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理念和新趋势

如果说20年前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的核心概念是可持续发展,那么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提出的新概念就是绿色经济。本文概括了"里约+20"大会绿色经济的三个关键问题,并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探索性的看法。①当前的绿色经济是世界绿色浪潮发展演进的新成果,具有与以往的绿色思潮不同的时代背景,具有对传统的褐色经济进行范式更替的革命意义。②绿色经济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增加了两个重要维度。绿色经济试图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计入国家财富预算,强调经济增长要控制在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绿色经济试图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③按照甜甜圈的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不同的绿色解决战略。发达国家大多数有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是生态足迹超过了地球人均,处于甜甜圈的外圈;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生态足迹低于地球人均,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足,处于甜甜圈的内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走向地球边界和社会边界之间的中间圈。中国不能沿袭发达国家的褐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大幅度提高绿色增长的效率。绿色经济对于中国未来10-30年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经济意义上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具有经济高效、规模适度、社会包容的特征,人均生态足迹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之下,有与人均GDP 1万美元相匹配的人类发展水平,同时大幅度降低穷富之间的差距。中国可以运用绿色经济中自然资本消耗规模要控制、资源分配要公平、资源生产率要提高的一般原理和量变关系,构建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推动绿色转型。第一是绿色经济的生态规模政策。对耕地、能源等重要的自然资本,要实行总量控制,形成倒逼机制,限制GDP的规模和速度过快增长。第二是绿色经济的分配公平政策。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要把资源环境总量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各区域。初始分配体现公平,特别是贫穷人口的生态权利。第三是绿色经济的效率提高政策。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率,自然资源要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从区域看,沿海发达地区是生态优化功能区,应该在提高经济社会水平的同时降低生态足迹;中部地区是重点发展功能区,要尽可能提高生态效率,用较少的生态足迹增加实现有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在生态禁止发展和限制发展功能区,重点是降低贫穷人口比例,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基于绿色发展的分析

生态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生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本研究在全球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背景下,采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探讨如何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基本构想和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核和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完善的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体系应包括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转换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积累机制"是一般资本运营所具备的步骤,"转换机制"是生态资本运营特有的步骤和内在过程,正是生态资本运营的特殊性,同时需要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这是生态资本运营的外在保障措施。因此,要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资本运营的积极性,促进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长期以来,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和政策中.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而"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即家庭生计资本.本文以黑河流域中游为例,选取300户随杌样本,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与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星负面影响作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正面影响作用.这说明,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参与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最大化地获取经济利益,政府要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农户实施生态补偿后的各种风险因素,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高农户承担生态补偿风险的能力.     

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响应

生态补偿是调整利益相关者利益、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付费项目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类型。基于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和湖州生态补偿实践的调查,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辨识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并揭示原因。按照影响力、参与度和经济利益性的不同,将生态补偿补偿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次核心I、次核心II和边缘型。结果表明,三地实践中,市、县(区)政府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与我国地方政府权威具有一致性;现行补偿制度没有赋予乡镇和村等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讨价还价的资格,成为其在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项目上有限响应的法律约束条件;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I(媒体、环保NGO、科研机构)虽然有主动响应的积极性,但参与度还不高;农户的利益相关者属性和类型因地而异,且农户、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响应比较微弱。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和属性亦存在冲突,不同地区利益相关者在监督与审计、制度调整以及环境治理和民生投入方面的响应也不完全一致。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与生态补偿制度安排、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政府偏好等深层次原因紧密相关,这也是今后我国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需要重视的问题。随着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不断发展,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应注重增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公众参与度,注重生态补偿制度安排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融合。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资本研究

