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以甘肃省甘南州为例

西北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应该遵守客观性和权责发生制等原则,兼顾生态服务价值和机会成本,对草地、森林、流域等不同领域进行差异化设计。以甘肃省甘南州为例,将甘南最主要的草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生态服务价值和机会成本的角度测算了甘南草地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标准,并对补偿标准确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基于贫困度与旅游资源耦合关系的旅游扶贫模式探讨——以渝东南地区为例

以重庆市渝东南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资源、人口和社会四大子系统构建贫困度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旅游资源数量和质量构建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对渝东南地区旅游资源禀赋进行测度,利用象限法将渝东南各区县贫困度与旅游资源禀赋分为四种耦合类型,分别为高资高贫型、高资低贫型、低资高贫型和低资低贫型。针对不同的耦合类型,结合渝东南地区区县的实际情况,提出以民族风情为特色的景区带动型旅游扶贫模式、自然资源旅游观光与休闲旅游扶贫模式、观光度假型与特色农业旅游扶贫模式、特色农业旅游与乡村体验扶贫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与水土资源的耦合协调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分析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关系的基础上,选取指标体系构建社会经济—水资源—土地资源综合指数,建立系统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和经济发展中水土资源消耗的响应函数,以确定和识别辽宁省近十二年来水土资源经济系统的演进态势。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水资源—土地资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发展与水土资源利用的协调关系需进一步加强。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弱,与耕地数量之间的动态效应日趋增加。     

基于熵权法的草原自驾游服务体系评价研究——以甘肃省甘南州为例

面对当前方兴未艾的自驾游,其服务体系建设是顺应旅游市场发展的关键,因此对自驾游服务体系进行评价十分重要。以甘肃省甘南州为例,立足当地特色草原旅游资源,运用熵权法对甘南州各区域草原自驾游服务体系进行客观评价。结果表明,评价结果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即经济越发达,自驾游服务体系越完善;相反,经济越落后,自驾游服务体系越欠缺。这有力证明了熵权法在自驾游服务体系评价中的准确性,为推进自驾游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农村生态环境风险评估初探——以丹棱县为例

农村环境保护在建设生态文明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农村环保是一项系统工程,抓好农村饮水安全,一致认为是农村环保的重点。本文以丹棱县为例,通过分析影响农村饮水安全的环境因素空间分布特点,胁迫强度,结合重要水源分布情况,土地利用规划布局,了解分析区域面临的水源污染风险程度,并以村镇为单位,进行了生态风险排序。结果表明,丹棱县生态低风险区域面积为164.46km2,占区域面积的38.39%;风险中等的为134.77km2,占区域面积的31.46%;风险高的为129.13km2,占区域面积的30.15%。生态风险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双桥镇、杨场镇南部、仁美镇,以及张场镇部分区域。本研究对于农村生态环境评估工作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结果可为环境管理决策者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以便优先对一些关键地段、敏感地段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基于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借鉴效率概念及内涵,界定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概念与特征。以张家界为例,采用1989—2014年统计数据,结合DEA和Tobit方法,探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效率、演化阶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6年以来,耦合效率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次之,且两系统的规模报酬一直处于变化中,说明旅游与城镇之间的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不够,投入冗余严重;结合变化形态,大体上耦合效率可分为低效—成长—调整—优化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特征不同;发现旅游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是正向影响因素,资本效应和交通水平为负向影响因素,文化效应的作用不显著。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分析——以甘肃省高技术产业为例

高技术产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度极高的创新性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知识产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技术创新,但过度保护则会阻碍创新发展,可见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利用熵值法对甘肃省高技术产业2005—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结果显示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能力目前正处于中度耦合,濒临失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呈现趋于协调态势。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甘肃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绿色发展是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城市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江苏省13座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以上城市2000～2018年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借助核密度估计曲线、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刻画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脱钩指数动态衡量两者的相对发展程度。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的耦合水平大多处于拮抗阶段,协调水平以勉强协调类型为主,且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格局分布以高高值聚集、低低值聚集为主,邻近同伴效应显著。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的相对发展程度表现为效率滞后与城市化滞后交替出现,主要类型呈现出效率滞后型向城市化滞后型转变的趋势。最后提出,政府应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因地制宜制定优化路径,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推动城市向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     

