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草)试点的若干政策

按照国家林业局等部门下发的《关于开展 2 0 0 0年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退耕还林 (草 )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 ,今年试点示范工作的开展要按照“退耕还林 (草 )、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要求进行 ,主要政策有 :1.国家向退耕户无偿提供粮食。粮食补助的标准 ,应根据农户退耕面积、当地实际平均粮食单产和还林还草情况综合确定 ,原则上要有利于鼓励农民积极退耕。粮食补助的期限 ,根据试点情况确定 ,需要几年就补几年。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 )的标准 :长江上游地区 30 0斤 ,黄河上中游地区 2 0 0斤 ,每斤粮食按 0 .7元折算 …     

昆山市耕地变化和粮食安全研究

采用粮食自给率结合区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对江苏省昆山市20多年来粮食安全状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昆山市在2000年从粮食产区转型为粮食销区;2006年的粮食自给率仅有23%;生产力提高和作物种植结构的相互制约导致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呈波动变化。在粮食安全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方面,提出了依据相关社会经济指标对昆山市发展阶段进行聚类分析,然后以最新发展阶段数据进行建模的新思路。分析结果表明:昆山的粮食安全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变化确实呈明显阶段性;至2011年,昆山市粮食自给率将下降至11%;最小人均耕地面积降低至0.028 hm2,如果该变化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持续较长时间,到2016年时,粮食自给率和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将分别下降至8%和0.012 hm2。依据这些分析及预测,文章提出了坚持土地集约利用、提升耕地生产力、建立和完善粮食流通网络和拓展并强化与粮食产区之间的合作等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农户行为选择及损益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激励农户自愿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关键,而现有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测算方式没有考虑农户机会成本和损益状况的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文章将实物期权理论引入农户收益测算中,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南北不同地区收益不确定条件下成本收益等额补偿的转换边界,结果表明农户退耕的机会成本随时间和地域变动而变动,科学高效的退耕补偿标准也应随之变动。随后,根据2002-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以小麦和稻谷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退耕地块上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结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初值密度和生态林认定标准以杉木和刺槐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造林成本,进而得到退耕还林的造林净收益,通过比较历年种植农作物和造林的净收益,表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2002-2009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高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益,2010-2013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低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损。最后,利用几何布朗运动模拟2014-2030年的退耕机会成本的可能走势并与转换边界进行比较,得到粮食产量、补偿标准与农户受损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下退耕农户的受损概率随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而增加,随补偿标准的增加而减小,在相同立地条件和相同补偿标准下南方地区退耕农户受损的概率更大。文章为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策含义是在中央政府"一刀切"政策现状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地域特征和机会成本的变化制定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在选择退耕地块时应考虑地块的立地条件,避免宜耕地被退。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农户行为选择及损益北大核心CSCDCSSCI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激励农户自愿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关键,而现有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测算方式没有考虑农户机会成本和损益状况的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文章将实物期权理论引入农户收益测算中,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南北不同地区收益不确定条件下成本收益等额补偿的转换边界,结果表明农户退耕的机会成本随时间和地域变动而变动,科学高效的退耕补偿标准也应随之变动。随后,根据2002-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以小麦和稻谷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退耕地块上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结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初值密度和生态林认定标准以杉木和刺槐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造林成本,进而得到退耕还林的造林净收益,通过比较历年种植农作物和造林的净收益,表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2002-2009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高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益,2010-2013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低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损。最后,利用几何布朗运动模拟2014-2030年的退耕机会成本的可能走势并与转换边界进行比较,得到粮食产量、补偿标准与农户受损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下退耕农户的受损概率随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而增加,随补偿标准的增加而减小,在相同立地条件和相同补偿标准下南方地区退耕农户受损的概率更大。文章为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策含义是在中央政府"一刀切"政策现状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地域特征和机会成本的变化制定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在选择退耕地块时应考虑地块的立地条件,避免宜耕地被退。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影响因素典型相关分析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全国1990-2006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态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0-2006年间,全国耕地投入强度呈现波动状态,利用程度表现频繁波动,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利用效率呈明显的波动增长趋势;GDP、农村劳动力工价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投入强度的重要因素;农民文化程度、城镇化率和人均耕地面积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耕地利用集约度。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利用,通过合理优化农业用地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完善耕地流转制度和农业剩余劳力流动制度,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增强农民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从而促进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生态退耕对粮食生产的可能影响

