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浙江省各级政府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矛盾日益显现，尝试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地区和群众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入，实施异地发展等有效举措，开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益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作者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即：统一认识，努力创造区域共同发展协调并进的局面；积极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框架；突出重点，统筹运用政府财政资金；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广开渠道，多元化筹集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建立保障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主体功能区建设与财政生态补偿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划是中国国土空间区划与规划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实行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实现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传统的生态补偿理论来探讨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生态补偿模式,要充分发挥市场补偿机制的功能,同步落实主体功能区财政、产业、土地、人口管理、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政策,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     

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设计

饮用水源保护区承担水源和生态保护的环境责任,自身的经济发展往往会受到一定限制。由于水资源作为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特征,饮用水源保护区难以得到正常的经济大发展带来的收益。建立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良性机制,是化解区域发展不协调、水资源保护不力、良好的生态产品难以获取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促进实现水源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有重要意义。     

国外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发达国家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经验及启示

发达国家的生态补偿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类型。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包括环境与资源税收、生态基金以及生态受益人所缴纳的费用,补偿的方式通常采用财政转移支付,补偿的用途涵盖保护森林、草原、生物多样性、湖泊、河流、湿地、沙漠化防治、耕地等;市场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则包括占补平衡、绿色产品、绿色偿付、碳排放交易等。发达国家生态补偿的成功经验首先在于政府与市场并重,其次在于重视资金的用途监管与绩效评估,最后在于法律制度的健全。     

苏州市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回顾

苏州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一年多来,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出台配套措施,积极实施各项措施,明确重点,突破难点,生态补偿初显成效。     

国家环保总局将在四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

为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环保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在四个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以达到建立重点领域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探索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法模式、推动相关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有序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在研究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本研究从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演变特点入手,梳理了生态保护补偿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系,提出新时期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路径。研究认为,生态保护补偿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保护补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生态保护补偿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反映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推动生态产品供需不断趋于均衡的过程。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综合运用,不断延展生态保护补偿的目标和范围,建立健全经济社会生态目标集成的综合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政府与市场各有侧重地支持生态保护补偿各领域和全过程,推进生态产品价值的普遍实现和充分转化。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研究

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历程的基础上,根据《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要求,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模式等方面提出构建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框架,认为现阶段海洋生态保护补偿主体以政府为主,应该针对补偿客体建立基于海水质量目标和滨海湿地碳汇目标的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补偿标准按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进行核算,通过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模式和以中央财政引导湾区协同治理的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实现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并提出了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实施的对策建议。     

东江源生态补偿的典型意义

6月10日,东江源区域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仪式在江西安远召开。据了解,《东江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也将随之施行。根据《方案》内容,东江源区域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资金来源为中央、省,市、县级政府财政每年一定数额的生态环境补偿资金;另外,由国家协调建立一种流域上下游区际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这一机制提出．广东省每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中安排1．5亿元资金,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由此,生态补偿话题再次成为社会谈论热点。专家指出,从法制社会的角度讲,生态补偿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制度,而从这一角度而言,目前我国尚无作为。     

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三江源区生态补偿资金估算

为了量化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最低标准,以三江源区为例,将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从实际需求角度分析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范围与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政策和调研资料,采用费用分析法对生态保护成本进行动态核算,以2010年为基准年,确定与量化2011—2030年三江源区16县1乡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① 2011—2030年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为4 095.4×108元,其中,2010年为177.7×108元,2011—2020年为2 069.5×108元,2021—2030年为2 025.9×108元.② 按补偿资金的不同投入类别,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728.6×108元,居民生产生活改善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250.4×108元,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116.4×108元.③ 2011—2030年,三江源区土地生态保护投入由12元/（hm2·a）增至180元/（hm2·a）,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的投入由4 500元/人增至8 000元/人.生态补偿资金的差异主要源于草地退化严重程度、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程度等方面,这将有助于缓解三江源区“人-草-畜”这一核心矛盾,同时有助于推进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流域生态补偿与黄河流域保护

黄河,被誉为中国的母亲河,蜿蜒流长几千千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然而,现今的黄河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由于人类乱砍滥伐,导致黄河源头地区水土流失严重。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黄河源头将被掩埋在风沙之中。生态补偿作为应对这一危机的措施之一,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黄河流域的生态补偿主要关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涉及对黄河流域森林、草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步骤:从部门要素补偿到区域综合补偿

法制保障是建立长效机制的标志,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固定下来的制度和政策规范上.具备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目标、经济补偿手段、补偿利益相关方这3个要素的法律或文件规定均町列入生态补偿法制保障内容.     

