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及其动态演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推动和引领长江中游地区乃至中部经济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应用社会网络方法,对1990、200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1990年,武汉市与长沙市是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网络形态尚不完备,多数城市游离于网络之外,呈现一种稀疏网络空间结构,分别以武汉市和长沙市为中心形成两个星形城市小群体,构成的线型空间结构;(2)200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结构日趋完整,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联系密切,环鄱阳湖城市群在南昌市的带领下积极融入其中;(3)2012年,南昌市由节点城市升级为中心城市,城市群网络异质性降低,网络扩散更为均匀,空间联系效率整体提高。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直接和成熟;(4)加强城市之间的直接交流联系,以共享目标引导城市群网络构建,走跨省区城市集群联合发展道路,发展多中心网络结构是实现长江中游地区崛起的关键。     

基于母子企业联系的上市公司网络结构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上市公司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母子公司联系视角下该地区企业网络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如下：（1）长江中游城市群企业对内联系网络密度较低,整体企业网络联系较弱,该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2）省会城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集聚与扩散效应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显著;城市中介性极化现象严重,长沙、武汉中介作用突出;企业与投资目的地之间交通距离短、通达性较高;（3）企业对外联系总体网络处于低联系、初级发展水平;（4）层级网络显示企业低等级联系多集中于周边省份及地理临近地区,最高等级联系指向高等级城市;网络等级越低,网络格局呈现更为分散交织的复杂形态;节点城市关联方向上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关键词： 格局特征;上市公司;社会网络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

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城市间相互作用模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城市群内的城市辐射能力及其内在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区域内中低级城市流强度的城市占多数;(2)城市群内第二、三产业辐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呈现出较强的辐射能力,而第三产业辐射能力较弱,并且其空间分布相对较为分散;(3)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总体较弱,辐射范围和辐射强度都有待加强;(4)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间空间联系不够紧密,且联系程度空间差异较大。省际城市之间联系贫乏,城市间尚未形成联系紧密的辐射网络。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联系度与度中心性时序变化研究(2001～2016)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也逐渐发育并趋于完善.充分考虑到经济、人口、贸易、运输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并基于时间序列上的考量,从传统引力模型出发,引入克鲁格曼指数,通过AHP法,确定经济、社会2个维度的城市"质量"以及几何直线、公路、铁路3个维度的城市联系成本等各个模型指标的权重,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2001～2016年的城市联系度和度中心性的时序变化.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间联系通道的建设,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联系网络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以武汉、长沙为中心的城市群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区域的影响力逐渐强化,越来越多的城市融入到城市网络中,并发展均衡.研究表明:(1)区域网络化特征越来越显著,联系深化逐渐显现,构建区域联系大通道、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十分重要.(2)中心城市显著加强,次级节点的培育有待提高,多中心、层级化、深层次的城市体系渐渐形成,还需要强化顶层、开拓底层配合发挥作用.(3)网络化与层级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在完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城市体系既需要中心城市的引领,也需要更多城市积极深入、积极参与、积极推进.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城市群城市土地要素有效配置、合理利用以及城市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在使用DEA方法得到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且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关联性的基础上,构建SDM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呈波动变化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空间异质性;（2）通过构建SDM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较弱,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构建城市合作机制,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整体性和联动性,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评价

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进行综合分析,并对不同等级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异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在空间上表现为聚集分布,且具有"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的分布模式分别为随机分布和聚集分布。(2)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较好,区域内平均可达性时间为38.84 min,且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省级森林公园的可达性要优于国家级森林公园。(3)基于县级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在空间上呈聚集格局,森林公园可达性的热点区域分布自东向西表现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和冷点区,省级森林公园可达性与之表现出较强的相似,而国家级森林公园可达性的热点区域分布相对随机。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影响效应与形成机制研究

以湖北、湖南、江西3省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区域,将2003～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扩展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影响效应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带动的促进效应较小,表现为仅有中心城市土地出让对城市群经济辐射具有显著为正的直接空间效应,而非中心城市直接空间效应、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间接空间效应均不显著;(2)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促进作用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效率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而企业投资和劳动力机制的积极效应没有形成。原因是,土地出让对企业投资、劳动力的拉动效应不显著,且企业投资没有显著扩散效应,而劳动力则呈现空间回流效应;(3)提升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促进作用,需要更加注重城市间合作和配套的产业链引资,同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出让"既能引资,又能留人"。     

极化与扩散:长三角在区域均衡发展中的作用——来自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出发,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经济增长的空间外部性理论模型,空间滞后计量模型(SAR)等方法考察了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均衡发展的演化趋势,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扩散效应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1)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并未扩大其与长江中游的发展水平差距,事实上,两大城市群“组间差异”的缩小是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组内差异”缩小的影响则相对微弱.(2)长三角城市群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即长三角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两地的发展水平差距,但如果忽略长江中游内部的空间相关性则会明显高估长三角的扩散效应.(3)长江中游内部的均衡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长三角扩散效应的充分发挥.(4)长三角不同城市的扩散效应受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与地理距离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模式.     