城市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最为集中与深刻的区域，随着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自然资本在可持续发展体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识别城市系统的关键自然资本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分析城市绿色空间的生态服务功能，结果表明绿色空间是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自然资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保护与投资于绿色空间两种途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基于“保护者受益、污染者付费”思想和奖惩补偿机制,引导城市排放主体改善空气质量。当前关于该补偿政策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研究刚刚起步。考虑到这一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和差异化,选择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借助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弹性显著为正,且这一积极效应随绿色创新效率的上升而变大。除了产业结构和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出、经济增长和适度的环境规制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色创新。(2)地区竞争在生态补偿政策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但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城市规模增长反而抑制了生态补偿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3)技术进步在补偿驱动创新机制中存在“U”型调节作用,当前样本城市的技术进步调节效应位于“U”型左半部(负向调节),即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补偿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正效应是递减的。研究结论为提升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调控效果、控制地区竞争和城市规模、优化绿色创新资源配置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绿色经济新理念及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

联合国里约20周年世界峰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但现在的绿色经济却具有全新的意义。本文基于参加联合国有关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报告,论述了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三重效益、研究模型以及绿色经济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对如何开展中国绿色经济研究进行探讨。首先,文章认为在深入探讨绿色经济前,需要了解当前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明确为什么要发展绿色经济、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绿色经济,以及怎样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三个基本问题。其二,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的情景模拟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更好的三重底线效益。联合国的T-21模型对过去40年(1970-2010)及未来40年(2010-2050)进行了绿色情景与褐色情景两种模拟,认为在自然资本的环境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得到了基本遏制,而褐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会进一步增强;在物质资本的经济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2020年以前经济增长率(2.5%)会低于褐色经济(3%),但从长期平均增长率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2.5%)可以带来比褐色经济发展模式(2%)更好的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方面,在2030年以前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就业机会有小幅减少,但长期来看,绿色经济能够创造与褐色经济同样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可以有小幅的增加(0.6%)。其三,绿色经济研究模型表明,绿色经济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绿色经济假说是:将资金投资于提高资源能源效率与扩大自然资本两个方面,是否能够导致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该理论假设,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自然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Threshold-21模型,证明绿色经济即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其四,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能够增加生活质量。绿色经济假说,强调了绿色投资对生活质量有正的影响。通过生态绩效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典型案例研究等三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可以减少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和维护成本、维持与增加自然资本对人类的功能;可以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用较少的自然资本投入达到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人造资本;可以提高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用一定的物质存量为更多的人服务。其五,开展深化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倡导的绿色经济可以给我们发展中国的绿色经济带来新的启示,笔者认为对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应该包括理论内涵、实证分析、发展情景、行动领域、政策体系等五个依次递进、前后照应的研究模块。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认知——纪念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20周年

2012年是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周年,回顾20年来世界各国发展所走过的路程,总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与不足,是制定未来世界健康发展路线图的历史要求。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认知,经过了从生存到发展,再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漫长过程。可持续发展被视作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行为矢量,该矢量将导致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朝向日趋合理、更为和谐的方向进化。可持续发展特别强调"整体的"、"内生的"和"综合的"内涵认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外部响应",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可持续能力的"硬支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部响应",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可持续能力的"软支撑"。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被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只有"当人类对于当代的努力能够同对后代的贡献相平衡",只有"当人类为本区域发展的思考能够同时考虑到其它区域乃至全球利益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可持续发展揭示了"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本质;可持续发展反映了"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统一;可持续发展创建了"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速度、数量、质量"的绿色运行。中国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内,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发达、文化更加繁荣、生态更加良好、社会更加进步、精神更加富足,全民的生活质量更加提升,这就必然要求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身完善,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论文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七大主题:始终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与生态容量;集中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     

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建立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能够部分或全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体现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性，动员全社会参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更好地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能力。本研究以海南省为案例，从居民问卷分析和机构调查分析入手，分析生态公益林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讨论建立海南省生态补偿的管理机制。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户对生态补偿机制持赞同态度。从总体上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农户得到森林生态补偿较低，难以有效地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林业管理机构和居民面临的共同困难是资金不足，由此带来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保护与地区经济收入的冲突，耕地面积减少与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在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探讨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包括科学制定地方性生态补偿标准、构建高效的地方管理机构，提高社区能力建设以及扩展生态补偿多元化融资渠道等。     

