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同交通模式的可达性空间格局研究

交通运输网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分析可达性空间格局差异对引导人口分布和交通设施合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2 317个县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法,通过构建可达性指标分析了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及综合交通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公路可达性形成了以郑州、武汉、合肥为中心的"核心-外围"模式;铁路形成了以京沪线为轴线,沿铁路干线分布的带状结构,最优区已南移至合肥及南京;机场可达性形成了以各个枢纽机场为核心的"轴-辐"结构;港口可达性由沿海向内陆降低;综合交通可达性由东向西降低,具有反自然梯度特征。4种交通方式的可达性总体水平较高,约有70%的县域超过平均水平,与人口分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东部城市高于西部城市,但存在区域内的不均衡现象。最后对各交通方式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     

高铁网络可达性测度及经济潜力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高速铁路的开通给沿线城市的建设带来了重大影响。基于可达性测度以及修正的经济潜力模型,利用GIS对安徽省高铁可达性以及经济潜力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高铁开通后安徽省可达性显著提高,但总体格局保持不变,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淮南、芜湖等地为副中心的"多核心"模式。池州、铜陵两城市可达性上升幅度最大,黄山紧随其后,芜湖、滁州变化最小。高铁开通后,滁州可达性排名下降5名,下降幅度最大,合肥、淮南、黄山最为稳定,其他城市均有小幅变化。(2)可达性的提升对城市经济潜力造成了一定影响,总体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的外围扩展模式。池州、铜陵经济潜力增长最为显著,黄山位列第3,可达性的提升直接影响了池州、铜陵、黄山三市的经济发展。高铁开通后,合肥、芜湖经济潜力排名始终位于前二,传统经济中心地位不变。马鞍山排名上升4名,幅度最大,池州、黄山两市处于末端,经济潜力仍然较为薄弱。(3)高铁开通后,时空收敛效应明显,可达性的提升令城市经济潜力增长显著,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达性与经济潜力呈现不完全契合关系。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变

交通网络体系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有重要作用,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也将发生深远的变化。引入可达性的概念,以现状2010年与规划2020年的长三角综合交通设施网络为基础,选取长三角各城市之间加权平均最短旅行时间为度量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系统的发展对长三角区域空间格局未来演化的影响,揭示了高速铁路将全面提升长三角区域可达性水平,大大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通过都市圈、经济轴带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化空间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虽然高速铁路将推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但对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在新的高铁格局下应探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     

江苏省城镇可达性格局演变研究

可达性评价一般包括网络分析、格网分析和栅格分析。借助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采用栅格分析方法,以江苏省65个县（市）行政中心（城镇）为研究节点,利用江苏省1990、1996、2002和2008年的交通路网数据,对江苏省4个研究年度的城镇可达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苏省可达性改善明显,整体可达性平均改善高达42.8%。江苏省三大区域可达性改善差异较大,苏南可达性改善最为明显,苏北次之,苏中在整个研究期间均落后于苏南和苏北。总体上,全省区域平均可达性逐步走向均衡,全省交通结构也逐步走向完善。通过分析江苏省高速公路路网建设和可达性之间的相关性可得出结论,即交通建设对区域可达性的影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在交通欠发达地区投资的可达性效益要高于交通发达地区。江苏省可达性演变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发展需求。     

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公路可达性研究

基于“红色村落”概念内涵界定,以湖南省262个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为数据样本,综合运用数理建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红色村落呈集聚型分布状态,不同空间板块或行政单元红色村落分布非均衡性特征突出,集聚强度具有随尺度距离增加而不断弱化的“空间衰减”规律;(2)红色村落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分布格局,全省存在三大高密度集聚区以及多个红色村落跨界连绵集群组团,长征沿线、湘鄂赣及湘粤赣边区等形成多个“中低密度”集聚片区;(3)红色村落通行时间平均值为221.58 min,标准差为42.75,可达性整体状况不理想,且内部差异显著,可达性水平稳健性欠佳,不同可达时段内红色村落数理分布近似于呈“金字塔”状结构;(4)红色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特征,省际边缘区形成多个交通可达性低谷,与其核密度格局存在“空间错位性”,且具有沿交通干线分布的指向特征。最后,提出了优化红色村落可达性格局、驱动交通区位重构和推进红色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陆路交通可达性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988、2001、2012年路网数据,在Arc GIS软件支持下,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平均可达性为测度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及城市间可达性进行测算,探讨其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可达性改善明显,但东部地区可达性水平优于西部地区的现象未得到有效改善;(2)区域内任一栅格到达最近城市所需时间逐步缩短,1 h圈空间格局由散点分布逐步向网络分布转变;(3)可达性改善状况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改善值远高于中部地区,平均可达性值越大其改善值越大;(4)城市间可达性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可达性水平主导频率由1988年的12~36 h逐步转向2012年的3~12 h,城市间可达性结构改变显著。     

