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二元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对于因环境污染所产生的环境侵权，通过保险制度来解决因环境污染所导致的损害，日益成为众多环境法学者关注的问题。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是建立在侵权法和责任保险理论之上，成为解决环境侵权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环境侵权责任保险问题，国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环境责任保险予以干预，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的模式。我国应构建商业保险和强制保险并存的“二元化”的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     

气候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救济路径分析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一直受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无法确切论证气候变化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及对小岛和低地国家带来损害情况下,该议题自提出至今的进展都举步维艰。本文对议题谈判进展及各方立场进行梳理,提出未来谈判和规则的制定应以全球气候正义为价值衡量标准,树立整体观上的气候正义理念。并对气候正义内涵进行具体解读:一是以人权保护为维度,指出保护小岛和低地国家的基本人权是实现气候正义的逻辑前提;二是指出应当基于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传统分析视角,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作为设定权利与义务分配机制时的基础标准;三是气候正义要求一国在行使权利时应遵循领土无害使用原则,负有不污染和破坏他国环境和生态的义务,如违反便可能引发国家责任或惩戒。本文进而以气候正义为价值指引提出三种救济路径:一是国家责任路径,以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的规则或原则为法律依据,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判断当事国的损害行为或结果是否构成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二是国际环境规制路径,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确立的遵约与履约机制下解决问题,利用市场机制和激励手段如基金和保险支持制度来救济或补偿损失与损害;三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路径,主要以磋商、协商、和解、谈判等非强制性方式及国际仲裁、国际司法的法律手段解决气候争端。在救济路径上,应以全球规制路径为主,以国家责任路径为补充,以环境争端解决方式为程序性保障。中国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应表明立场,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为谈判基础,加强南南合作,履行国际气候承诺,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推进该议题的国际谈判。     

论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是一个举证责任的再分配，其基本考虑乃在于要衡平受害人和致害人间基于环境侵权之制度特征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位的不对等。对现有环境民事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所涉及的归责原则、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推定以及当事人举证与法院依职权推定相结合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是立法和司法需要加以重视的方面。     

环境侵权公诉制度构建的若干思考

由于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纠纷呈现出上升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环境侵权问题日益严重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本文从环境侵权救济的无奈与矛盾入手，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诉制度确立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提出环境侵权公诉制度的初步设计，希望从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角度对我国的环境侵救济寻找一条合适的出路。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及其解释适用——以“常州毒地”公益诉讼案一审判决为切入点

随着生态环境压力的不断增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成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是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活动、正确解释适用法律的指引,准确把握其目的是人民法院做出公正判决的根本保障。"常州毒地"一审判决所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一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把握的偏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在环境公益诉讼二分结构下,对环境公共利益进行司法救济的具体制度形态,其在整体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救济方式,体现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双重目的——第一重目的:消除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第二重目的:公平合理地配置因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而产生的成本,双重目的之间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为保证在未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法律解释适用的准确适当,须以环境公益诉讼二分论为逻辑起点;分别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定位的外部视角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手段的内部视角,厘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并最终阐释其对案件裁判中法律解释适用的影响,借助目的解释方法,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环境公共利益的不同环节。以有效性为视角,构建具体的解释适用规则:第一,在评估损害状况环节以科学性为解释标准;第二,在确定救济方案环节以契合性和合理性为解释标准;第三,实施救济行为环节中以及时性为解释标准;第四,在核算损害成本环节以价值合理性为解释标准:第五,在配置损害成本环节以公平性为解释标准。     

论环境健康损害补偿责任主体及补偿方式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补偿法律或补偿标准。目前环境健康损害事件发生后,受害人较为明确,而补偿责任主体通常不是很清晰,这就导致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法律制度关于健康损害赔偿的调研分析,讨论了多元化的健康损害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健康损害赔偿基金及国家赔偿三种赔偿方式,并对这三种补偿方式的建立及补偿金的来源进行了讨论。最后提出我国应尽早健全并完善多元的社会化补偿机制。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论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逻辑进路与制度展开北大核心CSCDCSSCI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强调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功能,有助于完善环境风险规制体系、顺应司法救济逻辑顺位并回应社会公众预防环境风险之需求。当前,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偏离司法裁判逻辑、忽视预防性责任主体、受限于损害救济范畴等局限性问题,致使诉讼预防性功能彰显不足。现代社会下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环境风险规制任务,但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必然会使行政权遭遇风险规制难题,美国货运协会案表明对环境风险行政责任的寻求不仅具备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转向以公法责任为基础的公法诉讼类型,强化法定义务主体的风险预防责任,涵盖环境资源利用行为与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行为。从逻辑进路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坚持尊重环境风险行政判断的基本立场,确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地位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递补地位,并在诉讼过程中纳入包含环境健康要素在内的风险考量,明确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确立多元主体诉权融合。就具体制度而言:一是在坚持公法诉讼性质定位基础上,作出具备公法属性的立法思路设计,包括立法模式、风险范围及程序规则;二是通过拓宽案件线索来源、诉前程序的类型化、明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完善风险认定体系这四个方面构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发挥其环境风险治理监督功能;三是通过细化风险认定标准、引入不同方式的诉前程序、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增加司法听证程序来重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现诉讼预防性措施的优化适用。     

