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利益位阶测度及平衡分析

以利益相关者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力、被影响力、投入、收益为利益衡量指标,构建利益相关者利益位阶表,对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位阶进行测度,并对其利益关系进行平衡分析。结果发现:乡村旅游投资者既是对乡村旅游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又是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投入和收益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在影响力和被影响力两个指标上不平衡程度较高,综合利益关系不平衡程度严重。乡村旅游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应先保证乡村旅游投资者、开发商、旅游企业、旅游地社区与居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高乡村旅游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力,降低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力。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研究——以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利益相关者矩阵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等探讨了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结果表明,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外围层,其中核心层的利益相关者为各级政府、天宝岩保护区管理局、企业与旅游公司、社区居民,对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具有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具有高影响力、低利益/高公益的特点,关注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生态补偿的公共主体;天宝岩保护区管理局具有高影响力、高利益的特点,关注生态价值,是生态补偿实施的主体;企业与旅游公司具有低影响力、高利益的特点,关注经济价值,是生态补偿责任的主体;社区居民具有低影响力、低利益,关注经济价值,是生态补偿的客体.     

古村落旅游地利益主体关系及影响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宏村实证分析

运用利益主体理论，通过对西递、宏村两地旅游业密切相关的各利益主体代表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发现，政府、居民、旅游企业、游客为目前古村落旅游地最主要的利益主体，他们在古村落的旅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执行的职能、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彼此又密切相关，具有一些共同目标或职责。在此基础上，指出西递、宏村两地旅游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鼓励公众参与、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教育程度、加强对旅游者的教育、加强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等相关对策。     

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

农村水环境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利益冲突复杂,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和行动是提高治理成效的关键。探讨了政府、企业、村民和村委在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要求与行为关系,应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企业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均衡和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均衡。研究表明,企业积极治理水环境与公众参与、政府能力密切相关;政府切实查处污染的概率与公众维权的概率成反比,公众参与可有效提高企业的治理成效,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     

旅游演艺业核心利益主体满意度测评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核心利益主体满意与否是促进旅游演艺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分析旅游目的地、游客、旅游演艺企业和社区居民等四大核心主体期望价值与实际感知价值等基础上,构建了旅游演艺业核心利益主体满意度测评模型与测评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测评核心利益主体的数学模型,探讨了张家界旅游演艺业核心利益主体满意度情况,提出了满意度提升建议.     

云南纳板河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模式研究

当前,国内许多自然保护区都把生态旅游作为发展规划的重点,通过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不仅使村民直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当地社区村民的利益共同体",使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形成"自愿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效用最大化。针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现状,研究借鉴国内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模式的经验,以纳板河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长三角物流发展水平评价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通过构建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物流发展水平,并通过空间自相关法对其空间关联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物流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高度相关,可将长三角16市划分为物流发达、较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4类区域。大部分城市落在第一、三象限,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物流发展水平空间关联性显著,具有"马太效应";上海、南京等4市落在HH区,呈现"高—高"正关联;常州、泰州落在LH区,呈现"低—高"负关联;镇江、扬州等8市落在LL区,呈现"低—低"正关联;苏州、杭州落在HL区,呈现"高—低"负关联。     

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利益补偿的法律调控

当前长江流域水生态补偿实践主要以水质、水量和水能三类可量化的流域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形态出现,是"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模式,其目标利益是流域整体生态保护效益,通过政策或区域政府间的协议、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完成政府、行政区域单元之间的利益传送,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治理措施、是基于权力的利益矫正,并没有将该补偿资金精确对应到真正的利益供应主体或受害主体,也就没有完成利益归宿的最终分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利益补偿应当在效益补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保护产权利益补偿"模式,使生态保护利益从生态效益的结果行为端向原因行为端传递;产权主体特定性的识别,产权利益行为(增益或损益)与流域生态效益的连接,以及涉水产权法定即利益法定是构建长江流域产权利益补偿的法律要素。     

基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的边境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研究——来自云南省的实证分析

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切入,对云南省8个边境旅游目的地投入—产出效率与竞争力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云南省各边境旅游目的地投入—产出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且规模等级层次明显;各边境旅游目的地投入—产出效率水平同样差异较明显,竞争力水平分化显著,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各占比50%,整体的竞争力水平一般。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全域一体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凸显旅游主题特色,激发旅游创新动能;加强基础供给,优化市场环境;强化政府引导,建立稳定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促进边境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升路径。     

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研究

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内、外两方面分析其动力系统,需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建立"企业+政府+社区+居民"式的投融资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以旅游业对海岛环境的影响、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度、社区参与度为重点,构建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据此对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采取相应的监控措施,主要包含横、纵两个方面,纵横两个方面的科学分析及动态调整是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文化遗产管理与草原遗产旅游地形象塑造——基于元上都遗产地游客认知形象的游记文本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较为完整地传承和保留了草原文化和草原文化遗存,作为草原文化遗产的代表地,通过搜集元上都遗址地的游客游记,采用内容分析法、ROST CM6高频词频分析法和NET DRAW共现关系网络分析法,对草原文化遗产管理与遗产旅游地形象塑造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草原遗产旅游地加强文化遗产管理的意义。结果表明:采用虚拟现实技术,以实现遗产地旅游形象重塑,只有做好文化遗产管理,才能实现遗产旅游地的形象重塑。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建议:提出了自然环境保护是重塑旅游地形象的重要部分,遗址旅游地管理弱化将影响到旅游者对认知形象的识别;遗产旅游地外部需优化交通线路,内部需进行主题整合,提升旅游地形象;遗产地管理者必须以保护和传承草原文化遗产来促进遗产地旅游业发展。     