根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有关各省区制定的退耕规划,分析了生态退耕对粮食生产产生的可能影响。(1)生态退耕将直接减少粮食147.92×104t,由此退耕还林还草可能会带来粮食产量的暂时下降。(2)从生态退耕的正面影响看,退耕节省下来的生产要素的转移可以带来未退耕耕地粮食产量的增加;同时技术进步、中低产田改造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势必也对粮食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3)粮食需求预测表明,2010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粮食总量将达1 400.71×104t,在人均400kg,425kg和450kg水平下粮食需求分别为1 389.34×104t,470.37×104t和1 563.01×104t。从A方案看,就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整体而言将不会出现粮食短缺;但具体到分区而言,黄土丘陵区必须通过粮食调入才能满足本区需求,而黄土台塬区则有一定盈余。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补偿到期农户复耕意愿研究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是首轮退耕补偿到期、延长期退耕成果巩固以及新一轮退耕规模扩大的关键时期。本文以土地依赖为视角,基于补偿到期农户农林业生计分析,探究土地依赖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5年11月陕西延安吴起县所收集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内生样本选择三阶段模型,从农林业收入和劳动力投入两方面分析了退耕补偿到期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及其对农户复耕意愿和计划复耕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退耕补偿收入及退耕地上相关收益较少,不足以支持补偿到期农户发展替代生计和保障口粮安全,农户对土地生产的需求会构成其复耕或不愿退耕的重要原因。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与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冲突对立关系,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的收入依赖程度越强,其复耕的可能性越低,计划复耕程度越低,可见,一定程度的土地依赖为其发展多样化生计提供生存基础和粮食安全保障,反而会促使农户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相反,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生产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其复耕的意愿越强,计划复耕程度越高。因此,保障退耕还林成果的可持续性重点在于提升农户农林生产效率,发展劳动集约型土地生产,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此外,以农村扶贫与发展为目标的移民搬迁工程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对农户退耕还林行为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积极的影响。退耕还林工程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等农村扶贫与发展项目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贫困山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双赢目标。     

生态修复项目对自然与社会的影响

1978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生态修复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项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为了讨论这些项目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及其应用前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综述与展评,研究环境修复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以及其他环保政策使项目区的绿色植被覆盖度迅速提高。但是与撂荒地的自然恢复过程相比,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降低了总的植被覆盖度,导致退化土地面积增加,加剧了当地的沙漠化;同时,由退耕引起的粮食减产部分可以通过在更适宜地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来补偿,退耕还林工程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在大规模环境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环保政策的态度也在平稳进步。与其相反,由于天然林保护项目所实施的禁采、禁牧政策缺少必要的补偿措施,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植树种草应该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当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结束后,许多已修复的植被面临被再一次开垦的危险。由此可见,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提供适当的生态补偿,可以在改善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困与环境恶化。同时,必须警惕不适当的技术和政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     

基于三螺旋模型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战略——以河南省为例

建立三螺旋粮食安全模型,对促进主产区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粮食生产情况,利用统计数据,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时序动态和空间变化进行分析。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区域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与粮食价格不能同步提高,出现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的"双低"现象,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提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即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目标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行为适度,利益均衡,互让互动,共生共长。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探索一条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     

浙江省耕地变化与粮食安全的分析及预测

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预测理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及Excel软件,在分析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耕地、人口、粮食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特点,运用预测理论对未来15年耕地、人口、粮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显示：1978～2004年,浙江省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呈下降趋势,人口数量逐年增加,从而造成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呈现增大趋势。这表明此期粮食供需差距越来越大。在未来15年,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耕地和人均耕地面积降低明显,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却呈降低趋势,这依赖于耕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耕地仍严重超载,粮食安全问题仍将十分突出,形势比较严峻。据此提出降低耕地压力、保证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安徽省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利用1978年以来30年的耕地资源统计数据,分析了安徽省耕地资源数量变化总体特征,探讨了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耕地资源总量和人均耕地占有量均有呈直线递减趋势,其中耕地资源总量年均减少率为024%,人均耕地面积年均减少率为115%。（2）粮食产量总体呈增加趋〖JP2〗势,但具有较明显波动性,粮食安全仍将面临着很大挑战。（3）粮食总产量与单产水平和复种指数密切相关;而粮食总产量年变化率,则主要受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变化影响。1978年以来,耕地资源数量逐渐成为影响该省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限制因子.     

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

以全国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2004年和2014年各县统计数据,采用ESDA、重心迁移、GWR等方法对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格局进行测定,并分析人均粮食占有量区域差异的空间异质性及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04~2014年,全国各县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重心在10a间由西南向东北转移,且南北方向迁移的幅度大于东西方向迁移的幅度。2004年全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冷热点分布相对分散,东北地区是全国唯一的热点区,冷点区分布在沿海地区,2014年热点区相比于2004年有所缩小,冷点区则有所扩大。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在空间上差异明显,其重要程度由大至小依次为:人口数量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率第二产业比重人均GDP。     

