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过程-主体”视角下中国湿地保护法律政策文本分析与评价

法律政策文本是国家治理目标、价值、内容和影响的集中体现,其中,工具-过程-主体是三个重要的变量。湿地在中国具有独特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地位,现有研究尚未对湿地法律政策文本和工具做出全面、立体和深入的研究。因此,该研究借助法律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和Nvivo12研究工具,构建“工具-过程-主体”三维框架模型,对国家层面颁布施行的100个湿地保护法律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湿地法律政策经历了启蒙、发展可持续、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全面展开四个变迁阶段。根据三维框架和历时性分析得出,中国湿地法律政策呈现的稳定的知识结构在于：工具选择与多元共治模式均表现出依赖政府主导的特征,整体呈现出对更深层次的矛盾关注不足、湿地系统治理监管的全局性不够等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湿地保护实践和制度嵌入理论,提出了湿地保护工具策略组合和治理结构改善建议：(1)遵循湿地法律政策演变规律,通过推进自然资源确权、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细化绿色金融工具制度设计,进一步优化湿地绿色发展市场机制;(2)均衡湿地工具使用,在坚持命令控制型工具主导的前提下,注重新型经济激励工具和社区共建型公众参与工具的运用,迈向多方...     

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反思与重塑

全球气候治理离不开公众个体气候变化科学知识、公众参与法律规范认知素质的培养与提升,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以知识和规范认知为基础的公众个体自觉而合理的气候变化应对行为。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解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可以发现,认知的来源或基础主要集中在经验传导、舆论塑造、教育传输以及规范指引等功能或作用。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除存在着传统的、一致的障碍与难题,从认知视域解读,还暴露出公众难以认清气候变化客观紧迫性,难以辨识气候变化的科学成因与准确应对,更难以判断参与过程的公共政策选择与支持等困境。以认知、态度与行为理论以及规范指引行为理论为逻辑思路,构建出一条主动的、责任的公众参与气候应对路径以解决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规范难题并回应公众参与的一般困境。通过建立以公民教育和气候变化教育为两大层面、以知识、情感与技能为三大层次的认知供给体系弥补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以及公民气候变化应对法律责任时机尚不成熟的缺陷,夯实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知识基础、情感基础与资格基础;通过建立公众气候变化传播权,解除信息公开单向线性的弊病和破除公众参与被动、后置的阻难,提升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决策的可能性、主动性和有效性,确认公众风险沟通的话语权;通过拓展公众非正式和个体化参与的途径,紧急应对当下公众参与在知识和能力上的局限;通过确立公众个体非正式、组织化的参与行为的权利与效能,纠正气候变化应对科技对策与信息传导潜在的利益取向偏颇,强化公众觉知与科学数据之间的连结,降低沟通与政策实施成本,并反向刺激公众参与的自主意识。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构建起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四维一体"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针对不同政策类型工具的有效性,很多学者已经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学者只关注其中某一种工具的治理效果,同时考虑所有政策工具效果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首次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工具在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下的相对贡献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仍然是当前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公众参与型工具和自愿行动型工具的有效性相对较差。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更需要加大环保执法投入,提升环保执法的主动性;其次,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型工具,建立更加弹性化的排污收费标准和更为严格的排污惩罚制度,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更广泛地实施;再次,积极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降低社会公众的参与成本,使得社会公众能更加便捷地参与环境治理;最后,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发起自愿性环保项目,对于推动环保标准的提升和环保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加强居民、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全社会环境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充分运用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公众参与、自愿行动等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治理措施,形成一个有机、有序的环境治理体系,才能提升所有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际可持续消费实践与政策启示

可持续消费的目标是利用最少的资源实现效益最优化,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即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环境恶化、废弃物和污染物,使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和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达到"效率提升、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本文总结了可持续消费的国际政策措施,各国积极制定可持续消费战略与行动计划,从国家层面采取监管类、经济类、信息化类、自愿协议类等政策措施,国际组织还提出了"消费和生产方式变化核心指标体系"和"可持续消费指标框架"以评价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实践。综合各国的可持续消费政策,其内涵包括通过进一步促进资源与能源效率提高,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扶持可持续创业活动、调整现有消费模式实现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推动建立可持续生产模式,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脱钩。可持续消费能够促进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对发展中国家避免发展中的低效率和高污染陷阱,更加具有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通过回顾与比较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可持续消费政策措施,得出了可持续消费国际实践带给中国的政策启示:为推动中国实现可持续消费,需要明确可持续消费战略定位,制定可持续消费战略与行动计划;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指导中国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具体实践;由于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参与对于推动可持续消费具有重大作用,应鼓励企业投资和加强公众参与。     

