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有效参与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研究

农民是农地整治项目最终的受益者和核心利益相关者,农民有效参与可以提高农地整治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农地整治的实施性和操作性,进而对促进农地整治项目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农户有效参与影响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可为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提供思路。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农地整治项目绩效3个变量之间路径的基本假设,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项目绩效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构建了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然后,运用湖北省15个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区实地调研的数据检验并修正了该理论模型,结果表明: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而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又进一步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此外,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也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应树立农民在农地整治项目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角色转变;明确农民的参与领域,确保农民全程参与农地整治;鼓励真正代表农户利益的民间农民组织参与农地整治,以确保农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主体的代表性;针对具体事项为农民提供多种适宜的参与渠道,确保参与深度;制定农民参与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确保农民参与的效度。     

农地整治效率评价研究——基于标杆管理和DEA模型

农地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地整治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本文以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的22个县(市、区)农地整治为对象,收集并整理其投入和产出的数据,运用标杆管理理论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其效率进行评价,包括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超效率,判断其DEA有效性,提出农地整治DEA无效地区的标杆选择方法,确立出DEA有效地区为农地整治的备选标杆,运用投影分析法找出DEA无效地区与标杆间的效率差距并分析原因,进一步提出向标杆学习的持续改进方法并对改进的效果进行检查。研究表明: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的效率整体较高,其中DEA综合效率有效的地区9个,13个地区的技术效率有效,9个地区的规模效率有效,三个效率均值依次是0.912 9,0.949 5,0.962 0,且该工程模式区的西、中、东三个片区农地整治的效率均值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明显态势;农地整治DEA无效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江夏区等5个地区单位面积投资冗余率超过了10%,武穴市等4个地区的平均建设规模的冗余率超过20%,土地纠纷减少率、田块规整变化率和水土流失治理率3个指标不足率较高,江夏区土地纠纷减少和田块规整变化不足率均最高,分别达到28.31%和15.79%。在未来的项目中,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应注意其投入规模,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提高投入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促进综合效率的提升。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民投资意愿及额度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筹措是保障后期管护效果的重要前提。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民对后期管护的认知状况和投资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后期管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支付意愿分布,测算受访农民的平均支付意愿额度。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身份、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耕地经营规模、非农收入比例、对后期管护工作内容的认知水平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投资的意愿;研究区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年平均支付意愿金额为219.62元/户,7个农地整理区的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支付意愿总额数量可观。最后,提出要重视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培训农民提高其人力资本,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鼓励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而筹措管护资金则必须同时考虑农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博弈研究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农地被占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我国,农地城市流转是通过土地征用而实现的,即我国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属于政府行为,因此,从决策主体行为出发,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于我国城市化的正常推进以及农地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得出,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区域农地流转的经济发展,村干部往往是政策的执行者,而农民在决策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农地流转决策影响不大。可见,要控制农地过量向城市流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完善决策机制,规范征地行为,提高农民参与权。     

基于景观格局视角的土地整治对农地细碎化影响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宜丰县土地整治项目区为例,选择斑块类型、景观类型、廊道特征3类景观格局指数,从景观格局视角定量评价土地整治对农地细碎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水田的斑块密度由8.916 1个/hm~2下降至8.423 4个/hm~2,平均斑块面积由0.075 1 hm~2提升至0.076 9 hm~2,边缘密度由1 203.431 8降低至1 127.134 7,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因子由1.238 6下降至1.216 3,最大斑块指数由0.17%上升至0.18%,景观格局指数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但旱地除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因子以外,其他指标均表明旱地趋于细碎化。(2)土地整治导致项目区破碎化程度加剧,斑块数量由3 530个提升至4 175个,平均斑块面积由0.070 6 hm~2增加至0.059 7 hm~2,面积加权平均形状因子由1.672 3增加至1.816 0,最大斑块指数由2.06%降低至2.01%。(3)土地整治优化了农村道理和沟渠布局,廊道特征指数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但农村道路和沟渠的修建割裂了斑块,是导致项目区破碎化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土地整治规划设计中需要注重旱地、农村道路、沟渠的景观格局设计,达到有效治理农地细碎化和提高土地整治景观生态效益的目的。     

土地综合整治区农村居民社区整治模式研究——以泰安市为例

整村搬迁、迁村并点和旧村改造都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本文对山东省泰安市实施的农村居民社区改造模式进行了实地调查,从区位特征、整治目标、驱动机制、资金筹集机制、生活成本等角度对三种模式分别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整村搬迁模式比较适用于煤矿开发区和交通不便地区,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农村自然条件、耕作半径、产业结构、社区规模、区位优势、生态环境、乡村文化等,合理确定新村位置。迁村并点模式比较适用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农民的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然需要完善。旧村改造模式比较适用于居民点比较分散,小农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具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对于区域内的整体规划还需要完善。目前,三种模式总体而言,对于资金、政策、技术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政府与企业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给予农村地区更多的帮助。     

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

权属调整是农地整治项目的一项重要环节,是农地整治治理细碎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试图改变农户承包地零散的现状,可使农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于一处,便于经营管理。利用湖北省江夏区等区县农地整治项目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块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承包地面积、农户对权属调整后果的担心程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农地整治中,应充分重视耕地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促进作用,通过与其他农户置换土地,进而归并平整,减少地块数量,同时达到增加地块面积和减小地块间的距离的效果,最终减轻耕地细碎化程度;并高度重视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政策的宣传以及权属调整方案的制定,广泛征求农户意见,打消农户对权属调整的顾虑。     