1985年以来太湖流域耕地变化与粮食生产研究

太湖流域经济与城市化过程持续加速而耕地流失及粮食供需形势日趋严峻。基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Smin）和耕地压力指数（K）模型及其分析与预测,定量研究流域耕地变化和粮食生产特征及趋势。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流域人口不断增长,耕地面积随人均GDP增长呈显著的对数型减少,粮食总产波动降低;Smin和K值经过1985～1997年的平缓波动后持续上升,2003年之后又有所降低。区域分析结果揭示了整个流域耕地压力凸显的现实;未来10 a耕地生产力提高促使Smin逐年减小,但Sa递减速度较快,K值上升明显;两种预测情景表明降低粮食自给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耕地压力,但口粮供给还有缺口,由此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耕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的调控机制等相关建议     

农地流转背景下地块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分析

近年来粮食安全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农地投入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要素,是保障粮食稳定产出的前提。学者就农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的影响已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受农地流转的影响,土地要素更具多样化,土地规模与农户种粮投入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农地流转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探析农地流转影响下土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的变化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地块的异质性,本文基于山东、河南、安徽三个粮食主产省622户农户1 284个地块的粮食生产数据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次控制了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地块要素等非主观因素,进行多层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特征及地块特征对农户粮食生产单位面积投入有显著影响。地块规模和转入地占比对农地投入影响为负,转入地占比越大,地权稳定性越低,农户投入积极性受到挫伤越明显,在转入地上的投入减少。随着转入土地面积的增加,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大,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增加种粮投入,地块规模的负向影响程度降低。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3点结论:(1)规模化经营有利于降低单位面积种粮成本;(2)农地流转发生时,地块规模对种粮投入的影响发生改变,成片规模化经营将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必然趋势;(3)提高土地综合条件可以降低投入成本,并提高农户投入积极性。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从降低种粮成本、提高农户收益着手,建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同时也要注重增加财政拨款,建设高标准粮田,强化高标准粮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田间配套工程。     

Linking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food security and vulnerability: evidence from West Africa

Adaptation strategies to reduce smallholder farmers’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seasonality are needed given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predicted to increase during the next decades in sub-Saharan Africa, particularly in West Africa. We explored the linkages between selected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crop diversit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rees on farm, small ruminants, improved crop varieties, fertilizers), food security, farm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farm productivity in three contrasting agro-ecological sites in West Africa (Burkina Faso, Ghana and Senegal). Differences in land area per capita and land productivity largely explained the variation in food security across sites. Based on land size and market orientation, four household types were distinguished (subsistence, diversified, extensive, intensified), with contrasting levels of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come increased steadily with land size, and both income and land productivity increased with degree of market orientation.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was widespread, although the intensity of practice varied across household types. Adaptation strategies improve the food security status of some households, but not all. Some strategie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and productivity, while others reduced vulnerability resulting in a more stable cash flow throughout the year. Our results show that for different household types, different adaptation strategies may be ‘climate-smart’. The typology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gives a good entry point to analyse which practices should be targeted to which type of smallholder farmers, and quantifies the effect of adaptation options on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Subsequently, it will be crucial to empower farmers to access, test and modify these adaptation options, if they were to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food security.     

经济发达地区镇域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空间差异研究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陆渡镇及浏河镇为例,从镇域尺度探讨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理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两镇农村居民点减少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面积均具有正向作用,到城镇的距离具有负向作用,3者作用大小具有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发展及到公路的距离对不同地区作用方向不同;而粮食产量仅对陆渡镇有负向作用;（2）两镇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发展均具有正向作用,而到公路的距离、基本农田则具有负向作用,4者作用方向及程度排序一致;而除一般因素及到城镇的距离外的其他因素均为特殊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及其作用程度与方向具有区域差异性;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应把握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机理的空间差异,制定差别化政策措施     

鄂西北山区耕地压力动态变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山区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且容易被忽视。引入耕地压力指数模型,测算鄂西北山区典型县近年耕地压力指数,结果显示：1997~2000年耕地压力呈降低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期间食物生产增长的幅度大于人口增长的幅度;2001年后耕地压力指数整体处于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期间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减少和人民生活需求不断提高所致。通过与湖北省和全国2004、2007年压力指数对比,显示鄂西北山区耕地压力明显偏大,主要原因为:（1）由于山区耕地受退耕还林、灾毁和建设占用影响大,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偏小;（2）因单产水平相对较低而导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偏大。从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考虑, 应主要从树立正确的耕地保护观和运用新技术以提高耕地产出率等方面入手才能有效缓解山区的耕地压力。
     

Establish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Abstract

In despite of fluctu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grain yield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relieves the conflict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turns the situation of food security goo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apid increase in food consumption, the conflicts of food quality and structure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equilibriu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food securit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It is fou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food security in China include the scarcity and dissipation of resources, farmers’ low enthusiasm in planting grain crops and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the emphasis and measures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herefore, the authors advance to optimize resources allocation, strengthe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nd policy stimulation an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allocating grain production cost, to set up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China food security and keep it stable in the long t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