湿地综合利用与保护的新模式探索——以辽宁省为例

湿地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在大自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其特有的调节自然生境、净化污染的功能,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重视。以辽宁省现有湿地资源为基础,从四方面探讨未来湿地利用和保护的新模式,以期通过有效的手段合理利用和保护湿地,恢复破坏的湿地环境,实现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绩效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绩效评价对保障土地储备制度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对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绩效评价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以武汉市为例,对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绩效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78.89,取得了良好制度绩效.其中,城市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配置效益明显提高,综合指数分别为80.50和83.16,而公平配置效益得分较低,为70.18.依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兼顾"效益"和"公平"的政策建议.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由制度构成的一个相互配合、有机联系的整体。本文基于文献统计分析与实地调研咨询,从广义和狭义层面,分别对生态文明制度进行梳理。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与省级层面实际情况,本文将广义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分为源头保护制度体系、损害赔偿与激励体系、追责考评制度体系和污染治理制度体系四大板块,并针对国家与省级重点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生态资源保护制度链与污染防治制度链。同时,对制度地位、制度衔接、相互关系及其优化选择进行分析,以提高环境管理效能,推进生态文明研究纵深发展。     

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动态耦合评价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通过建立环境经济耦合协同模型,对苏州市近年来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1—2020年,苏州市环境经济协调度处于均衡发展状态,且协调程度在不断提升。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动态耦合过程表明,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耦合关联性。对苏州市经济系统序参量与环境系统序参量演化速度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带动环境的发展,目前苏州市经济与环境之间处于高度协调状态。     

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及产业特征——以安徽省为例

大力发展旅游扶贫重点村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以安徽省333个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估算值、地理联系率等方法探讨了安徽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色产业。结果表明:安徽省旅游扶贫重点村分布主要呈集聚状态,西多东少、北密南疏,空间分布不均衡。核密度分析表明,安徽省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存在冷热点。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实际上是政策主导下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影响因子有政策倾向、地理因素、资源禀赋、交通网络、区域经济和核心城市。根据结果提出发展建议:科学编制乡村旅游扶贫规划、推进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新业态。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研究——以青海省湟中县为例

旅游扶贫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地居民作为旅游扶贫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感知态度成为反映当地旅游扶贫成效的晴雨表。以青海省湟中县为例,从居民视角出发,以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与模糊数学法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主体的感知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对当地政府、企业、游客和居民的综合感知中,居民对企业的感知值最高,其他依次为本地居民、游客和当地政府。②在各单项指标中,"公平公正、协助支持与协调沟通"、"信息公开、尊重包容"、"相处和谐融洽"、"继承发扬与公平竞争"分别对当地政府、企业、游客和居民的感知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的"造血式"扶贫,对其他民族地区通过旅游扶贫实现脱贫摘帽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水污染的经济损失分析与评估——以邹城市北宿镇为例

介绍了目前常用的水污染经济损失基本评估法——分解求和方法及其具体模型(农业损失模型、畜牧业损失模型、渔业损失模型、人类健康损失模型)以及水污染经济损失的计量程序。以邹城市北宿镇为例,根据相关数据,分别计算了2010年农村水污染对当地农业、畜牧业、渔业和人类健康带来的损失。     

农村林产品废弃物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农村林产品废弃物是一种潜在的可以回收利用的资源,具有成分复杂、分类粗、杂质多等特点,开展农村林产品废弃物循环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浙江省为例,通过对农村林产品废弃物产量、利用现状的调查和“三环”循环总体发展思路的剖析,提出今后浙江省农村林产品废弃物回收利用应当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建立健全林产品废弃物回收体系,制订林产品废弃物分类标准和检测方法,加强林产品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研究,出台有利于林产品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政策法规。     

城市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度是衡量区域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准。从韧性视角出发,借用PSR模型,综合选取生态风险指数、景观稳定性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恢复力指数对江苏省城市生态韧性进行评价,并运用耦合模型测算了江苏省及其13个城市2000—2020年间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究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生态韧性指数持续降低,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基本失调”向“基本协调”发展的特征;(2)空间分布上,江苏省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阶梯性,生态韧性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从苏南与沿海向苏北与内陆递减的格局。在以生态优先为主导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可通过严格划定三区三线、积极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科学构建生态格局等方式保障生态与经济双赢。     

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是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构建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SPSS软件对两者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获取2004—2013年南通城市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得分,进而衡量两者的协调演变关系。结果表明,近十年间南通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协调关系波动起伏较大,尤其是自2010年起,协调度不断下降,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没有实现共同增长,且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状况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