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及网络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以及能源互联网等网络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发展很可能在提升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影响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影响大小及网络效应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地区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互联网发展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地区不平衡现象比较显著,存在"东部→中部→西部"递减梯度分布,耦合度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比较密切关系。(2)互联网发展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发展、创新能力、所有制结构、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存在负向影响,但统计不显著。(3)互联网发展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网络使用从"低规模→中规模→高规模"变化时,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均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则从"不显著→显著→不显著"变化,而且影响大小也会相应变化。因此,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一定范围内随着互联网使用规模的增加,其影响作用也会跳跃性的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提升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中的作用,认识到网络效应条件,推动互联网与能源生产、消费深度融合,以网络信息化手段提升节能技术创新水平,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区域智能、绿色、协调发展。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效率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区域一体化能通过促进要素流动、结构升级以及加强区域合作进而实现增长效率的提升。研究首先利用超效率DEA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对长江经济带2000—2014年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长江经济带10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效率、技术效率以及技术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1经济增长总效率中,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效率在2008年之后呈波动中下降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效率最高,黔中城市群效率最低;2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在波动上升,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而成渝、滇中和黔中等三个西部城市群则相反,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贡献高于技术进步;3总体来看,区域一体化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影响显著,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影响不明显。此外,区域一体化存在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性,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技术效率变动以及技术变动,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明显,而成渝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其他城市群则对效率值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最后提出了促进区域一体化以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升经济密度;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等。并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差异,针对性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策略。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能源全要素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以节约能源消费和减少CO2排放作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在能源约束条件下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效率问题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必要的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Metafrontier GML指数方法,构建动态综合的污染强度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地区2004—2013年28个省份的绿色能源效率,进而对中国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技术效应进行分解,并对其收敛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技术赶超、创新和领先效应是显著的,东部地区辽宁省技术"领先效应"并不明显,导致该地区能源效率并未有提高;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但能源效率均有明显提高;而西部地区只存在技术创新效应,此地区的技术前沿与全国范围的共同技术前沿差距较大,特别是此地资源型地区的技术改进效率不高。其次,通过对能源效率的σ收敛和β收敛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地区能源效率在2004—2013年存在σ收敛但是不存在绝对β收敛。再次,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赶超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均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促进作用,但是增强环境规制强度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对于不同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对于资源型地区,需加大促进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缩小地区技术前沿与全国技术前沿的距离,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     

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大规模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必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发散还是收敛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均产出出发,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国际人口迁移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数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稳态邻域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加快,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减慢,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相对发散。随后,本文借鉴DR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既能预测内生经济增长发散性,又可以预测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性。通过利用200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人口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2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3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这意味着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矛盾,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收敛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应、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收敛谜题"告诉我们,要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矛盾,发挥新古典经济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收敛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国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好就业市场体制问题和流动人口福利待遇问题。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当下,科学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29个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能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提升产生积极作用;③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显著提高周边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④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省份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西部省份和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投资海外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扩大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快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电网发展、清洁电源接入与地区能源效率

鉴于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超高压和特高压电网,彻底弥补了电力跨区配置的电网基础设施短板,并且为清洁电源并入电网和跨区消纳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克服我国电力负荷中心和能源基地的区域布局不协调,而且有益于缓解日益严峻的能源利用率低下和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利用1991—2012年全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清洁电源并网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为保证实证结果稳健性分别在线性和非线性实证框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两种方法估计了清洁电源接入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电网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异质性效应。实证结果显示:(1)我国电网基础设施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增进效应,特别是超高压电网在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在特高压骨干网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起到了支柱性作用。(2)高压、超高压、特高压与清洁电源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始终位于负数区间,反映清洁电源并网的能源效率绩效并不明显,受限于并网规模和机制缺陷,还没有发挥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作用。(3)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各等级电网对地区能源效率的益处越来越明显,并且存在着门槛效应。(4)特高压电网对地区能源效率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高收入省份,这些省份作为电力消费负荷中心,大规模接入清洁电源对能源效率改善裨益明显。接下来,需要根据地区的能源禀赋结构选择清洁电源的并网模式,完善的电网基础设施、合理的电源结构还需要配置以高效的清洁电源并网机制才能不断增进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     

