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两大相对比较优势

可持续发展要求丰富与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尤其需要将环境要素纳入到现有的相对比较优势分析框架体系内。本文运用相对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研究了劳动力、资本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国际贸易除了依赖中国劳动力的相对比较优势外，也依赖于中国环境的相对比较“优势”，劳动力与环境资源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两大相对比较优势。然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环境污染压力的增加，这两大“优势资源”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要素禀赋变化与中国农业增长路径选择

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将决定农业技术变革模式和增长路径选择。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已逐步进入到一个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发展区间。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呢?论文利用1978-2012年农业内部行业层面成本收益数据,运用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二维空间相图增长分析法来考察农业的增长路径、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技术变革存在明显的诱致性偏向,即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节约劳动倾向和"资本深化"迹象;2我国农业增长路径可能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正在突破传统的高度人口-土地压力下"内卷化陷阱",从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3由于农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地劳配比的结构特性,农业技术变革模式与增长路径也存在一定的行业差异。由于要素禀赋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进程是大势所趋,具有不可逆性,因此,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也必须就劳动生产率导向下农业如何进一步发展问题未雨绸缪,做出前瞻性规划,这可能包括"要素替代"、"诱致性技术进步"、"机械化"等,以把握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贸易开放使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需要使用一个包含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从开放宏观经济系统的视角,构建了包含33个国家5个变量的GVAR模型,并基于1980-2010年的季度数据研究了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1985、2000和2010年三个不同时期贸易权重的模型结果表明:三者间存在共同发展趋势和长期均衡关系:随着贸易开放强度增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冲击响应由强变弱,呈现从倒U型转变为微弱正向关系特征,两者间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说:中国的贸易开放增加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短期内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但长期以显著的减排作用为主。研究结论进一步证明了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对检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说非常重要;也启示我们,扩大国家间贸易开放,尤其是发达国家放开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管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碳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快能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减少我国碳排放的重要措施。     

成本效益分析与代际公平:新代际折现思路

成本效益分析在评价涉及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时因损害代际公平面颇受批评,因此如何修正成本效益分析使其能够用于这类项目和政策的评价是研究的焦点.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首先比较分析经验代际折现率、零社会折现率、单一环境折现率和双重社会折现率四种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的提出背景、计算方法和运用范围,然后构建基于多重社会折现率的新代际折现思路,最后以水土保持项目为例,利用数字模拟方法验证了新代际折现思路的具体运用.结果表明:其一,与四种当翦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相比,多重社会折现率在评价具有复杂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上更其优势;其二,基于多重社会折现率的新代际折现思路能够为涉及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价提供系统的拆现率选择指导;其三,多重社会折现率下的环境折现率遵循随着时间推移递减,随着人造资本与资源环境间替代难度的增大而递减的原则.最后文章从构建多领域专家参与平台和编制折现率查询表两个方面提供政策建议.     

入世前后中国农业贸易引致的就业“创造与替代”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除了粮食安全、比较优势、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生产部门就业的影响一直令人关注,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就业创造,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引致更多就业替代?本文运用1994-2009年数据,对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开放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并对在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替代效应的程度和方式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呈现出更明显的就业净替代变化;同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实际出口增速与平抑就业替代压力的"理想增速"相距甚远,未来土地密集型净进口所产生的农业就业替代量将在较大程度上超过劳动密集型净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农业就业整体"净替代"的趋势可能将长期持续。     

碳排放比较优势视角下环境和贸易关系的研究

本文借鉴比较优势理论的思想,建立了一个碳排放比较优势模型,分析了在双边贸易中环境和贸易的相互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和贸易的相互影响取决于贸易双方成本比较优势和碳排放比较优势的一致性,当二者一致时,贸易能够降低两国总的碳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反之,贸易则会提高碳排放总量,降低环境质量。     

“十三五”中国绿色增长路径识别分析

"十三五"时期中国面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双重压力,中国对绿色增长需求日益迫切。本文首先从相对绿色增长和绝对绿色增长两个角度,通过将"十三五"规划指标目标与绿色增长指标的趋势外推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国家规划确定的绿色增长相关指标相对保守,基于历史趋势,绿色增长的大部分指标均可以甚至提前达到既定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绿色增长在"十三五"期间能达到较高水平。其次,根据要素生产率提升来源于产业间调整和产业内增长的理论框架,本文分别讨论了农业、工业、消费部门和贸易部门的绿色增长路径。农业部门绿色增长的重点在于提升农业用水效率,改进化肥施用方式和畜禽养殖模式等。工业部门的绿色增长潜力体现在重点行业的过剩产能控制和节能减排,传统制造业的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以及工业结构绿色调整上。消费部门的绿色增长需要采取措施激励政府采购、交通、建筑的绿色化。贸易部门则需要提升关键行业的资源环境效率,加快贸易结构的绿色调整。第三,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将全国31个省市划分为四大区域。其中,高要素投入、高要素生产率地区要进一步加强能源资源集约利用和总量控制。低要素投入、高要素生产率地区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率先形成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低要素投入、低要素生产率地区,关键在于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高要素投入、低要素生产率地区要推进现有资源整合改造,优化产业集聚和布局。最后,提出通过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构建绿色化财税体系、完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以及强化绿色科技创新等促进绿色增长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

