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与中国区域能源效率

在内生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内RD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RD溢出和地区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运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外RD溢出分为两个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RD溢出。并将29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RD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FDI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对西部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FDI企业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分析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背景及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4—2015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低碳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16个省份197个地级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绊脚石,中国在实施低碳试点政策的过程中会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②由于城市等级存在差异,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有所不同,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也会显著上升,但当城市等级上升到省会城市时,这种促进作用会有所下降;③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会显著促进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但会抑制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为此,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范围,积极利用现有的政策工具,如申报低碳试点城市,进而找到环境保护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平衡点。同时,中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切忌走入盲目实施的误区,针对不同城市的发展情况和地理位置情况,应分阶段实施低碳试点政策,同时要避免对所有地区设立同样的标准,针对不同的地区应给予不同的优惠,设立不同的碳强度下降目标,最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江苏省沿江市(县)利用外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江苏省沿江36个市 (县)90年代以来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标准差与变差系数的分析,揭示出这一区域在实际利用外资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各市（县）的差距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并由区域空间增长的差异,得出苏州市、无锡市地区和南京市两大投资核心的形成和分散的趋势。同时,主要借助于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表明,此区域实际利用外资额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特性主要归结于各市（县）的投资环境的地域差异,特别是各市（县）的一般性的经济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而这正成为了江苏省沿江市（县）改善投资环境的重点。     

要素市场扭曲与双向FDI的碳排放规模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数据,首先从规模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视角阐述了双向FDI影响地区碳排放的作用机制,进而利用KAYA恒等式对碳排放进行分解,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全样本和分样本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与双向FDI影响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果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促进地区碳排放增加,且要素市场扭曲和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而加剧这一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分样本情况下依旧成立。(2)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抑制地区碳排放,且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促进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外商直接投资也会通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强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但在分样本情况下这一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抑制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会促进低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3)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加剧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要素市场扭曲,这一结论在分样本情况下仍然成立。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注重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市场净化效应,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促进母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抑制碳排放。(2)制定以获取绿色环保技术为目的的引资政策,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进而抑制碳排放。(3)积极引导双向FDI的合理布局,促进双向FDI互动协调发展,重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合理调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形成各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效应,最终抑制碳排放。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臭氧污染的影响效应

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中国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也是实现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为进一步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该研究选择近地面臭氧浓度为研究对象,利用2014—2019年中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实证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城市近地面臭氧污染的影响,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并运用事件研究法、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控制其他环境政策和使用季度数据进一步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在样本期内,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可以显著降低近地面臭氧污染。不同地理区域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近地面臭氧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的样本中,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并不会直接造成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不利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臭氧污染的治理,会间接造成“污染天堂”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有利于促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臭氧污染的治理,间接带来“污染光环”效应。(3)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的样本中,虽然金融发展水平本身对臭氧污染没有显著影...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根据1999-2010年相关数据,利用变异系数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四大地区碳排放绝对差距呈逐年上升趋势,无论是碳排放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表现为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少;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绝对差距逐年上升,且东部最大、东北次之、中部第三、西部最少;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差距的大小依次为西、东、东北和中部;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为负;人均总产值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负;地区开放程度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正;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不同能源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煤和石油两种能源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负,对天然气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正,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目前房地产开发特点及态势

特点一:开发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731亿元,比1991年增长117％,占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9.64％。其中增长较快的为海南省增长216％、广东省211％、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山东、河南、广西等地也超过或接近100％。特点二:开发集中。房地产投资热集中在沿海地区,其次是东北三省。海南、广东、     

中国—新西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

运用G-L指数和GHM方法测度了1992-2012年间中国-新西兰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从农产品整体和分类两个层面进行测算,数据显示两国农产品贸易是基于两国资源禀赋的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并且呈现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特征。从两国的市场规模、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三个方面,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差距与外商直接投资对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有正向影响,而两国经济规模却有负向作用。     

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选取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描述的角度探讨贸易、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对中国的ECK没有直接影响。但考虑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它在引进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和环境管理思想方法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将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日益引起各方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的影响如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何种技术渠道对中国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都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利用中国1999 - 2008年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反映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渠道的效应的指标,并对35个工业行业按照排放强度进行分类,本文实证检验了FDI的技术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全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高排放行业碳排放无显著影响,但对低排放行业碳的排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晌.最后,本文建议我国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以充分发挥FDI对工业行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作用.     

