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资源环境绩效研究

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是我国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核心和关键.利用资源环境绩效指数(REPI)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环境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仍然为我国资源环境绩效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综合绩效指数由2000年的212.8逐步下降为2006年的148.1,资源综合绩效虽有提高,但仍然处于全国(西藏除外)第27位.建设用地占用强度明显下降,COD排放强度逐步下降,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有所增加,用水强度降幅明显,能源消耗总量显著提高,用水总量略有上升.建设用地总量先降后升.SO2总体绩效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SO2排放绩效指数呈现"S"型曲线.COD排放绩效指数下降不够明显,基本保持88.44的均值水平.绩效高于2000-2006年西部平均水平和2000-2003年中部平均水平,但远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提高新疆资源环境综合绩效任重而道远.资源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而且成为影响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新疆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能超越现有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区情,但是通过加大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力度以及采用综合配套措施完全有可能缩短目前能源、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阶段,提升新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南京地区农业资源的综合评价研究

客观、准确地评价地区农业资源,对于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将地区农业资源分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能够较好地反映系统结构特征、不同样点差异及满足易于收集、便于数量表示和定量处理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选择了若干评价指标。利用综合指数法、区位商法等评价方法,对南京地区的主要农业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与社会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资源优势度分析法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南部小区的农业资源具有整体优势,南部和中部的资源利用较为合理,北部小区则具有较为丰富的后备资源。最后,根据各地资源要素的不同组合,简要给出了较适宜的开发途径,为该地农业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依据。     

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资源消耗特征及响应分析

选取能源消费总量、总用水量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作为江西省资源消耗的指示性指标，在对其城市化进程中资源消耗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城市化作用的资源消耗响应情景进行了模拟。研究显示：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江西省资源消耗特征表现并不一致。其人均能源消耗、人均建成区面积扩张有着与全国类似的逐步增长的态势，但其人均值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而人均用水量则与全国一样呈现下降趋势，但江西省人均用水量一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江西省城市化水平变化是人均能源消费增长和人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人均建成区面积扩张也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城市化水平变化与人均用水量下降互不为格兰杰因果原因。进一步的脉冲响应函数模拟表明：在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能源消费具有正的冲击效果；而人均建成区面积扩张对城市化具有先正后负的响应情景。     

贸易结构与中国农业资源约束——一个理论假设的经验研究

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垂直出口流动是一个关键的结构性机制,有利于发达国家通过分层的贸易结构过度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并将环境成本外部化,引起后者资源消费约束和生态环境退化。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农业部门初级资源及产品的加权垂直出口流量指数,采用人均CGTF生态足迹衡量农业资源消费的指标,就分层贸易结构等因素对中国1962-2011年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层贸易结构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农业初级资源及产品的消费,中国在分层的贸易结构中着实成为了发达国家基于消费的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受体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会促进人均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提高;出口依赖不利于国内人口的农业资源消费;城市化和服务业比重变量均会降低人均CGTF生态足迹。     

中国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比较

从消费视角开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两者相互关系。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文章借助单位人的概念、构建的消费模型以及系统聚类分析法研究200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强度可分为四类地区，多数处于单位人水平。北京和上海人口消费水平最高，人均资源环境影响强度相当于甘肃为单位人的2倍；浙江和广东人均影响强度介予1．5－2．0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次影响区；江苏、重庆、福建和天津人均影响强度介予1．0－1，5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第三层次影响区；其余23个省区人均影响强度大体在1.0个单位人左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资源环境影响强度较大的省区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总量大致分为四类地区，差异明显。广东人口众多且消费水平高，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占全国的10．627％；河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苏、浙江及山东，人口消费水平均高于1个单位人，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为5．74％；内蒙古、吉林、甘肃等17个省区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占2．676％；天津、新疆、青海、宁夏、海南及西藏，人口总量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小，平均仅为0．616％。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较大的省区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广大的西部省区仍是资源环境消费或终端压力的弱影响地区。     

南京地区农业资源的综合评价系统

客观,准确地评价地区农业资源,对于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将地区农业资源分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能够较好地反映系统结构特征,不同样点差异及满足易于收集,便于数量表示和定量处理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选择了若干评价指标。利用综合指数法,区位商法等评价方法,对南京地区的主要２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资源优势度分析法进行了综合评价。     