本文探究了1991-2011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总体规模及产业流向,并定量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从1990年的8673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2.5亿多人,其中有53.7%流入第二产业,其余流入第三产业。本文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本文计算了1991-2011年各要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计算在没有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条件下各要素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最后比较二者的差异,即可得到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91-2011年间,这三个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3%,9.3%及-0.3%,年平均对GDP增长的实际贡献分别为12.2%,90.2%和-2.4%。在没有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下降至8.9%和-1.4%,而GDP年平均增长率也将从实际的10.3%下降到8.8%。进一步的比较分析表明,持续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20年间使劳动力利用效率年平均提升30.7%,使总劳动生产率年平均提升23.9%,年平均提升比例为63.7%,使GDP年增长率平均提升近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一方面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提升了劳动力的利用效率,为潜在人口红利提供了实现通道,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提升了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我国过去并也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     

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综合效应分析

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背景下,需要深入分析对外贸易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索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规律。理论分析主要考察了对外贸易发展对环境影响综合效应的作用机制,在污染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分别引入对外贸易的生产者函数、消费者函数、政府税收函数,构建对外贸易环境总效应实证模型,模型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体现为环境污染在不同禀赋和收入水平国家间转移;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体现为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但是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该结构效应在各经济体间的正负影响各不相同;资本积累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技术进步则会降低污染水平,二者相互作用究竟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效果,关键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否带来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同时基于我国29个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总量、外贸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使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先下降然后增长的变化,而外商投资在短期内会增加环境污染,但从长期来看,正的技术效应使污染排放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同时受到产业结构的约束,外贸经济布局的产品效应及结构效应呈现显著的负效应。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负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我国的外贸结构与模式等特征的国情基础,改善我国的外贸对环境影响的负效应需要通过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等综合手段来实现。     

主体功能区划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基于机会成本和佛冈样域的研究

主体功能区规划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四类开发区域。显然,实施这种安排需辅之以生态补偿政策,以弥补后两类区域因被限制或禁止(工业)开发而损失的经济利益。而国内现行或试行的生态补偿因数量太少、标准过低而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各地争相挤入重点开发区域而抗拒被定位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即使被划入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也不甘"寂寞"而设法实行变相开发。这就需要研究生态补偿的合理量化标准,通过对代际和区际公平的充分兼顾来增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可行性。本文基于机会均等观,运用机会成本法,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与发展机会成本的数量关系模型,提出了对生态功能区的单项与综合补偿标准并选择样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主体功能区划下,特定区域接受"限制"或"禁止"开发之定位安排的经济底线是所获生态补偿足以弥补因限制或放弃开发而付出的机会成本。因"限制"或"禁止"开发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则该机会成本可以理解为一地限制或放弃工业增长后所相应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及其他相关收益。据此核定的生态补偿标准才具有较大公平性和可行性。在实施中,不同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从单项(财政收入)补偿逐渐扩展至综合补偿。在此基础上,未来还可考虑纳入生态建设投入补偿和环境服务付费(PES),使生态补偿标准对各地承担生态屏障、致力可持续发展更具激励性。     

Can Labor Out-Migration Reduce Firewood Consumption by Rural Households in Western Mountainous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migration of labor in the Qinling mountain area and households’ firewood consumption is explored.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duce households’ firewood consumption due to increases in both income and opportunity cost of firewood collec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equivocal because they ignored uncertainty in household economy, which is widespread in forest areas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dditional insight by considering vulnerability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poverty generated by unstable income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amount of firewood consumed depends on income and opportunity cost of firewood collection, but also on a prudent consumption strategy, due to farmers’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ir future possible poverty. We also find out-migration of labor can reduce per capita firewood consumption but subjective poverty also acts against reduction of firewood consumption.     

Can Labor Out-Migration Reduce Firewood Consumption by Rural Households in Western Mountainous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migration of labor in the Qinling mountain area and households’ firewood consumption is explored.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duce households’ firewood consumption due to increases in both income and opportunity cost of firewood collec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equivocal because they ignored uncertainty in household economy, which is widespread in forest areas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dditional insight by considering vulnerability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poverty generated by unstable income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amount of firewood consumed depends on income and opportunity cost of firewood collection, but also on a prudent consumption strategy, due to farmers’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ir future possible poverty. We also find out-migration of labor can reduce per capita firewood consumption but subjective poverty also acts against reduction of firewood consumption.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附加环境因素: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

在李嘉圈模型中，若将环境成本用追加的劳动投入来衡量。可以发现，环境成本的引入将修正传统的比较优势格局。在H-O模型中耐加环境因素，亦即假定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搴而起作用。则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将建立在包含环境要素真实价格的基础之上。本文最后指出，环境要素的真实价格与现实价格的脱离，使“显示的比较优势”有可能与真实的比较优势发生偏离。从而损害效率与公平。     

Two Major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quires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especially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ent analysis framework of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ese relationships among labor,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using the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method. As indicated in the analysis, the ever-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volume in China relies not only on the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labor but also on the environmental one; these are the two major advantages in China. However, the two advantages will experience serious challenge in the future along with a rising cost on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协调贸易与环境的最佳途径——环境成本内部化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人类福利增加的同时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国际贸易被指责为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甚至连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受到质疑。围绕贸易与环境可否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的问题．由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冲突引出贸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得出结论：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国际贸易。而是环境成本的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而国际贸易只是加重了这种市场失灵。二者可以协调发展。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手段。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可以达到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