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能源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之一。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经济高能耗的粗放增长方式必然导致能源短缺。这种能源短缺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增长。因此分析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对于中国乃至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都非常重要。本文运用灰色相对关联度方法．利用山东省1998-2006年能源消费数据。从能源消费总量与能源利用效率两方面分析了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研究表明：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比较而言．能源消费总量与工业GDP的关联度要大于能源利用效率与工业GDP的关联度，体现了目前工业经济仍然是粗放式增长模式，能源消费总量仍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原因分析与节能途径探讨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能源消费迅猛增长,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分析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原因，可为未来寻找节能途径提供参考。论文在构建能源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将促使能源消费增长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节能技术变化4个因素。并以1997-2002年为样本期,定量测度了各因素变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值及贡献率。结果表明：促使能源消费增加的因素中，贡献率最大的是经济规模的增加。其次是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变化。而减少能源消费的因素只有节能技术变化，但由于其贡献值的绝对值小于前3个因素的贡献值之和，因此能源消费总量仍呈增加趋势。可见，技术进步已被证明是节能的有效途径，而未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能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     

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

选取中国1985-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与GDP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Eviews对时间序列的GDP和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Engle-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GDP、能源消费总量的二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GDP、能源消费总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Engle-Grange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能源消费的因果影响关系不明显,但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从研究的结论来看,GDP增长引起能源需求和消费内生性的增长,减少能源的消费不影响产出、就业、收入的增长.要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使经济持续发展,首先,必须积极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战略、实施能源保护和节能政策来弥补我国能源短缺,提供充足的能源供给作为保障.其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对能源的依赖.     

金融发展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如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发展对一国能源消费也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考虑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根据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中国能源消费的不同影响,并检验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信贷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呈现为单门槛效应;(2)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会降低能源消费水平,FDI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始终为正相关;(3)从影响渠道看,在中高速增长及所有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分别增强了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但技术创新渠道并不畅通。研究最后建议,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政策时,加强金融政策与节能减排规划的融合,政策着力点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逐渐消除技术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障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中国省域能源消费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能源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针对目前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很少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及特别缺乏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现状。以省域为空间样本。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2002-2005年中国省域的能源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省域能源消费在空间上存在依赖性，能源消费行为受到本地能源消费和相邻省域的能源消费的共同影响，经济增长对省域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人口增长的正向作用也不容忽视，但是能源价格对能源消费未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弹性系数不显著为正）．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能源消费政策和价格调控措施时，必须考虑到空间作用机制对能源消费的差异化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解耦分析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能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面临着双重压力,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应使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关系"解耦",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解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是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主要途径。本文在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解耦规律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过往30多年的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历程,提出我国未来发展的三种情景假设,即惯性情景、低碳情景和2度情景。研究认为,惯性情景是一种高碳发展情景,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允许发生;2度情景的实现有较大难度,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国应按照低碳情景模式发展。我国未来能源发展路径应在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前提下,按照科学产能实施国内能源生产,加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特别是煤和石油等高碳化石能源使用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生产要低碳、清洁,能源消费要节能优先、绿色高效。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费量,控制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降低单位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量,控制人均排放量。如按假设的低碳情景发展,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GDP预期增速虽有所下降,但经济总量仍保持良好增长态势,2020年后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开始呈现逐步解耦的趋势,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我国经济增长与高碳能源(煤炭和石油)消费将在2030年前解耦;至2050年,我国能源消费趋于饱和,增量接近零,而经济总量继续增长,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接近绝对解耦;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于2030年(或之前)到达,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或之前)实现绝对解耦。     

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分解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 2000-2008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该方法较之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分解法,克服了它们的缺点,更好的消除了分解的残差项,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其抑制作用当前有增强趋势,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本文得到当前能源效率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增强,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这与以往的结果不同.为了考察各种因素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的长期规律性,本文首次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总量下降的脱钩北大核心CSCDCSSCI

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治国理念。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能源消费的脱钩,是衡量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指标,也是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2、2007、2012、2018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所载出口隐含能源,对中国入世以来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总量的弹性关系及趋势进行了研究,主要结果表明:①中国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在2012年到2018年第一次出现绝对脱钩。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路径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进程中实现的第一个绝对脱钩。出口部门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效率水平相对领先,因此早于制造业整体和消费领域实现脱钩,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的发展阶段特征。②2007—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占中国总能源消费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从最高时期2007年的31.48%下降到26.57%,下降了4.91个百分点,说明更大比例的能源消费主要在国内实现,主要依靠出口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调整;这个研究结论也可以从对外出口与能源消费的角度,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论断。③对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规模脱钩发展的原因分析表明:2002—2007年与2007—2012年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保持同向不同增长速率趋势,出口规模增长是影响隐含能源出口量的主要原因,此间随着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出口隐含能源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12—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总量出现了下降,分析结果表明“完全能耗系数”即技术效应是出口隐含能源下降并实现绝对脱钩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绿色转型发展等战略推进,脱钩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拓展实现更大经济领域的脱钩发展。     

我国煤炭消费现状与未来煤炭需求预测

在分析1991年以来我国煤炭资源消费量变化以及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变化的基础上。指出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是煤炭资源的主要消耗行业，2005年它们消耗的煤炭占我国煤炭消费总量的85％。考虑这四大行业能源消费构成的特点、煤炭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未来能源效率提高潜力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采用主要耗煤部门法预测2010、2020年我国国内煤炭需求量。考虑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及我国节能目标等相关因素，采用单位产值能耗法。能源弹性系数法预测未来我国能源需求。然后采用相关部门对除煤炭以外的其他一次能源需求的预测，间接求得我国2010、2020年煤炭需求量。比较两种预测方法的结果。最终得出我国煤炭需求量为2010年26．2亿-28．5亿t、2020年30．9亿-34．9亿t．发电用煤仍是拉动煤炭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作为我国循环经济测度的生态效率指标及其实证研究