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采用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实证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分解,发现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是上升的。从TFP指数的进一步分解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指数上升,技术效率没有变化。因此,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驱动,并且表现为阶段性波动,这与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从区域看,上海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最高,浙江次之;江苏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包括加快能源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产业转移和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加快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江苏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基于1990～2005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脱钩和复钩理论,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辨识和分析了的能源消费总量、电力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耦合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0年,江苏能源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弱脱钩状态,进入2000年后,二者呈现出扩张性复钩趋势。研究同时还发现江苏的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现出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了当前能源是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江苏在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战略等方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实证研究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分别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结合对应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后者能够明显的揭示出我国碳税政策效应的差异性。研究表明：除大西北地区外,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效应由西至东逐渐增强;碳税在各区域都导致资本要素在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增加,劳动要素的分配份额降低,但该效应在大西北地区较弱。因此,制定我国碳税政策除了借鉴以碳税效应产业差异为导向的“欧洲经验”以外,还应该注意区域差异,对中西部地区相对倾斜的区域差异性碳税政策可以在控制碳排放的同时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下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决定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水平。该研究首先构建了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劳动力系数,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总体情况。其次,运用超效率SBM方法,构建GM指数测度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分析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布与区域差异。最后,结合农村劳动力系数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老龄化系数从2011年到2021年增长了0.063,农村老龄化问题正不断冲击着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2)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2011到2021年大多在1以上,农业绿色发展态势良好,且增长主要动力来源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3)农村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结构显著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创新水平提升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以及中国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以及中国东中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在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对所构建模型普通线性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Moran’I指数的计算和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绿色经济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伴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差异有所减小,呈现收敛的趋势。（2）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均出现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差异逐渐收敛等向好趋势。（3）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一个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过程,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研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利用外资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ommand-and-control and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s on China’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 hot spot in current research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are based on Porter Hypothesis (P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in academia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k” and “narrow” versions of P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application for paten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CER) technology of Chinese city scale during 2008–2014, comprehensive energy price, pollutant emission, etc., mixed regression model and systematic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method were adopted, respectively, to study the impact of market-oriented and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on China’s EC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indere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immediate phase; however, it turned out to be positive in the first-lag phase. H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k” PH is time-bounded. The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played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irst-lag phase than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Therefore, “narrow” PH is not tenabl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China’s EC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Regionally speaking, the impact which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ha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sight was non-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whilst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had a negative effect. And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d strongest negative effect, which would diminish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become weakest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is was related to reg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 and the market economic vitality.     

内生创新、人文发展与中国的能源效率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通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重点讨论了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的总体估计还是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区域估计,内生创新对中国的能源效率都产生着正面影响;人文发展状况总体上对能源效率的提高也具有正面的影响,但是人文发展中人均消费量的提高对能源效率的改善产生着负面的效应。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尽相同,这些作用一致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地区逐渐递减的分布趋势。人文发展较内生创新而言对能源效率的贡献弹性更加显著。因此,从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有效措施把能源消费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涵式消费方式上来,依然是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有效策略。     

Impa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on CO<Subscript>2</Subscript> emission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 based on panel estim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CO₂ emissions using the STIRPAT model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China. This study classified the 29 provinces of China into three group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examine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However, we did not confirm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in eastern China, where CO₂ emissions increase monotonically with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differ considerably. There wa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O₂ emissions. However, the point of inflexion was very low, which indicates that economic growth will promote CO₂ emissions in China. The share of the industry output value had a marginal incremental effect on CO₂ emissions. There was a decreasing effect of population scale on CO₂ emissions. 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restrains CO₂ emissions, and the effect was higher in regions with low energy efficiency.     

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

在经济服务化与低碳化的双重背景下,研究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演变轨迹,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征,对于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演变轨迹与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表明:①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在整体上呈逐年增长态势,且呈现从东到西逐次递减的格局。②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并且空间自相关程度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③全国与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不存在σ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东、中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则在整体上呈现σ收敛特征。全国以及东、中、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存在"追赶效应",各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最终向自身的稳态水平趋同;空间效应加快了全国与东部服务业碳生产率的β收敛速度。④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部门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人力资本则对服务业碳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①重视服务业碳排放问题,构建服务业低碳绩效评估体系。②探索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强服务业低碳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合作。③完善基础设施,促进要素空间互动和优化重组。④调整服务业能源结构与部门结构,推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服务业稳增长。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绩效考察

选择"十一五"末期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重点——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增长趋同性研究的视角出发,利用上述三大经济区所涵盖的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采取Onestep-System-GMM方法对动态面板趋同模型进行回归,考察三大经济区在2000-2009年之间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质,并计算出大致趋同速度。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条件趋同特征,趋同速度大约为-3.3%-2.0%,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缓慢的趋异。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且西部地区投资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滞后一期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初始经济状态和教育事业费支出对当期经济增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促进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是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化推进的关键,而在保持物质资本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教育及人力投资的比重则可以有效缩小西部地区经济差异。     

基于SBM-DEA模型的中部地区资源环境效率格局演化及成因机理分析

资源环境是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资源环境的利用是否有效是衡量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因此对区域资源环境效率格局及其成因机理进行时空动态模拟,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区域投入产出的过程与效益,同时又能为相关部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以及缓解区域人地矛盾提供参考依据。利用SBM-DEA模型分析2005~2014年间中部地区资源环境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并探讨了造成其格局演化的成因机理,得到如下结论:(1)从资源环境效率结果来看,2005~2014年中部地区资源环境效率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2)省会城市、长江和京广等国家发展轴线的重要节点城市资源环境效率较高,远离长江、京广等重要轴线的城市资源环境效率较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逐步形成;(3)从资源环境效率与投入产出的耦合关系来看,中部地区75%左右的城市处于Ⅰ类型,较少城市处于Ⅱ类型,极少数城市处于Ⅲ~ⅩⅢ类型。近10 a来中部地区普遍处于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的发展阶段,资源环境效率较高及以上城市数量先减少后增加,中等效率的城市数量先增加后趋于稳定,效率较低及以下的城市数量呈逐步减少的趋势;(4)促进资源环境效率的主导因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资源环境效率的主导因素为能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