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

安全的产地环境为绿色农产品生产和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是保证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源头。农业生态补偿是通过综合利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对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农业生态破坏的个人和组织的负外部性行为进行收费(税),对恢复、维持和增强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的正外部性行为给予经济补偿的一种制度。为了了解区域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以武汉市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供应基地东西湖区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分析法,以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价值取向,构建了包括职能指标、效益指标、潜力指标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39个三级指标体系,对东西湖区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东西湖区在实施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生态补偿政策前后效益变化分值差都在30以上,最低变化值为31.42,最高变化值为59.75。其中,政策目的设计、政策战略规划、政策反馈指标、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行政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变化值都在50以上,政策实施管理指标、资源利用、农业生态补偿技术的变化值都在3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生态补偿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为此,要加强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管理,提高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生态资本利用效率,提升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生态补偿技术水平。     

基于农户视角的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案例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手段,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证调查,对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补偿标准实施措施进行了研究。北京市主要通过发放生态林管护工资来实践生态补偿机制,本文选择南口镇为案例,以可持续性生计框架为基础,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山区生态林管护的生计因素,并提出了完善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相关建议。     

国际经验对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启示:政策及实践

在当下全球经济萧条和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背景下,中国西部需要绿色发展,国际经验可以起到前车之鉴和抛砖引玉的作用.以OECI国家为主,基于实地考察调研和座谈、以及文献资料分析,总结了其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建议以及典型案例区实践活动在推进区域绿色发展中的作用和经验,涉及政策框架和路线图制定、绩效监测评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生态补偿、绿色就业和扶贫等.重点分析了OECD国家以往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与改革的经验,如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矿产业开发和生物库的例子;加拿大采用经济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案例;瑞士农业旅游和西班牙绿色工业发展的案例;以及澳大利亚实施“清洁可持续技能培训计划”的经验等.尽管各个国家由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战略措施和行动方案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一些共同认可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对中国西部绿色发展起步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根据这些国际经验分析,本文提出了对中国西部绿色发展的五点启示,主要包括:①制定绿色发展的制度安排和路线图;②开展动态的绩效监测评估与考核,建立切合实际的可量化的考核体系;③建立生态产权或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并选择典型区先行先试,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④利益相关者积极主动参与到绿色发展的进程之中;⑤提供绿色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素质.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机制

在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分析其能否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基于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高污染企业财务绩效与环境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即绿色信贷政策改善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2)根据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规模较大企业、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冲击更为显著。(3)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创新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依赖于宏观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这意味着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会随着货币政策的扩张而增大、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减小。因此,该...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分析框架:补偿主体视角

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改革方向,其目的是通过在政府补偿的基础上增加市场化和社会化补偿手段,以改变当前政府公共财政补偿面临的困境,健全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本文应用文献研究法、案例法、演绎推理法等研究方法,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同理论为基础,探索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为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认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在于依靠多元补偿主体,去分担一个共同的补偿量,通过协同运作,实现多渠道补偿,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基于"目标关联维度"的范畴,生态补偿的协同涉及到目标与效益维、时间维、空间维和途径维上的统一。利益趋同、权责体系和先定约束是能够表征生态补偿有效协同的序参量,其中,对流域生态保护所产生的公共利益趋同是协同补偿的驱动力量,相对明晰的权利和责任分担体系具有决定作用,通过法律规定、政府规制、协商达成的先定约束是最终实现补偿支付的控制参量。应在统一目标下选择和管理这些序参量,进而产生多元主体系统协同补偿效应。具体而言,补偿主体方面,可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应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角度,把流域生态补偿主体抽象为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组织三元主体。补偿标准方面,以流域生态保护成本为下限,以外溢效益为上限确定补偿标准范围,依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收益结构"和"能力结构"原则,从时间、空间和主体维度初步构建动态责任分担、区域责任分担和主体责任分担机制。补偿途径方面,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对市场主体的规制和社会公众组织的引导,构建政府补偿、市场补偿、社会补偿相互耦合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模式,建立三元主体网络型协同运作机制,并需健全相关法律保障体系、资金保障体系和监管评估体系,以保障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顺利实施。     