基于百度指数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研究

随着地理研究迈入大数据时代,运用互联网展开城市网络结构研究逐渐成为经理地理研究的新思路。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年~2014年百度用户关注度,构建百度指数城市信息流网络,从大城市群视角和所辖三大子城市群视角,分别探讨城市网络格局的时空变化。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一体化进程中城市等级日益明晰,差距拉大。三大子城市群表现出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并存,区域非均衡性突显;互联网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和改造着城市群,但非完全颠覆传统城市网络格局,地理区位对城市网络格局和城市影响力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测度与分析

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272.34亿美元/年，其中森林生态系统贡献45.34亿美元/年，占总生态服税务价值的16．65％；湿地生态系统贡献58．46亿美元，年，占到总服务价值的21.53%；农田生态系统贡献4.08亿美元库，占总价值15％；河流与湖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29．48亿美元，年，占总价值的47．54％；浅海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34．89亿美元，年，占总价值的12．84％。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提供者是水为主导因子的河流与湖泊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浅海海域生态系统，提醒人们水是该地区主要而富有特征的生态要素，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要关注区域水问题。长江三角洲生态服务价值占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1／4多．这一比例虽然与世界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相对较低，但不说明生态服务价值是可以被忽略的，相反，说明支持国民经济运转的自然生意服务非常重要，需要保护相关的生态系统。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服务在干扰调节、水调节、水供应、养分循环、废物处理等方面的价值较大，分别占总价值的比例为119％、3054％、11.99％、22.97％和7.22%。这与水在区域中的重要性是一致的。另外，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在气候调节、防止侵蚀、食品生产、原材料、文化娱乐等项服务上也有一定价值。     

长江干流典型区域河流生境健康评价

河流生境是河流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河流健康的重要因素。河流生境健康的准确评估可以为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供重要依据。针对长江干流生境特点，从河流物理生境形态、河流岸边带生境和水环境特征3个方面选取了10个指标，构建了长江干流生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基于该评价体系，在2017年8~9月对长江干流的金沙江下游、三峡库区、长江中下游3个典型区域的127个调查断面进行河流生境综合评估。结果表明：金沙江下游、三峡库区、长江中下游河流生境综合指数（RHI）分值的分别为133.9、124.6、130.8，总体评价等级均为“良”。水流情势、受人类活动干扰是金沙江下游生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河岸渠化硬化、河岸植被覆盖、河岸植被带宽则是三峡库区和长江中下游生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建议长江上游区域强化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完整性保护，中下游区域加强岸边带、洲滩的生态修复，恢复江湖连通性，构建长江流域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Selenium geochemistry of paddy soil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Selenium (Se) content both in total and bioavailable forms were very low (25-35 and 9.5 micrograms/kg, respectively) in waterlogged paddy soils in the central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was due to changes in geochemistry and the inherent properties of the parent materials of these lowland paddy soils. The very low Se content (23 micrograms/kg) in the parent material resulted in low total Se content in the soil. The main chemical changes under long-term waterlogged conditions are depletion of molecular oxygen, decrease of redox potential, and reduction of Fe (III) to Fe (II) and SeO3(2-) to Se0. This led to low availability of Se in soils, and subsequently low Se content (29 micrograms/kg) in brown rice grain produced in this region. It has been suspected that low Se content in staple food might be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for a high infection rate of the intestine and stomach cancers and the higher death rate caused by these diseases in the region. Foliage spray of Na2SeO3 at early heading stage of rice plant growth improved the Se content of brown rice grain, hull, and straw, and would improve human and animal health.     

长三角专利转移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专利转移数据,采用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方法,刻画长三角41个城市2010～2018年专利转移网络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讨城市创新联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专利产出和输出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效应,但专利吸纳的"核心—边缘"特征逐渐弱化;(2)城市专利转移网络呈现显著扩张态势,多中心网络化格局凸显,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增强;专利转移的路径选择具有地理临近特征,且路径创造与路径依赖并存;(3)以专利转移数据表征城市创新联系强度,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等是影响城市创新联系的关键因素,且这一过程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分析专利转移网络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不仅完善了创新联系的动态测度方法,也可以为长三角制定科学政策、提升创新能力、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提供参考.     