尝试借鉴德国环境经济账户中的生态效率指标,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构建适合度量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指标。这套指标是基于GDP与建设用地、能源消耗、用水总量、原材料消耗等4个资源投入性指标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国内生产排放量等3个污染排放类指标生成的,包括土地产出率、能源产出率、用水产出率、原材料消耗产出率、二氧化硫排放产出率、废水排放产出率、国内生产排放产出率等7个指标。应用这套生态效率指标分析我国1990～2005年生态效率的发展趋势,发现1990～2005年各种自然输入要素的生态效率均呈现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仅使自然输入要素与经济产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弱脱钩。其中,用水产出率增长最快,能源产出率增长最慢;用水产出率、国内生产排放产出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增长速度高于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而二氧化硫排放产出率、废水排放产出率、原材料消耗产出率和能源消耗产出率的增长速度低于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Energy intensity trends and scenarios for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a regional case study

Due to it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hina faces the daunting challenge of sharply growing energy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It is now indispensable for the nation to alter its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to more sustainable paths in terms of energy and resource efficiency.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onsisting of Shanghai City and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 of Jiangsu—the fastest economically developing region of the country—and argue possible strategies for energy efficient industrial activities there. We first examine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energy intensity associated with industrial sectors and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se trends by applying decomposition analysis. We then argue that if “business as usual” (BAU) development patterns are continued, energy intensity level in both regions may surpass China’s policy targets in 2010, and GDP growth as well as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exceed possible pathways under current policy targets by 2020. Thus, appropriate measure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lower energy intensity and consumption. Based upon these analyse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rientation, we propose two options as alternative scenarios for improving practices in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targeting the cement and steel production sectors. These options are: (1) diffusion of highly energy efficient technologies into these industries, and (2) promotion of a circular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ymbiosis. We highlight that these options can potentially lead to energy savings and reductions in resource consumption associated with industrial activities and can serve as a regional model for more sustainable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 China.     

基于组合模型的能源消费预测研究

能源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消费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也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建立能源消费量模型,准确预测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做好未来能源消费预测分析,从而为制定合理的能源生产计划、外供能、节能计划及制定相关的政策等提供科学的依据,这对于保持中国社会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运用组合模型进行预测不仅预测结果准确性高,而且稳定性好。本文借助组合模型对能源消费所做的预测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稳步增长,未来几年仍将继续保持此增长势头及速度。组合模型集结了更多的有用信息,使得预测结果更加可靠,可以作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的能源消费量预测的有效工具,为能源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及建议。     

中国深度脱碳路径及政策分析

《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进程,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目标要求。对中国来说,如何尽快推动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不仅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更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经济、社会、能源和重要的终端能源消费行业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通过"自下而上"的模型方法考察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和领域的深度碳减排潜力,并基于详细的技术分析提出了中国中长期的深度脱碳路径。研究表明,在深度脱碳路径下,中国将顺利完成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和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此后非化石能源发展进一步加速,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达到44%左右,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耗能行业的低碳转型进一步加速,2050年碳排放回落至2005年前水平,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90%以上。为实现深度脱碳,本文从强化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相关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产业低碳发展激励政策、加强相关市场机制作用、倡导低碳生活和消费等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决策者参考。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东部地区的时空分异研究

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直接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将经济增速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同时,实现将人类福祉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采用Tapio基本模型构建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将1979-2014年的脱钩指数划分为8种脱钩类型。结果说明,绝对而稳态的脱钩是不存在的。虽然大部分年份的中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长时间尺度上,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存在"连接-脱钩-复钩-再脱钩"的动态反复过程。以中国东部地区10省份为例,研究脱钩指数变化的趋势和时间分异情况。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后该地区复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特别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需要警惕以能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重现。计算并比较脱钩指数的5年均值,研究中国东部地区脱钩的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否脱钩与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总量,保持弱脱钩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常态。     

中国各省区单位GDP/IAV能耗强度结构模型

选取2007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相关的经济指标数据,从经济发展、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等方面分析了2007年中国各省市区能耗现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较低,经济较落后的省区这两种能耗指标较高;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越大,这两种能耗指标值越大。由此建立单位GDP能耗或单位IAV能耗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三者之间的结构模型,同时基于单位GDP能耗和单位IAV能耗,分别将中国各省区分为4种类型,并构建了二维矩阵表,据此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中国建筑业能源效率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建筑业存在着高消耗、高污染和低能效等问题。提高建筑业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对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区域建筑业为研究对象,在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框架下,基于30个省份2005-2008年的面板数据,利用DEA方法对各省的建筑业能源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不同省份建筑业能源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黑龙江、上海和浙江效率最高,各年的效率值均为1,内蒙古和山东的效率最低,各年的效率值均不足0.3。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发展程度、产业组织特征、辅助产业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5个方面选取10个变量,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各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发展程度、产业集中度、市场化程度和外商投资等是导致能源效率省际差异的主要因素。本文建议,应通过提高电力等高效能源的消费比重、适度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外资引进等措施来提高建筑业能源效率。     

试论重庆市农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重庆市是我国农村面积最广、农业比重最大和农业贫困人口最多的直辖市。维护好该市的农村生态环境，解决好农业发展问题，不仅对重庆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确保三峡工程的安全运行、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分析重庆市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村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指出该市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协调发展面I临的主要问题有：尖锐的人地矛盾；巨大的移民和脱贫压力；频繁的自然灾害。提出该市农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通过发展特色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把退耕还林与扶贫开发、自然保护区建设相结合，确保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将移民搬迁与地质灾害整治、库区周边湿地的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设。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