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框架下的耕地生态环境变化研究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考察耕地生态环境．通过设计关于农业发展和耕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指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历次制度变迁对农民行为和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认为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决定农民对“用地”和“养地”行为的选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对我国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呈现出不同效应,地权的稳定性和其他制度会影响农民的用地行为．从而影响耕地生态环境。所以．保护耕地既要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又要设计适宜的农地产权制度和其他制度以促进农民主动养护耕地。     

国家战略经济区风险和对策

近2年国家批准了20个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区.在这些地区,随各自自然环境的变化其自然灾害风险有所不同.该文基于对国家战略发展区域的历史(1949-2009年)灾情调查统计,构建了以人均损失、地均损失、损失占GDP的比重及人均GDP、地均GDP等5个指标为主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为低度风险区;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地区、沈阳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中度风险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西北部湾、中部地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综合试验区为较高度风险区;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甘肃省、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高度风险区.该文针对各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特点提出了发展对策.     

基于SWOT分析法的新泰市土地整治战略分析

土地整治是国家为保护耕地,盘活土地存量,提高土地产能的重大战略之一,土地整治战略意在对未来土地整治的方向、目标和任务做出统筹安排。本文介绍了新泰市土地利用现状,根据新泰市土地利用特点,对新泰市土地整治进行了swot分析,提出了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和方向。研究表明,新泰市土地整治不仅要保证耕地数量的增加,也要注重耕地质量的提高,保障粮食安全产量;针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被上楼"等问题,土地整治应考虑充分尊重民意,协调好各方利益,保障农民利益,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要综合考虑生态和环境效益,促进生态景观的形成。     

论“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构建

我国耕地保护应更多侧重对耕地保护实施主体的内在激励,因此建立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是实现我国切实保护耕地的关键环节。结合近期有关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体现、耕地保护政策损益补偿机制不健全、现行耕地保护的委托—代理机制具有较高的效率损失风险、耕地保护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上未得到有效体现、耕地资源价值核算不完善和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使得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高等六大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缺陷,提出了建立"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从建立"三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城镇居民开征耕地保护税、建立受偿农户耕地保护补偿账户体系以及加强对各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推进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现切实保护耕地目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观察与思考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利用目前存在着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和城乡建设用地"双增"严重占用耕地等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推动下的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有望成为破解该问题的综合路径。但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错位现象,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了中国城乡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总结了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历程之后,运用文献分析与规划经验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政策执行错位的症结与根源:①"挂钩"政策缺少科学理论支撑导致实践存在盲目性;②土地财政阻碍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损伤农民利益;③保障体系不完善使政府行为公平性、"挂钩"质量与农村权益保障难以落实;④综合评估滞后使"挂钩"实施面临重大风险。在此基础上,"挂钩"研究的重点在于:①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理论与评价体系;②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体系;③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实施保障体系;④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项目实施风险评估体系。     

基于改进灰靶模型的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价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土地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抓手,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之间矛盾的重大举措。基于改进的灰靶模型和改进的熵值法,从土地整治应具备资源经济的实力、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的力度、促进环境友好的程度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评价江苏省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为后续土地整治决策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从评价结果来看,江苏省土地整治基本处于可持续状态,但区域间的差异较大,苏北明显好于苏中和苏南地区,其中徐州达到Ⅳ级高度可持续的全省最高等级;土地整治的单层面可持续性表明,全省土地整治保障粮食安全能力的可持续性均在Ⅱ级水平以上,但多数存在社会和谐与环境友好不可持续的问题。为了提升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应将土地整治工作的重点向改善农民生产生活、防范社会和生态风险方向倾斜,建立相应的公众参与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中的权益落实及其制度保障

落实国有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解决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法不落地”、所有者“虚置”以及资源利用不规范等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理论上,要着重廓清“所有者权益”的蕴涵,即国家对其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所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以及利益,具体体现在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管护、实现保值增值以及维护所有者权益等三个方面,且在权益落实的过程中不能“唯利是图”,应当注重保障社会的公共资源需求和公众的基本资源需求。在实施策略上,权责清单化是首要环节,通过权责清单明晰权益落实的主体,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厘清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资源配置市场化是核心环节,应当完善资源资产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化出让机制,建立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监管到位的资源开发利用市场环境;收益分配合理化是关键环节,重点在于完善央地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益分配机制;考核评价指标化是核心要素,有助于实现权益落实的指标化考核和结构化评价。制度是权益落实的根本保障,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效衔接则是权益落实的内在要求。当前,要在及时总结资源委代试点工作经验的基...     

