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的数据

以黑龙江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定量评价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函数及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黑龙江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度在1995—2011年均呈现出阶段上升的特征,耦合协调类型从极度失调状态逐步跃升到优质协调状态,增长方式由旅游经济滞后型转变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型,表明黑龙江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耦合互动关系密切。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西北干旱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态势分析——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

根据2000—2014年甘肃省民勤县人口、农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该县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民勤县的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度C为0.372—0.696,经历了颉颃耦合和磨合耦合两个阶段,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D为0.325—0.639,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到协调发展的良性转化,虽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改善,但耦合协调程度较低。根据这一发展态势,结合民勤县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三方面因素,构建两淮地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两淮地区2007—2017年的28个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两淮地区2007—2017年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明显的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极度失调衰退型与严重失调衰退型。针对两淮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现状,结合其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西北干旱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态势分析——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CSSCI

根据2000—2014年甘肃省民勤县人口、农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该县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民勤县的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度C为0.372—0.696,经历了颉颃耦合和磨合耦合两个阶段,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D为0.325—0.639,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到协调发展的良性转化,虽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改善,但耦合协调程度较低。根据这一发展态势,结合民勤县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内蒙古2008—2017年经济生态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内蒙古经济与生态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分析。总体而言,2008—2017年,内蒙古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2012年以前发展水平较低,2012年以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2008—2011年,耦合协调等级处于失调衰退类,2012年开始,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提高较快,进入了勉强耦合协调发展阶段;2016年开始,耦合协调度达到0.7以上,进入良好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在构建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运用SPSS17.0等软件对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结果表明,2000-2012年系统耦合度由0.7590上升到0.9657,耦合协调度由0.3743上升到0.8771,且系统发展经历了中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损益型—勉强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中度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的动态演化,可见系统相互影响带动作用增强,但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在增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系统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     

区域旅游经济与交通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

借鉴物理学上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对2000—2015年我国西南地区交通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及其时空分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地区交通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值呈逐年增长态势,耦合互动效应显著,但耦合协调等级还处于较低水平,到2015年只达到初步协调;空间分异总体上呈减小趋势,说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和发展环境的稳定,区域旅游经济整体的适应和发展,促使差距不断减小。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西南地区应建立与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并积极参与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

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实现区域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回归分析方法,评价2007—2017年我国黄河流域9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7—2017年,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评价值均呈增长趋势,旅游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生态环境。②2007—2017年,黄河流域各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③政府控制力、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人口规模和人民生活水平4个因素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研发投入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中国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

旅游信息产业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依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及阶段划分标准,将中国旅游与信息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失调衰退、过渡、协调上升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者综合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变特征,探索了影响信息产业驱动下的旅游产业响应机制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存在着显著的耦合互动关系;(2)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2009年后信息产业优先类型居多;(3)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从2013年实现了从失调阶段向协调阶段的转变;(4)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信息产业规模、旅游收入、信息产业技术基础、旅游产业知识支撑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5年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关系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甘南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处于较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发展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总体发展趋势较好。今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单个系统内部的均衡发展,以推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CSSCI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5年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关系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甘南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处于较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发展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总体发展趋势较好。今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单个系统内部的均衡发展,以推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

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模型,分析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①富川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②二者的耦合度呈现波动上升,总体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但耦合值有待提升,系统相关性良好,耦合作用初见成效。③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序列上呈梯度发展,在发展阶段实现了从"失调"向"协调"的转变,协调作用由弱到强,呈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整体协调度有待提高。     

淮河经济带安徽段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分析

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整体为研究对象,利用安徽段整体包括蚌埠、淮南、阜阳等8座城市2013—2017年相关数据,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通过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模型,对其发展状况和耦合协调性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结果表明:2013—2017年,淮河经济带安徽段整体耦合度为0.49～0.50,始终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阶段转化为初级协调阶段,一直呈增长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红旗村为例

以吉林省延边州红旗村为案例研究地,构建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依据2014—2018年的指标数据计算了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红旗村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存在耦合关系,处于中等强度耦合阶段;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连年上升趋势,但后者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前者;红旗村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低度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3个阶段,并向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演化。     

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2006—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基础,运用耦合模型构建了长山群岛旅游产业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深刻剖析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系统存在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通过系统内部的演化机制,系统内部要素互相作用,实现协同发展;2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提升明显,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由0.169上升到0.789,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由0.239上升到0.808,城镇化综合评价水平高于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水平,城镇化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3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步入协调阶段,最大值仅为0.633,协调度较低。     

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态环境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并判断其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2017年,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系统得分总体低于生态环境系统得分;19个地市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普遍在0.56以上,良好协调类型占总数的68%。从空间分布来看,经济较发达的上、下游区域为高度耦合;同时其协调度也高于经济较落后区域。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青海省旅游—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评价模型,对青海省旅游—经济—环境系统(TEE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发现,2000—2014年青海省TEE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总体上表现为持续上升趋势,但耦合度处在磨合阶段,协调度也仅达到初级协调水平。旅游业与经济系统之间呈高度正相关,但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在2008年后高于环境阈值,环境成为青海省TEE系统协调发展的短板。今后,青海省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着力进行产业升级与转型,以促进青藏高原地区TEE系统的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量化分析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互动特征,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1995—2014年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耦合度的时序来看,1995年以来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从耦合协调程度的时序看,甘肃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程度不断改善,发展良好。说明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已逐渐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以发挥,应不断推动两者向耦合协调方向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机理,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11—2020年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呈现出大湾区东岸>大湾区北岸>大湾区西岸的空间分异特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类型2011—2015年以体育产业滞后为主,2016—2020年以旅游产业滞后为主;体育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但总体耦合协调度等级不高,基本上处于中轻度失调阶段和过渡阶段;城市群内部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以香港、广州、深圳、澳门为核心,由内到外圈层逐渐递减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上述研究,从区域政策协同、空间布局协同、产业分工协同、交流平台协同等方面提出系列建议,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和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