浅析环境公益司法救济路径之选择

自新《民事诉讼法》和新《环境保护法》明确的在法条中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条款,标志着中国正式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路径打开了缺口。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在民法的逻辑下建构的,准确的说中国已经确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而非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依旧障碍重重,深陷困境。可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论是理论层面上的研究抑或是法律制度的构建上都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性。这使我们重新思考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与定位,回归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命题的探讨。本文选取了美国与日本环境法较发达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他们所选择的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路径,提出对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意图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未来发展路径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由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法律规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标准只有一个,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开展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讨论,对建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实务操作有重要意义.     

环境价值的多元不可比性及其字典式偏好研究

绝大多数环境物品属于非市场资源,没有市场价格,因此市场体制低估甚至忽视了环境的价值,这是产生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刻根源。在环境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的显示偏好或明示偏好等非市场价值导出方法尽管可以估计环境的经济价值,但这些方法仍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元价值论为基础,忽视了环境物品的价值多元性和不可估价性。近年来在环境伦理领域兴起的字典式偏好可以较好地描述环境多元价值,反映环境物品具有伦理属性、公共属性和政治属性。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最大化和利益补偿原则而言,商议是一种可以发现和容纳环境多元价值的机制,也是现代市民社会解决环境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     

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探究

环境不可能成为权利的对象,环境权论和公共信托理论都无法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理论支撑.多人利益意义上的环境公益诉讼以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等为根据,无须再虚构其他的理论根据.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私人实施法律理论是国家论、权力论,这种理论和我国法律中的公民检举权都以"积极公民"的存在为前提."积极公民"存在于个体与利益共同体关系中.国家、民族、自然环境决定的特定区域中的人的集合等都构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责任是公民担当"私人总检察长"、公益起诉人的理由.集体利益环境诉讼的理论基础是作为环境共同体成员的公民对共同的环境利益的责任.多人利益环境诉讼实际上是私益诉讼,只有集体公益的环境诉讼才是需要我们努力建设的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侵权的公益诉讼研究

环境权是公民的法定权益，通过诉讼的途径和机制排除环境侵害是最为有效和可取的。本文正是在分析了环境侵权的种类及特点的基础上，对环境侵权提起公益诉讼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建立环境侵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经济学语境下的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分析

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环境侵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长期环境法学研究和环境司法实践中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从经济学视野透视该问题，把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和过失责任归责原则进行比较分析。并探讨了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提出分别在不同的环境侵权案件中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环境损害的法律定义研究

结合近年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从环境权益的角度,深入剖析“环境损害”的现象与实质,兼与“环境侵权”、“环境侵害”辨析,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为制定我国《环境损害赔偿法》界定“环境损害”的法律定义。     

环境损害赔偿之关键前提:因果关系判定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随之引发的环境损害问题越发严重。然而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大多数损害得不到赔偿。因果关系判定,作为环境损害赔偿的关键前提,正是我国面对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基于环境损害的因果链条,以科学严谨的角度,构建了一套适合我国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损害因果关系判定程序;而后,为了避免由于环境系统的复杂性而导致该程序无法顺利进行的情况发生,本文对国外先进的因果关系判定原则进行了分析,并以此建立了判定程序和判定原则相结合的因果关系判定体系,该体系旨在帮助遇到"瓶颈"的判定程序能够按照体系中的判定原则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进行。本文所构建因果关系判定体系,在保证科学严谨性的同时,兼顾了实用性和时效性,避免了因果关系判定这一关键环节陷入无休止的考证和证明之中,对环境损害赔偿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技术支持作用。     

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环境行为政府管制的研究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目的是在公用事业行业引入民间资本和市场竞争模式,提高公共产品服务的产出质量和效率。以电力行业的民营化为例,电力市场对于民营企业的开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电力生产水平．解决当前电力供求关系紧张的问题。但是,大量民营企业介入电力生产,由于其技术落后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以及污染物的无序排放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困扰。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加强政府对于电力企业等公用事业民营化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管制,同时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环境立法,达到公用事业积极发展和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双赢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