地区2007—2017年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明显的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极度失调衰退型与严重失调衰退型。针对两淮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现状,结合其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

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模型,分析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①富川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②二者的耦合度呈现波动上升,总体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但耦合值有待提升,系统相关性良好,耦合作用初见成效。③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序列上呈梯度发展,在发展阶段实现了从"失调"向"协调"的转变,协调作用由弱到强,呈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整体协调度有待提高。     

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以2010—2018年长三角27个区域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DEA—BCC模型、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两者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结果发现：(1)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纯技术效率得分较低,规模效率得分较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缓慢波动上升的态势,子系统大小依次为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2)时序上,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的转换阶段;空间上,两者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较大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分布特征。(3)影响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障碍因素：从准则层看,共享发展为首要障碍因素;从指标层看,前5位依次是发明专利授权量>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拥有图书馆藏书量>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