长江靖江段鲇形目鱼类的数量动态分析

长江靖江段处于长江下游与河口段的交汇地带,在长江河口渔业资源养护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解该区域鲇形目鱼类(Siluriformes)的资源动态,我们于2002~2015年间在靖江沿岸设置一座定置张网,每月定期收集2份或3份渔获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4 a共采集渔获样本447份,渔获尾数为144 741尾,渔获量为934 728.9 g。种类共计121种,隶属于14目28科77属。其中鲇形目鱼类共有6 160尾、48 890.5 g,隶属于4科7属15种,占总渔获尾数的4.26%(重量占比5.23%)。光泽黄颡鱼(Pseudobagrus nitidus)、瓦氏黄颡鱼(Pelteobagrus vachellii)、黄颡鱼(Pelteobagrus fulvidraco)和粗唇鮠(Leiocassis crassilabris)等4种鲿科(Bagridae)分别占鲇形目尾数的72.71%、20.55%、3.18%和1.70%,是主要的优势种。14 a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N结果显示,光泽黄颡鱼和黄颡鱼总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瓦氏黄颡鱼呈不规则的年际波动状态,而粗唇鮠则呈逐年上升趋势。14 a鲇形目鱼类总体的相对重要指数(IRI)结果显示,光泽黄颡鱼和瓦氏黄颡鱼为这一水域的常见种,黄颡鱼为一般种,粗唇鮠为少见种。研究还显示,光泽黄颡鱼和瓦氏黄颡鱼的优势体长组分别为4~6 cm和6~10 cm,仅长江靖江段沿岸平均每年即约有342.5万尾的光泽黄颡鱼和85.3万尾的瓦氏黄颡鱼被捕获,因此该江段是宝贵的苗种资源库。建议应降低捕捞强度,控制沿岸污水排放,减少岸线码头建设,保护河岸植被,以维持幼鱼栖息、觅食和育幼环境,保护渔业资源。     

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时空结构分析

根据68处4A级景区所依托的主要旅游资源，将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的时空结构概括为4种类型：周末型——圈层结构、节假日型——多节点结构、四季型——面状结构及其它时闻型——单节点结构；由此提出该地区旅游产品亦构建为具有更加精细市场针对性的4类产品类型：周末型、节假日型、四季型和单节点型；认为通过旅游资源与产品的时空结构分析，可以促进区域旅游资源的集约化开发。改变目前“长三角”地区旅游产品开发租放的现状，推动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城市化进程对长江下游平原河网水系格局演变的影响

以长江下游典型平原河网地区苏州市为例,基于1970s、1990s、2010s的遥感影像以及1960s、1980s、2010s水系数据,构建水系结构参数指标,重点探讨不同城市扩张方式对不同等级水系的干扰程度,以揭示城市空间扩展与水系结构演变的关系。结果表明:(1)城市扩展具有阶段性、趋向性,且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制约。(2)河网水系的改造和演化在不同城市化进程下表现出区域差异:近年来快速城市化区域的河网密度、水面率等水系结构指标变幅较大;80年代城市化区域变幅次之;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的老城区,变化最小且稍有增加,其中近50年来河网密度在上述3个区域总体变幅为-21.06%、-16.23%以及1.88%。(3)河流结构发育受城市化进程显著影响,自然状态下河流长度与面积之比较大,河流结构更为稳定,而进入城市化阶段后,河流结构稳定性随之降低。该研究为城市化地区河流水系保护、城市规划及防洪减灾提供参考与理论支撑。     

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社会效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效率体系,并利用DEA作为工具来监测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效率。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是有逐步改善的趋势。将城市绿色综合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城市要改变目前效率低下的现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对投入产出的冗余度与不足度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低效率的根源。从资源投入的冗余度来看,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技术资本水资源,长江经济带资源利用率低,存在高投入、高消耗的问题,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应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从期望产出不足度来看,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长江经济带目前总体发展模式还是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社会效益。绿色效率不高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应共同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推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这关系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示范带的实现。     

长江上游重庆段径流变化归因分析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长江上游重庆段的年径流量持续减少。首先利用MASH移动窗口滑动平均法分析重庆市长江干流寸滩、北碚和武隆3个主要水文站的径流变化特征,然后运用弹性系数法和回归分析法进行径流模拟,定量评价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与基准期(1961~1990年)相比较,影响评价期(1991~2011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3个水文站年径流减少量的贡献率分别约为25.2%~35.2%和64.8%~74.8%。(2)气候变化对月径流量的影响幅度有限,导致7月汛期径流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8~10月的径流量普遍减少;人类活动对月径流量影响明显,导致7月份实际径流量减少,并进一步加剧了8~10月径流量减少的幅度。(3)两种方法都指示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径流减少的重要原因。定量阐明径流变化的成因有助于科学制定应对措施,协调重庆市以及长江上游水资源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