公众环境参与：类型、研究议题及展望

公众参与是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历经40多年,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能够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和相关研究的整体图景,为从公众的角度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变提供研究参考。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公众环境参与的内涵、发展和研究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反抗型、政治型和日常型参与三个理想类型,为理解不同的参与表现提供了参考框架。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动机普遍为利益获取、维护公民权益和维护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后两种取向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凸显;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信任因素、人口统计因素、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等变量,其中信任因素和公众环境意识呈正相关,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三者在影响公众环境行为方面具有强关联性,但人口统计因素和信任因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公众环境参与面临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和市场的"失灵"以及公众自身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可以从构建多主体、多形式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赋能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寻找优化路径。既有研究推动了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也为多元参与环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互联网和环境实践的发展赋予学术研究新的命题,学界应更加关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研究、公众平台和线上环境行为研究以及时空比较研究。     

中国公众气候认知与消费意愿的关系研究

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的新阶段。气候变化作为关乎全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除了需要来自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公众在实际生活中的行动支持也至关重要。积极改变公众消费模式,尤其是有关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消费态度及行为,可以促成更多积极的转变。本文基于全国范围内4 025个样本有关气候变化公众认知的最新调研数据,探究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差异和消费意愿的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主要以人口指标进行分层比例抽样,并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方式完成。研究发现:除年龄、学历、收入等个人统计学特征外,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确实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担心程度、认为气候变化对自己与家人的影响程度、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支持度等方面都会影响其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意愿。在此基础上,本文相应地提出调动公众参与的策略,主要包括:①深入且有针对性地传播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强化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②针对不同类人群提供更准确的细分消费行为指南;③借助外部机遇提升公众对代际公正的认知,增强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体意识;④利用媒体大众化和互动性优势,立足消费者实际需求,推广并创新应用3C标准(便宜Cheap、方便Convenient和舒适comfortable),构建"五位一体"的气候传播生态圈。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低碳模式下政府参与国际环境合作机制研究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再次引起了世界对低碳模式的关注,低碳经济的效率与国际环境合作密切相关。政府是国际环境合作的主体。本文通过分析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报告与统计资料,指出低碳模式下政府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存在多种形式,如在国内成立专门处理国际环境合作问题的机构、发起全球性环境会议,谈判具体实施细则、与国际组织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签署国际环境条约等。在对各种形式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国际环境合作目前存在参与、执行、核实和签约模式等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影响了低碳模式的效率。     

论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制衡逻辑

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历经了"政府单一管制"与"政府监管辅以公众参与"两个阶段,目前正走向"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新阶段。在当下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已呈现出若干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治之端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构建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的关键在于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应当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即在政府、企业、公众三者之间构建一个"配合与协作"机制。但本文认为:①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自身均存在客观不足型和主观过当型两种原生缺陷,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包括政府的监管能力不足、企业的履责能力不足和公众的参与能力不足,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则包括政府的监管力度失范、企业的逐利本性难遏和公众的无序参与凸显。②政府、企业、公众三者的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可以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得以解决,但对于三者的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配合与协作"机制则显得相对无力,因而需要另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新机制。故本文建议:①未来中国应当在维持"配合与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另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限制与制衡"机制。②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与"限制与制衡"机制的双轨并行,规避三类共治主体的治理行为失范风险,确保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稳定运行。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选择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双重差分-中介效应"模型和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不仅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而且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对农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2)相比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更能显著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更能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3)地方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而新型农业经营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通过改善生计资本结构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4)通过winsorize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流域水资源管理中政府角色与各国经验借鉴

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共识,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尽快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首先归纳了流域水资源管理的四大目标,探讨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即水安全保障需政府主导、高效配置需政府协调、公平分配需制度保障、可持续利用需政府调控;然后通过比较各国实践,总结了适用于我国的经验：（1）完善立法是推动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核心步骤;（2）建立利益主体间的协调机制是提高管理效率的关键前提;（3）灵活的水价政策是平衡公平与效率的重要手段;（4）促进公众参与能提高管理有效性,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最后从这4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体系的具体建议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持续发展的关系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已被世界公认是一种保护自然资源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把对维持生物种类的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都归功于较为传统的封闭式保护。事实证明这已导致保护与持续发展长期处于矛盾状态而得不到解决。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出“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以来,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自然保护区的封闭式管理。强调通过保护自然资源而发展和利用资源,并使这些资源能够持续发展。注重把自然保护与科学研究,环境监测、示范、环境教育与当地人民的参与结合起来。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政治外交效应

