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分析

根据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涵义,构建出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等相关数理模型对2000—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进行时空耦合分析。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均呈现南高北低、地级市区高于县域的空间分布特征。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7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2008—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则快于经济发展;在2014年江苏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大致呈现南高北低、地级市区高于县域的地域分异特征。     

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应的测度指标,基于面板分析及空间分析方法,对2014年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空间上看,云南省城镇化水平不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非均衡性较显著,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特征;(2)从城镇化指数对比来看,除省会昆明外,其他市州都属于人口滞后型城镇化,以丽江、迪庆、德宏地区最为明显;(3)从各市州耦合协调度来看,除昆明为高度耦合时期外,其他大部分为一般耦合时期,少部分地区正处于拮抗时期向一般耦合时期过渡。针对存在的问题,云南省各市州应坚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均衡发展,并结合各市州的区位、资源、经济和发展水平差异,制定相应的政策,以科学合理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耦合关系研究

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等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生态化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平均得分低于产业生态化水平平均得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差异较大;(2)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耦合度呈上升态势,中低强度耦合类型数量减少,高强度耦合类型数量增加;(3)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协调度呈增加趋势,濒临失调类型数量下降,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数量上升。结合研究结果,从城市规划、资源配置、绿色消费等方面提出建议。     

连片特困地区物流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

为分析连片特困地区物流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构建城镇化水平评估体系,采用熵权法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估,构建物流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建立城镇化与物流经济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耦合模型,并以滇西连片特困山区的56个县为例,深入分析连片特困地区物流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空间上,滇西边境山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由中部的芒市、隆阳区、施甸县和祥云县等向外围逐渐降低,与研究区域的人口、土地和社会的城镇化空间分异特征大体吻合,经济城镇化水平呈现波动状态,由西北部向东南递减。(2)公路通车里程在人口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土地城镇化受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系数为0. 0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货物运输总量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显著,系数分别为0. 008和0. 007,对社会城镇化有明显的正效应;货物运输总量在经济城镇化中的回归系数为0. 017,相关性较强。(3)滇西边境山区物流经济与城镇化的空间耦合程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区域差异显著,整体空间协调程度呈现中部高外围低的态势。     

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互动发展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互动发展对促进我国茶叶产业转型升级、解决"三农"问题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省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川省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变动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四川省茶叶产业和旅游产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且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茶叶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度水平基本处于平稳状态,耦合协调度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值从0. 0718上升到0. 7036,耦合协调等级从2000年的极度失调发展到2016年的中级协调,但目前还未达到最佳状态,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研究结论,从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陕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动态耦合研究

以陕西省1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利用时间序列线性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2003—2014年陕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时空特征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不断优化完善,但城市之间差异明显,中心外围发展模式明显。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接近的城市空间集聚现象明显。3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政策导向等因素影响,导致陕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度空间分异。     

吉林省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吉林省中部地区2005—2014年城镇化相关数据,从经济、人口、土地三个维度构建以县域为研究单元的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各县市城镇化综合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ESDA与变异系数等方法分析研究区近十年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演化过程,探究空间差异的形成原因,旨在为吉林中部城市群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吉中地区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整体呈缩小趋势,研究末期略有扩大;2研究区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相比,城镇化水平高且空间差异较大;3城镇化发展整体关联性差,偏南和偏北区域的关联性高于中间区域;4非农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土地城镇化指标是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5城镇化低水平县市比例过大,中高水平县市比例过小,不利于吉林中部城市群的构建。     

居民生活质量与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协调模型得到城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度并利用GIS对其空间可视化,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2005年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度平均值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14年发展到中度协调阶段。(2)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高协调区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省会等主要城市;协调度较高的区域由东部沿海零散状分布演化为东部沿海自北向南完全汇合的带状分布。(3)从空间集聚性来看,H-H类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L—L类型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甘肃三省。(4)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消费水平、信息化水平、投资、区域经济水平对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对其形成了制约。     

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研究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探寻两者之间本质联系,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度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20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均值由 0.937上升至 1.055,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占比77.3 %,空间上呈现以合肥、铜陵为中心向西北-东南方向辐射的特征;②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指数均值从0.217上升至0.413,且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耦合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协调类型为主,但城市间差异明显,制约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④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安徽省南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分布在北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两系统协调发展,政府未来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良性发展。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协调性研究——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