耕地资源流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正确协调“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处理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选择深圳、东莞、上海、无锡、武汉五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搜集上述城市近20年来耕地资源流失量及人均GDP统计数据。分析耕地面积减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流失量最初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越过某一个阈值后。就开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降低。虽然这样的演化规律受政策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有所波动。出现阶段性变化。但基本上仍吻合库兹涅茨曲线的一般特征；耕地资源流失量下降的阈值受城市经济、消费水平的影响，有所差异，上述五城市的阈值在5192元至17751元之间；相应地，二、三产业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相应所占的份额基本在86％～97％之间变动。     

循环农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产业支持

近年来，各地推动发展循环农业，本着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积极探索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洁净化、产业链条生态化的农业发展之路，循环农业发展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亮点。当前，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瓶颈问题。有资料显示：我国灌溉水的利用率仅为45％左右；我国每年产生的6亿t作物秸秆、     

湖南省农业资源利用综合评价研究

农业资源评价是农业资源区划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湖南农业资源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以往的农业资源评价思路、评价方法与手段、评价指标体系等也与新时期农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宜,农村与农业经济政策的调整更为新时期的农业资源评价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目标与要求,很有必要以新的视角和理念、先进的方法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在查清农业资源家底的情况下,重新对湖南农业资源利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从评价指导思想、评价原则等方面构建了湖南农业资源评价的基本思路,利用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模型和资源丰度指数模型等评价模型从资源可持续利用、资源丰度等两个角度对湖南农业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与湖南农业资源实际相吻合的评价结论,并根据农业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子,从正确处理耕地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建立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实行农业资源开发和保护并举、强化农业资源利用的科技支撑、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大力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提出了实现湖南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     

湖北省农地资源及其利用评价研究

农业发展问题是一个影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农以土为本，农地资源及其利用状况对于区域发展影响重大。文章以湖北省为例，从农地资源的自然属性、人口技术属性和经济属性等方面对瑚北省农地资源时综合质量进行评价。得出湖北省农地资源质量居中的基本结论；以农地利用分区为基础。对湖北省各分区农地资源的组合状况和综合质量进行了评价排名；最后又对湘北省农地资源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并根据各评价结论提出了湖北省合理利用农地资源。发展农业经济的基本策略。     

发展资源再生产业是中国资源战略的一场革命

中国已经成为资源消耗大国，实施再生型资源战略，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的必然选择。资源再生产业与“循环经济”取代“线性经济”、经济全球化形成“国际大分工”和“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趋势同步，是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资源再生产业是一座“富矿”，没有“资源再生”就没有中国的“环境保护”。中国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为什么步履艰难？它和进口渠道不畅。国民对资源短缺认识不足、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来自国内外“利益集团”的阻力，以及政策不刭位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提出中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对策和建议：①在经济相对滞后、交通便利的地区建立“资源再生加工区”；②建立畅通的全球物质回收“绿色通道”；③建立“国际再生资源交易市场”；④成立“国际资源再生促进会”；⑤改变“线性经济”背景下的传统观念。     

论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法律制度的再协调

2014年11月,国家财政部发文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费率降为零,在实质上"取消"了这一费种。从财政部的本意来说,此举是为了清费利税、减轻矿产开发企业负担。但从性质来说,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让渡所有权的对价,其费率降为零将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且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是由《矿产资源法》所规定的,财政部变相取消全国人大立法确定的费种,这一行为缺乏法理基础,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资源税费的定位混乱是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笔者通过法理分析和历史沿革考察发现,长期以来,由于立法者没有意识到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价值内涵,错误的将其划归行政事业性收费序列,导致其在整个资源税费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进而使得长期以来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偏低,无法充分体现国家利益。而资源税的定位混乱也是其在实际运行中偏离了其级差调节和生态补偿的既定轨道,这具体体现在资源税的计征方式与税收收入使用的不合理上。在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被降为零后,资源税的税收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无法发挥矿产资源补偿费专款专用的效果,这一举动势必对生态治理造成不利影响。资源税改革刚刚拉开大幕,笔者建议在未来的资源税改革法律路径上应当构筑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法律规范确定二者的应有地位,同时改革二者的计征方式,将回采率系数纳入资源税征收的考量因素中,并将资源税收入作为省内财政收入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矿产开采地的生态治理。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矿产资源补偿费为核心的资源税费体系,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     

国家资源安全战略视角下金属资源税改革的影响

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河北省矿产资源行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分析