草原生态补偿:减畜和补偿的对等关系

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是通过补助和奖励的政策手段达到减畜和草畜平衡的政策目标,最终使牧民收入不减少的条件下草原退化得到减缓。论文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一个分析草原生态补偿减畜和补偿对等关系的框架,然后以内蒙古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为例,对草原生态补偿减畜和补偿的对等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因为超载情况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牧户差异性,实际的超载率较统计的超载率被低估了。补偿在区域总量上是不足够的,维持区域总量补偿足够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应为28.5元/hm2。减畜和补偿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关系,47.9%的资金给了那些不需要减畜的牧户,减畜比例0%;5.5%的资金给了那些需要减畜也愿意减畜的牧户,减畜比例1.2%;46.6%的资金给了那些需要减畜但只愿意部分减畜的牧户,减畜比例98.8%。预期能够实现的减畜比例仅为8.3%,由于牧户超载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预期能够实现的减畜比例对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和每羊单位损失均不敏感。为了达到草原生态保护的目的,保障减畜的有效达成,应该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的政策设计中。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的政策设计"的真正含义是"将草畜平衡奖励向中小牧户做出适当倾斜"。"超越"草畜平衡奖励,减少中小牧户的数量,扩大牧户的草场经营规模,促进牧区牧户的适度规模经营才是实现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     

流域生态补偿应由政府主导

建立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关键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实现功能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和额外环境保护成本的补偿。其中,机会成本的补偿主要由中央一般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偿,而额外成本的补偿主要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偿,市场机制的补偿仅是辅助性的补偿。     

创新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甘肃模式

为了建立生态保护、建设和补偿综合实验区,甘肃在创新生态补偿机制时,要确立＂环境保护靠补偿,污染治理给补助,经济发展予扶持＂的基本思路,加强生态补偿制度顶层设计,从单一要素补偿、分类补偿向综合性补偿发展。     

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通过对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绩效,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不容乐观,农户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状况仅有小幅度的改善,消除经济激励之后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为中介,构建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影响;对生态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影响.社会网络、普遍信任、机构信任、互助倾向和惩罚程度对于经济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5、-0.05、-0.01、-0.06和-0.03;对于社会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1、0.10、0.03、0.12和0.06;对于生态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36、0.33、0.09、0.38和0.19.在社会资本5项维度中互助倾向反映度最高,机构信任最低,因子载荷分别为0.77和0.19.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     

全国政协把脉三江源生态保护——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试验区有待建立

虽然不同地区和领域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措施有所区别,但其主要内容一般都要包括明确生态保护对象与目标、落实生态保护任务、实施生态环境治理、强化生态环境监管、完善法规制度体系等五个方面。《环境经济》第八期封面系列文章“生态补偿浙江的前行模式调查”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以“中华水塔”不断流、生态移民“移得出、稳得住、富得起来”为主要目标的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也不会例外。     

密云库区生态补偿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密云库区是北京市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市重要的水源保护地。然而目前库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完善,生态保护形势不容乐观,经济落后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为了推动库区生态保护和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需要完善库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推动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同时还需对库区的功能重新定位,优化库区的产业结构,加快北京市城乡一体化建设。     

北京水源地保护亟须强化生态补偿机制

由于流域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和水资源的准公共物品特性,上游保护、下游受益的现象普遍存在,对流域水源地环境保护的努力和发展受到限制的损失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成为流域保护和管理的重要举措。为了保证北京市的清洁饮用水源,北京市和中央政府实施了《21世纪初期(2001—     

黑龙江:自然保护区架起生态安全防线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部寒温带、温带地区,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耕地和林地面积均居全国第一位.新中国成立60年来,黑龙江因资源而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生态、资源、环境等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度因资源过量消耗而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