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对比研究

作为人口高度集聚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的安全性更加具有脆弱性。根据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构建了一个4层次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度量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并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2003年)为例,对其所辖9个城市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估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处于“较安全”的城市有: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中山市和珠海市;处于“临界安全”的城市有深圳市;处于“较不安全”的城市有: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生态安全水平最低。     

珠江三角洲快速城市化对环境气象要素的影响

根据珠江三角洲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深圳5个城市气象站1973~2008年常规气象资料,利用滑动平均和Mann-Kendall非参数统计检验法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快速城市化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快速发展期、经济发展稳定期)对城市温度、风速、风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城市环境气象要素变化的差异与城市发展程度相关.城市平均温度变化率与城市化推进速度成正比,风速变化率与城市化进程成反比,主导风向出现频率随城市化下降.这些结果可归纳总结为定性的概念曲线.     

基于生态安全的快速城市化地区空间冲突测度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空间冲突是城市化过程中各种矛盾形成与激化的直接原因,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合理测度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空间冲突水平,对于优化区域发展模式、 避免区域生态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利用遥感与GIS技术分析长株潭近年来空间格局变化的基础上,量化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的空间外部压力值、 生态风险暴露值、 生态风险效应值3个因子,构建基于生态安全的空间冲突测度模型,对长株潭地区的空间冲突水平进行评估。研究表明:近年来长株潭地区的空间冲突作用强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93—2008年其冲突指数均值由0.264增长到0.323,且严重失控级别空间冲突的区域面积比例增幅最大,达1.07倍;不同空间类型的空间冲突强度不同,林地、 耕地的空间冲突水平相对较低,建设用地的空间冲突水平较高;城乡过渡地带是空间格局变化最为频繁、 空间冲突最为激烈的区域,其次是城市内部,农村地区的空间冲突强度远远低于城市。     

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工湿地景观生态功能优化研究

以太湖武进港河口人工湿地为例,在兼顾生态与景观美学的前提下,研究城乡交错区域湿地景观功能的优化设计,包括:岸边水体生态修复区,动植物景观配置,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及植物种植的后处理,构建水、植物和动物三位一体的景观;形态设计,平面形态及纵断面的形态设计应实现优化人体视觉感官效果,避免简单的圆形、矩形等过于规整的形式;附属设施建设,运用跌水、花坛、小径、木亭、花架、植物等多种元素搭配,弱化硬质线条。通过上述相关的景观优化设计,达到人工湿地生态功能与景观效果的有机统一,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以安徽沿江地区为例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促进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的基础保障。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目标首先是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通过水平方向的有机链接,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生态保障与环境支撑。以安徽省沿江地区为例,论文通过生态系统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分析,确定生态保护的重点地区主要集中在皖南山区、西部山区一带、长江干流和巢湖等地区;通过经济发展潜力分析,确定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和安庆市的市区及滨江地带是主要的经济优先开发地区。以景观格局优化理论为指导,根据沿江地区的自然生态特征,构建了由3个生态源、7个生态廊道和众多的生态斑块、生态楔组成的生态安全空间格局。     

快速城市化地区公众生态文明意识调查分析——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深圳市宝安区为例,从知晓度、认同度和践行度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公众生态文明意识调查指标体系,对辖区内公众生态文明意识进行调查评估。     

快速城市化地区自然/半自然景观空间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以北京为例

有效、合理地评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自然/半自然景观的生态风险,对于优化城市土地利用格局、降低和防范城市生态环境风险,非常必要。论文在利用遥感和GIS技术测量北京1991~2004年景观变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因素景观空间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并以此对北京地区1991~2004年快速城市扩展过程中的自然/半自然景观的空间生态风险水平进行了评估分析。具体结论为:①伴随着快速城市化过程,1991~2004年北京景观变化的主要特征为人工建筑景观持续增加以及耕地景观大量减少;同时,山区林地景观增加也比较明显。②研究区自然/半自然景观的生态风险水平总体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山区自然景观空间生态风险水平要明显低于平原区,受区域快速城市化过程影响相对较小。③研究区各种自然/半自然景观类型间生态风险水平也存在一定的不同。其中,森林景观的生态风险最低,而混合景观的生态风险最高,受区域快速城市化过程的影响最为明显。④研究区新增建设用地景观单元主要来源于耕地和混合两种景观类型,其中混合景观所占比重最高。     