基于陆路交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可达性测度及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跨界旅游区是中国重要的潜在旅游目的地,而可达性大小是制约其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构建景区区内可达性、景区区外可达性两类指标,运用GIS软件定量分析大别山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生成空间格局示意图,发现:(1)国道、省道、县道构成的普适性交通网络的完善程度对景区区内可达性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高速公路、普通铁路、高速铁路可以有效提高景区区内可达性;(2)普适性交通网络对景区区外可达性的影响力最弱,高速公路在改善景区区外可达性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普通铁路的影响力不及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仅对停靠站附近的景区有所影响。最后构建了景区、交通、旅游集散地耦合发展模式。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交通格局演变及区域效应研究

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和可达性评价模型,结合SPSS、Matlab等软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区域,选取1998年、2008年及2020规划年为时间断面,用栅格法测算交通可达性,分析可达性格局空间演变特征。根据城市质量和时间距离,构建经济联系评价模型,回归分析预测2020年城市质量。对区域内经济总量空间集聚进行分析,并根据三个时间段的最大经济联系格局演变,分析城市间经济辐射范围和城市隶属关系变化。结果发现：区域内可达性改善明显,城市间可达性差距缩小,到2020年全区可基本实现一日交流;区域内经济总量集聚明显,且处于极化状态;由于鄱阳湖湖体的阻隔,区域内形成以南昌、九江、景德镇三大经济中心地,其他为隶属城市的经济联系格局;建议发展南昌至贵溪尤其是东乡至鹰潭段的交通,使鹰潭成为区内第四个经济中心地,实现全区均衡发展     

可达性视角下中国高铁线路空间效率与供需关系研究

透过可达性视角解析我国高铁线路空间效率和供需关系。首先,以我国2008～2017年高铁线路为对象,根据日常可达性(DA)增量描述高铁线路可达性空间演变特征。其次,通过人口加权可达性(PWA)增量刻画我国高铁线路空间效率和高铁线路供给水平的空间特征。第三,以高铁客运班次数表示高铁需求程度,通过因子叠加法与多元回归方程探讨高铁可达性的供需关系。结果显示:(1)在PWA增量及其效率中,干线高,延伸线低,东中部地区线路高,全国高铁网络外围和末端线路低,PWA增量及其效率自东向西整体递减,高铁线路PWA空间效率呈现出"树状结构"、"核心-外围结构"和区域梯度差异,2012年以后高铁PWA增量及其效率出现逐年递减趋势。(2)高需求线路主要是东中部地区高铁干线,低需求线路主要为中西部地区高铁干线和延伸线。(3)高铁线路供需匹配程度高。"双高型"线路为少数高铁主干线,"双低型"线路数量比重高,包括西部地区高铁线路、高铁延伸线以及网络末梢线路。(4)城市PWA增量是高铁客运量高低的关键因素,能够用来预测规划高铁城市客运规模。     

区域高速公路网络构建对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以安徽沿江地区为实证 

以安徽沿江为实证，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分析了高速公路网构建对节点区内联系及区外联系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分析了节点总体可达性格局的变动；随后对总体可达性的变动幅度及其相对可达性变动格局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安徽沿江高速公路网络的构建显著提高了区域整体可达性，且促进了可达性的均衡化；区内联系可达性、区外联系可达性及总体可达性三者格局特征不同，路网构建所形成的影响也各有差别；东部及北部地区可达性变动幅度小于西南部地区；根据可达性系数的变化幅度及方向，可将节点归为相对可达性下降、相对可达性稳定及相对可达性上升3类。     

高铁背景下城市铁路可达性与空间相互作用格局——以江西省为例

基于改进的可达性测度和引力模型,选取江西省11个设区市作为研究对象,在2010年、2013年和2016年3个时间断面下,测度了江西省城市铁路可达性和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并借助GIS工具进行时空格局演变分析。研究发现：(1)从高铁“洼地”到高铁“高地”的江西省,城市可达性呈现以省会南昌为核心、赣北铁路枢纽城市为次中心,向周边蔓延的“中心-外围”模式;城间作用度呈现以主干铁路通道为轴、枢纽城市为节点的“点-轴”模式,向周边辐散并呈现南北梯度差异;(2)高铁开通和区域一体化是提升城市可达性的重要驱动器和加速器,其巨大的时空压缩效应不仅弱化了空间距离对城间作用度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其质的飞跃;城市可达性和城间作用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和“通道效应”,城间列车开行密度是其重要影响因素;(3)高铁的影响范围有限,赣北高铁网络效应强于赣中南,通道内城市可达性趋于均衡,但也拉大了与通道外偏远城市的差距,尚未深度融入省内高铁网络的城市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4)全省作用度格局呈现地域分化特征,形成中、北、南3个子系统,城间作用度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处于追求“效率”阶段。基于此,江西应加速推进全省铁路和高铁网的建设完善,合理规划铁路站点规模,精准分配城间列车频次;城市应积极主动融入全省高铁网络,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和本地接驳交通建设,提升综合交通可达性和空间作用度;全省应统筹南北梯度发展,稳步推进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打破地域隔绝与分化,推动城间均衡融合发展。     