在充分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人口、土地、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镇化6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沿线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较明显;2有1/3的城市处于中等城镇化水平;3通过计算得到的系统内部协调性也同样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统筹协调,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协调性。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泥淖”困境。通过测算2011—2020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运用莫兰指数、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影响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数字经济滞后的城市群数量相对较多,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滞后较为普遍。(2)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区域差距逐年缩小。影响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数字驱动力、创新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经济支撑力、资源调动力。(3)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关系,形成了以热点区为核心向外围辐射的特征,各城市群之间存在空间近邻效应。据此,围绕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群内外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四川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研究

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26项指标,对四川省21个市(州)2006~2015年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四川省整体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较低,但总体上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个别市出现相对下滑趋势;整体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空间上分布差异较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是成都、绵阳、攀枝花,较低的是雅安、巴中、达州、甘孜州、阿坝州,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耦合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东北、川中、川南地区,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通过分析四川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演变,认为生态滞后与经济滞后都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据此提出四川省未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山东省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协调性分析

通过构建产业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山东省的产业发展综合指数,建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使用该模型测算了山东省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协调度,分析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山东省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协调度不断提升,但地域差异显著,呈现出"追赶效应";便利的交通区位、中心城市的带动、区域资源基础条件、区域政策对区域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明显。山东省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积极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以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持续提升,进一步推动山东省的产城融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分析

为探讨我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速度的演进状态,借助最小二乘法评估模型下的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沿海省区11省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协调关系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2000—2015年我国沿海省区11省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态势。(2)海洋经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整体高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说明增速的影响大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重速度轻质量"的发展问题依然存在。(3)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存在空间差异,广东、福建分别属于质量型与速度型高度协调类,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属于质量型中度协调类,广西属于速度型中度协调类,天津属于速度滞后型低度协调类,其他地区属于质量滞后型低度协调类。(4)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整体偏低,海洋经济动力支撑不足是主要原因。     

城市化与土地资源利用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系统耦合作用的指标体系,计算了2005年中国31个省市的耦合度、协调度、耦合协调系数。结果表明,各省市之间差异不大,多数省市城市化与土地利用的耦合作用强度已进入拮抗阶段;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协调度值差异相对较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耦合度、协调度呈相对应分布;全国31个省市低强度低协调型与低强度中协调型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一些中部省市,高强度高协调型则分布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省市。     

城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态势的时空演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熵值赋权法与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分别测算了河南省各地级市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评价指数,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与分析了各地级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耦合协调等级与演变情况。研究表明:(1)城市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区际差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层级呈现区域发展不均衡,且发展层级的极化效应愈加明显。(2)2006—2015年河南省城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均为濒临失调型,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整体协同效应较前期有所减弱。(3)在空间集聚形态方面,协调度水平呈现出豫西豫中豫南豫东豫北的空间格局。     

中国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

在构建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GIS技术和协调发展模型揭示了我国地级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EES巨系统具有子系统内协调与系统间互馈特征。②EES系统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空间上,山东半岛、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协调度整体高于中西部内陆边疆地区。③EES系统协调度区域分异特征显著,呈南方大于北方、东部中部西部分异特征;等级集聚分异特征明显,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高低与城市行政等级格局保持一致,呈"集聚化"特征,协调度高值和低值区均成群或成片分布。④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战略政策与政治环境、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统筹发展是驱动EES系统协调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可达性、城镇化与空间贫困的耦合特征分析——以西南地区县域尺度为例

我国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空间贫困现象。通过2007—2016年西南地区县域尺度的实证分析发现:①西南地区可达性、城镇化与贫困县分布在空间上的演变存在一定的规律。即可达性密度高、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域大多分布在椭圆内,可达性密度低、城镇化水平低、经济发展较差的县域和贫困县大多分布于椭圆外。②从2007—2016年西南地区可达性、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性不断提升,正从过渡型向基本协调型转变,可达性、城镇化和贫困县分布的空间耦合关系成立。③耦合协调度与可达性演化、城镇化水平和县域经济增长分别呈线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