矿产资源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一方面其产出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其投入关乎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利用，是解决当前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的关键环节。正是以矿产资源的最优利用为出发点，在国内矿产资源形势严峻和环渤海经济区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矿产资源的背景下，选取河北省12个与矿产资源直接相关的行业，运用生产前沿面理论的非参数方法，定量计算并研究这12个行业从1997-2005年生产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值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并通过宏观政策分析和生产资源配置效率结构分解分析，找出影响河北省矿产资源行业综合效率变化的因素，进而提出提高河北省矿产资源行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率的措施。     

幸福的资源效率指数

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New Economy Foundation)与另一个名为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的组织,首次发布了"幸福星球指数"(HPI-Happy Planet Index).HPI对全球178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了排名.这个指数发布后,在世界(包括我国)有较大影响,但国内的一些介绍不够准确、全面,有些是误解了这个指数,从而推出一些错误的结论.本文试图全面系统地介绍HPI的计算公式、构成变量、数据来源、处理方法、理论内涵及其政策指向.HPI以人类幸福作为最终目的,资源消耗作为基本投入,从而确定发展的目标是在公平和合理的资源消耗的限制下获得高水平的幸福.幸福星球指数肯定了对地球资源低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肯定了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利用资源"的国家或地区,倡导节能和循环经济,不断修正和推广这个指标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学报）2006年第15卷总目录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21世纪初华中地区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谢辉,张雷,姜巍,程晓凌(1:1)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对金沙江上游梯级开发的发电影响…………梁武湖,马光文,王黎,刘建明(1:6)长江流域的节水形势及发展方向…………………………………………………………桑连海,陈进(1:10)BP神经网络在城市建成区面积预测中的应用———以江苏省为例……………赵姚阳,濮励杰,胡晓添(1:14)基于PCA变换和神经元网络分类方法的中国森林制图研究………………刘爱霞,刘正军,王静(1:19)公共资源与最优产权选择………………     

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探讨

水是生命之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是水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的重要基础与支撑条件.本文指出水资源价值实现和增值的关键是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前提条件是水资源生态资产,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约束条件是生态水权,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支持条件是生态资本技术,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保障条件是生态资本市场;并从水资源生态资产评估、水资源生态产权制度建设、水资源生态资本技术内生化创新及水资源生态资本市场培育等方面探讨了水资源生态资本化运营的可行性.     

我国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分析

发展与资源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依赖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关系并不像目前流行的知识经济所设想的那样，可以通过开发技术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可持续发展不是不消耗资源。不是使发展完全摆脱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依赖，而是要将发展保持在资源环境可承载能力的限度以内。又不能使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总体分析我国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表明：①生态空间严重不足，全国大范围出现生态赤字，但把不可再生资源计算在内的生态承载力还有巨大空间；②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人口数量规模在水资源人口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但一些地区表现出水资源人口严重超载：③我国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略有剩余，保持长期稳定的温饱具有自然资源保障基础：④我国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石油矿产长期短缺已成定局。石油能源承载能力明显不足；⑤总体上我国人口和经济发展还没有超出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限度，但部分地区和部分自然资源严重超载。因此。对于目前我国资源环境的总体状况，我们既不能过分乐观也不能过分悲观的估计。总体上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还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所能承载的限度。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gridlock

Few other policy zones are as complex as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If the more pessimistic projections of climate change doom are correct,then the failure to address the issue is likely to be catastrophic and irreversible.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has predicted the potential extinction of many species a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small-island and other vulnerable countries will be threatened if business-as-usu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ntinue.Climate change is a transboundary problem and requires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s and serious and sustained responses from major emitters.However,the growing demand and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continued energy security and cornucopian economic growth have undermined the outcomes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It is argued her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jor emitters’positions at United Nations’climate talks,their possessions,dependence and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and the continued undermining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for unsustainable growth.This paper assesses the resource politics of the US,China,India,Canada,Russia,and Saudi Arabia and their positions at climate talks to show the link between lack of climate change policy progress and the positions of these main players.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gridlock

Few other policy zones are as complex as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If the more pessimistic projections of climate change doom are correct, then the failure to address the issue is likely to be catastrophic and irreversible.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has predicted the potential extinction of many species a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small-island and other vulnerable countries will be threatened if business-as-usu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ntinue. Climate change is a transboundary problem and requires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s and serious and sustained responses from major emitters. However, the growing demand and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continued energy security and cornucopian economic growth have undermined the outcomes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It is argued her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jor emitters’ positions at United Nations’ climate talks, their possessions, dependence and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ontinued undermining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for unsustainable growth.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resource politics of the US, China, India, Canada, Russia, and Saudi Arabia and their positions at climate talks to show the link between lack of climate change policy progress and the positions of these main pla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