铁路高速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     

长三角高铁网络时空演化格局及区域经济影响测度研究

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大大改善了交通通达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空间资源再配置过程,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长三角被纳入铁路网的40个设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对比分析高铁开通前后(2009和2018年)铁路网络客流点强度和城际联系强度变化基础上,尝试构造改进生产函数模型,刻画了近10年间长三角地区高铁网络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高铁快速发展使得长三角各城市平均最短时间可达性年均提高0.257 h,10年来网络连通性提高近一倍,区域间城际联系更为密切;(2)近10年间高铁发展对长三角各城市点强度提升及城际联系强度的影响有明显区域差异,且城市可达性和连通性的变化模式截然不同,位于长三角边缘地区的城市可达性提升最大,而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连通性改善最大,中心城市的枢纽地位持续强化,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3)2018年基于铁路客流的城市点强度分布格局比2009年更加不均衡,这主要是由于强度大的极端节点(中心城市)较多造成的;(4)高铁网络演化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使区域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分布更为极化。本研究可为区域发展与一体化政策制定、高铁建设与客运服务管理规划编制等提供参考。     

浙江省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研究

以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学模型和ArcGIS软件综合分析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为景区村庄的布点选址和建设开发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浙江的3A级景区村庄整体上呈空间均匀分布状态,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分布特征明显,总体上核密度聚集区趋向接近中心城市,表现为大核—次核—小核的三大核心格局;整体上可达性较好,平均可达时间为31.6 min,平均可达性的区域间差异明显,受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的影响较大;不同类型景区村庄县域可达性呈显著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主要是围绕以湖州、嘉兴市为主的浙北和以绍兴、宁波市为主的浙东地区,冷点区主要是以丽水市为主的浙西南地区和舟山群岛。景区村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主要与基础肌理和经济政策两个关联条件相关。     

高铁对泛长三角地区可达性格局影响

为探讨高铁对泛长三角地区可达性造成的影响,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及日常可达性作为3个主要评价指标,分析有无高铁两种情形下,泛长三角地区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并探讨该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高铁的运营使得各城市的可达性均得到了大幅优化,各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平均缩减了50.57%,经济潜力值平均增幅达到了99.62%,省级行政中心的一日交流圈面积占比增长至95.92%;高铁带来的时空效应、区位增强效应、同城化效应和一体化效应加强了城市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同时,还推动了区域空间格局的重塑;因高铁对各城市可达性的差异化提升,泛长三角地区的空间极化将进一步凸显,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发挥其区位优势,对周边城市产生强劲的经济带动作用,而宣城、阜阳等无高铁通过城市因相对区位的渐弱,将被日益边缘化,重组后的“核心-边缘”格局已初现端倪。     

贵州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环境成因

人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老化的人口渐趋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研究贵州人口老龄化县域差异,可为老龄化问题解决和人口政策合理制定提供科学参考。选取1990、2000和2010年贵州县域老龄系数为人口老龄化指标,采用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和偏最小二乘法探求人口老龄化变化特征和环境成因。得出如下结论:(1)1990～2010年,贵州省县域老龄系数总体由东北向西南递减,2000年后空间内部组团明显;贵州老龄系数变动大致以贵阳分界,以东老龄系数递增较快,以西递增较慢。(2)贵州老龄人口空间集聚不断增强,区域间差异逐渐扩大;老龄系数低低区域增长显著,同时冷热点空间出现明显扩散与转移。(3)环境成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总体上降水是促进老龄人口聚集的主要自然因素,地形起伏度和气温对人口老龄化具有负向作用,石漠化的改善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由弱变强。     

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工业用地市场是推动长江经济带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载体,而准确量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是促进该区域要素合理流动、构筑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布局的客观需要。运用GIS空间分析和Dagum基尼系数法系统考察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揭示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时期内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整体上提升,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2)超变密度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差距的主要来源;(3)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互动效应,其中财政约束、地方政府间竞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的主要因素。     

中国环境质量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

提升环境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必然要求。基于环境污染和环境吸收两个视角,在综合大气、土壤、水体三大环境要素测算环境污染指数和吸收指数的基础上,结合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的地域差异性,采用SDM模型分析全国及各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地域不平衡问题突出,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2）重工业比重偏高是造成环境质量低的最主要原因;（3）东部地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逐渐趋于协调,但人口集聚给环境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成为提升环境质量的掣肘。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特点提出“硬治理”与“软治理”融合的差异化环境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