转移发展权在中国耕地资源保护运用中的再探讨

文章在分析现有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所存在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耕地资源保护中运用可转移发展权这一构想。重点诠释了可转移发展权的内涵、运作机理．确立了土地发展权转移市场机制的构建方案。探讨了转移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并对其在耕地资源保护中运用的预期效益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以往的耕地保护对于农民来说明显地缺乏经济激励和公平性．导致耕地保护的效果不佳。而土地发展权的引入及其转移制度的确立,不仅可以消除因规划造成的土地所有人之闻的利益不均衡．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开发商的经济激励。而且还能够降低政府成本。这对中国的耕地资源保护有着十分迫切和现实的意义。     

我国耕地资源流失原因的深层剖析与政策建议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且农业人口占70%的国家,保护和利用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替代的耕地资源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分析了我国耕地资源保护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分别从农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管理体制、农村土地市场等方面揭示了耕地大量占用的深层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与政策建议。     

上海市郊区农业土地流转类型与土地利用变化响应差异性研究

在对农业用地流转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引导型、集体推动型和农户主导型。进而结合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农业土地非耕地化流转的驱动力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对于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政府引导的农业土地流转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集体推动的流转有利于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农户主导的农业土地流转促使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最后以模型运行结果为依据，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维持耕地总量平衡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识别、形成机理与管控策略

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地区人、地、资本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复杂多样的风险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两难选择。为此,运用归纳演绎法和风险系统分析法,系统剖析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农地流转风险可以分为土地权益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和土地利用风险3个方面;风险受体为农户、社会经济子系统和土地生态子系统;风险源存在流转阶段差异,约定阶段风险源包括产权边界不清、制度规则模糊、信息不对称、激励政策不合理、政策执行主体能力偏低和准入机制缺失,执行阶段风险源为监管机制缺失和配套措施不完善;各类风险源通过“聚合反应”释放“产权公共领域”、“行为空间”、“合谋”、“选择行为”及“负外部性”等逆境胁迫因子作用于风险受体,引发各类流转风险。因此,通过一系列措施避免产权处于“公共领域”、缩小强势集团“行为空间”、防止权力与资本走向“合谋”、防范利益集团“选择行为”、降低流转“负外部性”可以有效管控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类风险。研究成果可以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 资本下乡;农地流转风险;风险管理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研究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对实现合理的农地城市流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武汉市远城区和近城区33村143户农户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远、近城区农户农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城区农户的意愿还受农地补偿收益的影响。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符合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利益，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农户保有农地之间寻找均衡。     

城市边界土地增值收益之经济学分析——兼论土地征收中的农民利益保护

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增长具有必然性。而城市增长又会带来城市内外特定区位土地价格的增加。城市边界区土地价格具有自身的特点。从动态的城市地价模型分析来看．其增值不仅来自于外部性作用，还得益于城市的扩张。城市的扩张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于城市化和收入的增加导致城市地租曲线整体向外平移；二是即使人口保持不变，但由于交通的改善使得城市地租曲线逆时针旋转。不能以农业地价来定量边界区土地价格。因为该区土地增值不仅仅来自于外部性，农民具有参与增值分割的权利。应该重新建立土地征收补偿的价格体系．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农地外部效益内在化与农地城市流转控制

农地比较效益低下，但具有显著的外部效益，不考虑外部效益的农地城市流转个体决策与考虑外部效益的社会决策不一致是实行农地保护的重要依据，其政策失灵部分在于保护区农民无偿提供外部效益而缺乏保护诱因，改进思路是在运用强制性管理手段的同时，农地外部效益经济内在化。提高农地效益．具体运作包括保证农民事有较大决策权、全面评价农地效益、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保护区农民并支付农地保护补偿专项基金以及使保护区获得更多的公平发展等。     

Life satisfaction approach to farmers’ compensation for land acquisitio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suburbs of Wuhan City

Farmers’ compensation for land acquisition is not only critical to increasing their income and to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maintaining rural stability, but also to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land use. Based on analysis of Chinese land acquisition policy under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which provides principles or guidelines for determining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regard to farmers’ previous quality of life, the Life Satisfaction Approach is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to evaluate farmers’ compensation for land acquisition. Employing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346 farming households in Wuhan Suburbs, 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farmland on farmers’ life satisfaction and evaluated the level of compensation for land acqui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farmland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which fell by 0.033 on a five-point scale following a reduction farmland by of 1 mu. Respondents were willing to accept approximately RMB 3066.44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for the loss of 1 mu farmland; the level of compensation after discounting by 6.2% is RMB 750,000 per hectare. It was found in a further comparative study that the level of farmers’ compensation for land acquisition is decidedly low, and it was also shown that their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s well as the actual compensation, could be substantially improved by expanding economic compensation to non-economic compensation to embody farmland multifunction in terms of production and non-production against farmers’ previous quality of lif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ompensation model that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extends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measuring compensation, and provides economic theory bases for increasing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policies related to land acquisition. We consider that if this compensation model is applied, it could raise the cost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improve usage of land, reduce the speed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and improve farmers’ well-being.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