1990年以来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动态演化研究

江苏省自1990年以来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变.采用1990-2006年江苏省各县、市(市辖区)FDI数据,首先计算、分析了各区域单元FDI总量的变化与特征,描述了区域FDI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理论,定量表示出江苏省自1990年以来FDI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及趋势.结果表明:江苏省FDI增量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北与苏南FDI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单元实际利用外资的过程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自1999年以来空间自相关性有所增强;FDI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模式,并且集聚态势越来越显著;以苏州市辖区、无锡市辖区为核心的苏南地方,成为江苏省FDI发展的核心区域,而苏北与苏中大部分区域,则沦为FDI发展的外围地带.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却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就这个问题,目前研究都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得到结论认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了验证该理论模型,本文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运用实证方法分别从积累效应、收益效应和制度效应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应重视发挥FDI在推动我国人力资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把人力资本战略纳入FDI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采取有效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FDI对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的贡献度。     

三峡工程拉动湖北经济发展分析

三峡工程建设的巨额投资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市场需求,犹如核极的巨大能量,成圈层状由三峡地区扩展至宜昌、恩施等鄂西地区,辐射到武汉、荆州、荆门、襄樊、黄石、鄂州等鄂中、鄂北、鄂东地区,拉动了湖北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湖北省内四大市场的发育和壮大,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2002年,包括秭归、兴山、巴东、夷陵四县区的湖北三峡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4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1992年增长7.36倍,年均增长19.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7.31亿元,增长10.42倍,年均增长26.4%;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37.41亿元,增长4.67倍,年均增长16.7%;工业总产值达到102.93亿元,增长6.31倍,年均增长20.2%;农业总产值达到34.48亿元,增长1.45倍,年均增长3.8%;财政收入6.47亿元,增长3.61倍,年均增长13.7%;农民人均纯收入1 965元,增长3.64倍,年均增长13.8%。三峡工程坝区、库区所在地的宜昌市、恩施州,在枢纽工程建设和移民工程投资拉动下,经济发展迅速。2002年,宜昌市、恩施州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1992年增长5.87倍、4.14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89倍、8.14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78倍、4.6倍;财政收入增长2.26倍、1.5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3.51倍、3.05倍。湖北企业积极参加三峡工程竞标与建设,对湖北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经统计测算, 湖北省企业承接三峡工程项目年均合同金额为35.85亿元,最高年份的1997年达到86.57亿元,最低年份的1993年为21.4亿元;对湖北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增加值增长的影响最高年份达18.07%,最低年份为6.22%,10年平均值为8.59%。     

中国FDI区位选择的时空格局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以全球经济首要“推动者与塑造者”的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催化剂。引入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自回归模型,用面板数据研究了1995～2009年中国FDI时空集聚特征及其动因。结果表明：各省份实际利用FDI的过程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相关性日渐增强。从总量上来看,仍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但是从增速来看,呈现向沿江的重庆、四川等投资条件相对较好的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的趋势。从局部上看,呈现由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省份向周边相邻省份扩散的趋势。空间滞后回归模型也进一步印证了空间依赖性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     

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

厘清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有助于理解中国环境压力形成的原因,而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区域合作,空间溢出效应更不容忽视。通过将反映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非对称性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产业集聚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研究发现:(1)中国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环境污染会加剧本省的环境污染;(2)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减排,却对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反而导致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时,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产业集聚,会增加0.428%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381%的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0.24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上结论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说明结论真实可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且随着社会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使得在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同时,环境变化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使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考察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程估计.实证结果为三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各地区的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估计结果则存在人口,资本投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环保投资等方面的差异.表明:①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双向作用: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差异成因分析——对长三角16市的考察

长三角地区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运用一个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对长三角16市之间经济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离上海的距离表示的区位因素、政府支出、人均储蓄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对长三角16市经济增长及其差异形成没有显著的影响;长三角16市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而收敛的条件就是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而这些因素也是较落后市缩小与发达市之间差异的条件。这些结果也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市目前仍处于靠投资和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而消费品市场状况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