强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生态空间评价

强可持续发展坚持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与唯一性,保持自然资本基本持有量在代际之间的传递,通过跨期环境福利效用最大化,实现环境公平与代际公平。该研究分析了强可持续发展范式判别生态空间的维度,把生态空间识别划分为强可持续发展与弱可持续发展空间。其中,强可持续发展空间是维持该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性生态空间,需要优先保持生态系统现状不至于衰退;弱可持续发展空间是相对于关键性生态空间而言的,属于非关键性生态空间,可以在生态安全阈值内进行适度开发、适度建设。以塔里木河流域为研究案例,基于强可持续发展理念,沿袭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方法,对该流域生态空间的划定和强弱可持续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塔里木河流域敏感和极敏感区域分别占总区域面积的55.01%和29.23%。强可持续发展类生态空间包含底线型生态空间、危机型生态空间,二者的面积分别为305 257.84、573 281.16 km²,各占研究区面积的29.28%、54.98%。研究表明,塔里木河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安全冲突等级较高,强可持续发展类生态空间的系统调节能力很差。强可持续发展类生态空间是重要生态功能空间,对...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使社会环境参与者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加深,监督力度也随之加强。政府、创新企业以及公众消费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利益关系,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准则也将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因此,探究三方利益相关者对绿色创新行为以及绿色创新扩散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社会系统中参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权利分析,构建政府、企业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根据演化的仿生学研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探究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行为,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影响,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演化博弈以及仿生演化模型进行数学推导求解并赋值仿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的污染抵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高强度的污染税收、低强度的公众环保宣传与适度的创新激励补偿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最明显;公众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广促进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政府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过度推广,则会降低绿色创新扩散效率。本文的研究对社会环境监管参与者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政府作为绿色创新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机关,应注重把握监管力度,合理选择环境规制手段、规划环境规制成本,防止过激手段的实施对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阻碍;第二,公众消费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广泛,因此,消费者应从自身做起,杜绝非环保产品,不断推动社会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第三,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己任,努力研发环保类产品,减少环境污染及能源的消耗。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与机制创新

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我国环保产业发挥更大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但资金投入不足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现实关键问题。尽管环保产业多元化、社会化投融资方式正逐步形成,但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渠道单一、效益低下、机制不活等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机制不活,其他问题是由机制不活产生的。一方面,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存在巨大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我国又存在大量的社会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因此,解决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进入,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文认为,创新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目标是形成一个多元、绿色、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从而为绿色投资提供足够的市场激励,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是"推力"和"引力"两种力量作用下形成的,其中,"推力"包括社会推力和政府推力,"引力"包括政府引力和市场引力。创新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任务包括投融资模式创新和绿色金融创新两大方面。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营造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大政府环保投入力度,提高政府投入资金引导能力;大力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大力推行PPP投融资模式,提高模式适配性;不断推进绿色金融创新,丰富环保产业投融资工具。     

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知识型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一方面源于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另一方面源于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然而目前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多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针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意愿对绿色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文章以54家知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在绿色供应链视角下利用层级回归分析探讨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和客户绿色压力均对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意愿在市场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在客户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强制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为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良好的氛围;优化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组合方式,保证绿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型企业高层管理者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时应重视企业绿色创新意愿的养成,培养和引导员工绿色创新意识的建立,通过培训班、研讨会以及比赛的形式促进绿色创新意愿的传播;时刻关注环境规制政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供应和需求的变化,把握政策和市场的变化方向,并及时对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