珠江三角洲城镇用地扩展的城市化背景研究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的城镇用地扩展现状的基础上,论文采用城镇用地的综合扩展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强扩展型、弱扩展型和相对稳定型3种变化类型。同时,根据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城市化与城镇用地扩展耦合系数的研究,揭示了城镇用地扩展强度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进一步从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入手,分析了城镇用地扩展的特征。研究表明,1990～200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用地的扩展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空间发展格局直接相关。城镇用地的强扩展区除集中在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顶点的三角区域内和重要交通轴线两侧外,还表现出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核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强度与数量递减的规律。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快速城市化地区空间冲突测度——以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为例

空间冲突是源于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和空间功能外溢性的一种客观地理现象,是在人地关系作用过程中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对立现象。地理学视角下空间冲突的基本指向在于不同类型的地理空间在结构比例、空间组合以及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不协调。基于此,论文借鉴景观生态指数理论与方法,构建空间类型冲突指数(STC)、空间格局冲突指数(SSC) 以及空间过程冲突指数(SPC),并明确其内涵及计算方法,并选择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实证区测度与验证,实证分析结论与实际情况吻合,进一步说明了空间冲突指数构建的科学性及其地理学意义。     

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资产遥感定量评估——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生态资产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资源,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导致具备生态服务意义的生态资产发生明显改变。进行生态资产定量评估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论文以地理学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基于遥感影像时序资料,构建生态资产定量评估模型,定量分析东莞市近20 a来生态资产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东莞市自1988年以来生态资产空间分布变化明显,生态资产高低值区域转换频繁;以镇为尺度的研究表明单位面积生态资产呈下降趋势的镇数目增加明显,且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北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各镇的人均生态资产下降趋势明显,2006年到达最低值。     

快速城镇化三角洲地区高碘地下水赋存特征及驱动因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沿海城镇化地区地下水中碘来源复杂,高碘地下水对生活饮用水安全存在潜在威胁.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区,运用数理统计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探讨了珠江三角洲不同含水层和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浅层地下水中碘的赋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浅层地下水ρ(I-)介于未检出～2.34 mg·L-1,主要以I-的形式存在.研...     

珠江三角洲典型城市农业土壤及蔬菜中的多环芳烃分布

2003年5月采集佛山顺德区8个乡镇36个土壤以及29个蔬菜样品,采用气相色谱.质谱仪对其中的16种优先控制多环芳烃(PAH.)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蔬菜中PAHs的平均含量为183.0μg·kg-1,蔬菜中主要的PAHs为低分子量的菲、蒽、(屈)、芘.萘;不同种类蔬菜间PAHs含量差异很大,叶菜类较瓜果、豆荚类蔬菜中的PAHs含量高,这主要取决于蔬菜种类间不同的生长结构特征.蔬菜中PAHs含量与土壤中PAHs含量不相关,蔬菜中的PAHs含量与PAHs的辛醇/水分配系数(10gKow)大小密切相关.土壤中PAHs平均含量为233.0μg·kg-1土壤中主要的PAHs是菲、荧蒽、芘、(屈)、苯并[b]荧蒽,多数土壤中PAHs含量高于蔬菜中PAHs含量.土壤、蔬菜中分别以4环、2-3环PAHs占优势.     