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机理研究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项目区的广大农民。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支持、关注和参与行动都会对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农民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湖北省5个县区7个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型,并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知觉都对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主观规范对行为控制知觉有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在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行为控制知觉在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因此,要加强对农民的农地整理政策和相关知识培训;制定农民参与农地整理的程序化政策,使参与活动有制度保障;营造农民积极参与的氛围;实行项目信息全公开制度,减少农民参与的障碍。     

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的农地价格矫正研究——以江都市为例

当前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加快使农地资源价值显化问题凸现出来，但在现行的政策与制度框架内，农地价格严重扭曲，不能完全表达农地的真正价值。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农地资源能合理配置并达到可持续利用，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农地价值核算体系与农地价格体系，并对现行扭曲的农地价格进行矫正。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利用边际成本定价的方法探讨体现农地真正价值的农地完全价格，并通过这一价格将农地的资源价值纳入整个绿色GDP核算体系中，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之一。     

种粮大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8个县（区）591户种稻大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弱;从其他农户租田的方式越稳定、向其他农户转入农田所支付租金越高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积极影响;对从其他农户租种农田的租金标准的评价越高,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低;对粮食生产经营效益的评价越高、生产经营中担心的问题种类的项数越大的农户其农地转入意愿越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发展非农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规范农地流转合同和农地租金数额;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     

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土地整治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是各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活动的统称,其实质内容之一是从空间上对土地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我国进行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进行分类研究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曲周县位于黄淮海平原的中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村人口的集聚地,对于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论文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评价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四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土地整理对区域蓝绿水资源配置的影响

绿水是流域内对植物和生态有积极作用的水量,是通过蒸散发流向大气圈的水汽流.绿水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强化人类对自然界生态需水的重税.论文分析了大尺度水文循环中绿水流的影响因素,阐述了绿水资源对维持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积极意义.论文以土地整理过程为研究对象,按照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求,构建符合土地整理特点的蓝绿水资源配置模型.模型综合考虑了蓝绿水生成机理、区域水权配置原则、上下游水量传输规律及区域水量配置方法等关键技术.最后以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孔埠新农村试点土地整理工程为实例,对该区域蓝绿水配置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整理中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影响区域耕地结构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而改变区域蓝水和绿水配置权值,实施区域内的人胜村、姚堤村、程山村的蓝绿水配置水量分别增加74 799 m<'3>/a、779 m<'3>/a、21 539 m<'3>/a,而堤围村、吴河村则分别减少了14 372 m<'3>/a、12 745 m<'3>/a.     

退耕还林: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

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该工程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财政补贴陆续到期,却未能解决退耕还林农户的长远生计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退耕还林实施中的行为主体关系有利于该工程成果的巩固和工程的持续推进.文章首先评述退耕还林的相关文献,然后,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农户与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互动关系.文章得出的关键结论有:在贴现因子足够大的条件下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收益都小于长期合作所带来的长远收益,农户和政府采取长期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行为;在中央政府先行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中央政府后行动所带来的收益.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要确保国家政策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政府的信誉度、永久性地对退耕还林农户发放财政补贴、提高农户的贴现值从而稳定其预期、确保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工程的收益等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评析

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本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前后的资源配置状况,以确定配置方式的有效性或选择合理的调控制度.结果表明,与土地征收相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在有无相应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如何安排以及利益主体行为趋向的影响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一定更有效.如果缺乏合理规范或有效的制度安排,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功能仍然是微弱的或将带来资源配置负效应.要实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就必须在把握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系统内部结构及外部环境对资源配置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优化调控.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立法建设,为流转提供法律支持;深化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及其产权权能;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培育与政府管制制度的系统建设和改革,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耦合;转变政府职能,多方面保障政府行为规范化.     

Mutual Conversion of Land Us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land use change in type and structure, and its prominent effect is to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land. This paper takes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tual convers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the decreasing tendenc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t points out that cultivated land is converted to residential area land, industrial and/or mining area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rea lan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is more direct;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lag behind obviously.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cline of soil quality will be the two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utual Conversion of Land Us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land use change in type and structure, and its prominent effect is to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land. This paper takes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tual convers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the decreasing tendenc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t points out that cultivated land is converted to residential area land, industrial and/or mining area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rea lan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is more direct;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lag behind obviously.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cline of soil quality will be the two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江苏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研究

开发区是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本文基于江苏省开发区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和测算了全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理论潜力，并结合江苏省资源禀赋特点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剖析了理论潜力实现的可能性及途径。结果表明，江苏省开发区2010年和2020年的土地集约利用理论潜力分别为261km^2和1069km^2；若能在劳动生产率和工业用地容积率等方面有所作为的话，江苏省开发区2010年和2020年的土地集约利用现实潜力将分别达210km^2和869km^2。这主要通过注重开发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软硬件环境的不断完善和提高开发区的用地门槛来实现。     

转型期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最佳非农转化量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作为土地中的精华——耕地资源也在农业部门和经济建设之间面临着如何分配的矛盾。如何确保耕地资源在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间的优化配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苏省耕地数量的变动态势进行分析，并运用区域容许耕地转换量化模型（MAC）来确定江苏省可以允许转换的耕地的最优数量，借此来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的底线及调控指标，为城市化进程中区域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种依据和解决思路。     

基于双主体博弈的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稳定性影响研究

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是解决跨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决定了任期长短对地方政府是否环境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针对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的稳定性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首先,分析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时两个地方政府非合作与合作情形下的均衡污染排放量,构建基于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并讨论两个地方政府采取冷酷战略时彼此合作的临界贴现因子。然后,基于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讨论了临界贴现因子与任期长短的关系。研究发现,贴现因子高于临界水平是地方政府选择环境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的任期越长则临界贴现因子越小,地方政府之间环境合作稳定性越强。基于此,提出了地方政府任期及环境保护终身追责等促进区域环境合作的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