本文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对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产生的政治外交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试图揭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对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外交格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并就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国家资源环境安全问题初探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基础表现出明显脆弱的特征。更严重的问题是 ,未来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已十分脆弱的国家资源环境安全基础产生着巨大的压力。若在此问题上出现认识和发展政策上的失误 ,便会产生巨大负面效应 ,严重影响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为此 ,建议 2 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应是确保国家资源环境安全的稳定性。     

英国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是当今国际社会重要的政策导向之一。本文从法律赋予公民环境权、环保团体在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环境影响评价中强调公众参与三方面来介绍英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一些做法，探讨其对中国环境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启示。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olivian mountain villages

In Bolivia, recent decentralisation policies have broadened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actors in development processes. However, development is far from sustainable, and pover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gradation still increase. The challenge is to develop strategies that achieve the genuine participation of poor farmers in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logical strategy, which wa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in five Bolivian mountain villages, is an example. In this strategy, first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laid, with activities focussing on five basic condi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villages: leadership and organisation, responsible participation,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mutual trust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solid foundation is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of othe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such a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However, given that 2 years after the project’s withdrawal the firmness of the foundation had slightly weakened, it was concluded that a better integration of these villages in loc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is essential to profit from the new dynamic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o achieve this integration, municipalities—with the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must be encouraged to invest in laying this solid foundation in rural villages and in facilitating follow-up activities to keep the dynamic process going. This study shows that such investments result in better organised villages, more equality, and the genuine participation of more people in sustainable village development.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at institutional level are, however, required.     

论可持续发展观的贯彻与水资源论证制度的完善

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依据规范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水资源论证制度是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良好制度形式,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我国现行立法中规定的水资源论证制度还不完善,影响了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完善相关立法,提高水资源论证制度的法律地位,是在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方面贯彻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关键任务。     

日本国土开发利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战后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历程，其间土地利用在结构、规模、价格、集约利用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动。本文全面分析了二战之后，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巨大变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发展过程中．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在结构、规模、价格、集约利用程度等方面的特征；日本政府针对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变动和影响。制订的一系列规划调整措施和政策法规体系。通过以上分析，探讨日本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途径和措施，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Sustainable Health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Role of Cross-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exican Experience

The paper argues health risk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not be sustainable unless it is conceived, planned, implemented and maintained by community-led multi-stakeholder groups using an integrated capacity building process with five components: (1)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raising; (2)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decision making; (3) strengthening regulations and compliance; (4) improving basic sani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5) stimulating the market for support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health and environment sectors.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with cross-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are uniquely qualified to build much-needed bridges between stakeholders, risk science and policy. They should adopt a cost-effective mentality, adapting models/methods us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y contexts, negotiating political obstacles and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isk sources, exposures and perceptions. Stakeholders – health professionals,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officials, NGOs/advocacy groups, industries, and providers of products/services – collaborate to detect needs, mobilize resources, design, develop, implement, consolidate and maintain interventions to priority problems. Field experience in Mexico supports the argument. This sustainability process is adaptable to other keystone development sectors like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stewardship,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and energy.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的供给侧改革

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是保护自然资源、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确权和量化,是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在审计上的“融合”。作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依据,相关制度应该对自然资源的确权、计量和有效利用作出合理安排,才能有效抑制资源滥用冲动。但立足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实践,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个案调查、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分析现行的自然资源制度,没有发现可操作性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计量制度和评价制度,已有制度存在权责不匹配、责任界定不清晰、公众参与有困难、审计指标不健全;制度系统呈现存量不足、增量困难、实践不力,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需要。因此,可以从制度存量、增量和协同三条路径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在完善制度存量方面,可以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嵌入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内容,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评价标准、责任制度和审计结果运用办法等;在提高制度增量方面,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利制度、计量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同时,通过适时修订审计法、制定自然资源资产法,强化制度协调,以突破自然资源资产的制度瓶颈,方便审计算好“生态账”、把好“生态关”。在自然资源资产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借助决策层和专家力量,摆脱部门立法局限,强化制度协调;同时,制度改革也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要兼顾公众、个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多方利益,才能有效满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