珠江三角洲城市人居环境测评与分析

基于人居环境系统理论,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含四个一级子系统、九个二级子系统和三十六个基层指标的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997年、2000年和2002年三个时间断面对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征明显,人居环境建设开始进入软环境主导时代,但发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明显较差.同时人居环境的改善还面临着区域产业整合带来的严峻挑战.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珠江三角洲硝酸型地下水赋存特征及驱动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地下水硝酸盐污染日趋严重,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硝酸型地下水频繁显现的主要驱动力.本文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区,运用数理统计、主成分分析及"双因子"等方法探讨了研究区浅层硝酸型地下水的赋存环境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硝酸盐含量总体较高,全区1538组地下水样品中,硝酸盐浓度大于地下水Ⅲ类水质标准（88.6 mg·L^-1）87组,超标率为5.7%;硝酸型水284组,占样品总数的18.5%.研究区硝酸型水分布广泛,主要分布于丘陵区及其与平原区交界处.其中广州、东莞、佛山和珠海等地区受城镇化和工业化影响出现了条带状的高溶解性总固体（TDS）硝酸型水,而在周边丘陵河谷区分布低TDS硝酸型水.西江、东江平原区,受工业废水及海咸水入侵影响,地下水TDS明显升高,该区域地下水NO₃^-质量浓度超Ⅲ类水标准但未影响水化学类型,然而工业化导致该区域硫酸型水频繁显现.研究区硝酸型水赋存于酸性或弱酸性环境,通常具有TDS和总硬度含量较低,Cl^-、SO₄^2-和K⁺浓度较高等特征.硝酸型水的形成主要受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氮肥、化粪池和垃圾渗滤液泄漏等影响.通常,高TDS硝酸型水的污染负荷高于低TDS硝酸型水.硝酸型水尤其是低TDS硝酸型水的圈定有利于识别出人类活动影响更为强烈的地下水,能够尽早识别出硝酸盐含量低但已具有潜在污染风险的地下水,对地下水的污染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熵权法和 PSR 模型的佛山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选取20项评价指标,运用PSR模型构建了广东省佛山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测算佛山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结果表明：①佛山市2004年至2011年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总体上有下降的趋势,由2004年的0.5108下降到2011年的0.2452,说明佛山市土地生态安全总体呈下降趋势,由预警进入重警状态;②研究时间段内佛山市土地生态安全状况总体较差,2004年至2011年一直处于有警状态,土地生态系统正面临着资源、环境和人类的威胁和挑战。     

珠江三角洲降水化学成分的区域特征研究

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降水（降雨）化学成分的分析表明，该区可能存在二条降水物质通道，一条是从陆到海通道，从肇庆和广州分别至佛山、顺德、江门、台山、中山，至珠海出海，基本与西江和江河谷走向一致，另一条是从海到陆通道，从深圳始，到东莞和惠州，珠江口水面成为此二条通道的天然分隔屏障。地面源污染是造成该区局部降水酸度差异的调节因素，而造成全区降水酸化的根本原因是存在于平流层的区域性酸化大气层。南海海洋对降水     

近10 a来珠江三角洲地区氮收支演变及区域差异分析

采用2000、2005 和2010 年三个不同时期的工业、农业、环保、自然条件和人口等相关数据,通过大量数理统计分析对近10 a 来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地区的氮收支演变与区域差异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在过去三个不同时期,珠三角地区氮的年输入、输出量有升有降,但是氮盈余总量却呈现出较显著的增加趋势,单位面积氮盈余量也从2000 年的43.43 kg/（hm²·a）增加到2010 年的51.92 kg/（hm²·a）。整个珠三角地区的负荷氮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偏高,但尚低于同样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平均水平。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和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对珠三角地区氮收支变化具有较大影响,且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内部区域差异,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等城市均面临较为严峻的氮污染潜势。     

快速城市化区域表层土壤中杀虫剂的空间分布及风险评估

为探讨快速城市化区域杀虫剂的分布特征,19种被忽视的杀虫剂,即苯基吡唑类(氟虫腈)、氯丹、硫丹、九氯、六氯苯、七氯、狄氏剂、艾氏剂、异狄氏剂、甲氧滴滴涕及其代谢产物被用来分析在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及其周边区域229个土壤样品中的浓度水平和空间分布.结果表明,高浓度的杀虫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中心地区,而低浓度的杀虫剂则分布在珠三角周边区域,这个分布模式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密度的分布相似,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杀虫剂的分布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土地使用类型的转变也可能会导致原城镇农耕地变成现城市居民区,从而使得禁用农药在珠三角中心区域浓度高.来源分析表明在珠三角及其周边区域土壤存在工业氯丹的新输入源.氟虫腈由于半衰期比较短,在很大部分的土壤样品中转化成了氟虫腈砜和氟虫腈硫醚.对土壤中19种杀虫剂进行人体风险评估发现,6个在高人口密度区域收集的样品对人体有潜在的致癌或非致癌风险.因此这些被忽视的杀虫剂在将来环境研究中需要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