精准扶贫背景下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路径构建——基于宁夏党家岔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案例论证

在科学梳理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首次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切入,阐述了宁夏党家岔湿地自然保护区"人口—资源—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的构建,认为保护区是由中间低、四周高的复合式盆地构成的"湖—城—地"型生态系统。从生态服务功能、农户生计诉求、多元利益主体等方面探讨了该系统,认识到该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发展资源禀赋不足、当地社区居民的生计能力脆弱、致富能力低下。保护区管理部门、社区居民、投资者、游客等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表现出利益冲突。研究提出了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耦合机制,建议走生态产业、移民搬迁、旅游开发同步推进的科学路径,以期为当地社区脱贫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决策依据。     

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后的环境行为分析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推动下,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成为问题的关键。本文以江西省G市H电源公司为案例,研究迁移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阶段特征,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企业响应,探讨促进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优化和环境绩效提高不是自发的,是各利益相关者多次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的环境规制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执行环境规制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双重角色,使迁移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进程更加复杂,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资源型城市城镇化水平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以鄂尔多斯为例

资源型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密切。以鄂尔多斯市为例,应用空间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法对2000—2013年鄂尔多斯市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鄂尔多斯市整体城镇化水平呈稳步增长趋势,2010年后城镇化水平有所回落,但降幅不大,各区旗城镇化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独立旗县的空间集聚不显著,主要表现为"低—高"关系或"高—低"关系,相关性不显著;各区旗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第二产业和农村牧业经济,根据贡献率差异,前者对城镇发展的影响呈先增后减趋势,后者呈稳定增长趋势;依靠单一资源发展的城镇化水平不稳定,且波动性较大。基于此,提出从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城融合来实现鄂尔多斯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协调视角下京津冀地区交通与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研究北大核心

交通是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桥梁,交通网络演化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旅游发展较不均衡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分析了2007—2019年区域内交通与旅游的演变特征及二者关联耦合,揭示了区域旅游一体化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交通可达性水平以中心向南北两侧递减,并由“京津”核心演变成以“京津廊保”为核心。②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呈网络化趋势发展,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近邻规律;联系总量空间差异显著,但差异不断缩小。③交通网络对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及区域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演变有较大影响,二者关联耦合作用逐渐增大;区域旅游一体化历经了核心集聚模式、核心边缘拓展模式和多中心辐射发展模式。④区域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一般,交通可达性对旅游发展作用未完全释放。提升中心城市两翼次区域的交通建设,加强政府主导与合作创新,增强中心城市的引导辐射和建立多元化旅游协作方式,将有利于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向动态均衡模式优化。     

环京津贫困带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机制研究

立足于创新创业和精准扶贫这一时代背景,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贫困地区农民实施生态创业策略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促进该地区生态—社会—经济的复合式发展,有效实现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而生态创业如何帮助农民脱贫是当前有待研究的问题。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参与式扶贫理论,从角色和支持内容两方面对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活动中的要素进行分析。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并结合环京津贫困带的区域特点,对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机制进行设计和总结,研究发现:孵化协调机制、市场对接机制、项目引导机制、支撑服务机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的相互协调有助于减轻政府扶贫压力。从提供孵化培育平台、打通市场通道、加强参与式项目引导、完善支撑服务链和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方面提出建议。     

新常态下低碳产业的机遇与发展模式选择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方式、驱动力和目标都出现新的变化,为具有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技术、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政策导向性等特点的低碳产业提供政策、市场、技术创新、企业活力释放等多方面的发展机遇。同时,由于经济出现新的特点,低碳产业发展模式也需要相应改变。新常态下低碳产业需要从政府主导模式向"政府—市场—企业—消费者"的"四位一体"发展模式转变,这四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促进低碳产业发展。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及影响因素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流域内各区域的绿色发展问题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6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Super-SBM模型对该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究绿色发展效率的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处于波动上升状态,空间上呈现为上游地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的梯性差异;(2)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关联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理邻近效应,并表现出复杂的网络结构,但整体网络密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3)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关联网络包括净溢出、经纪人、双向溢出和净受益4个板块,关联路径以板块间为主;(4)城市间地理临近、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脱钩模型的山东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时空关系研究

运用脱钩模型对山东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96—2013年山东省的脱钩状态表现为显著的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弱脱钩的"N"型发展轨迹,2005—2012年山东省各地市的脱钩状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17个地市中多数城市表现为弱脱钩状态,尽管2011年有中西部的莱芜、济宁、泰安、聊城、枣庄和德州等6个地市曾达到强脱钩状态,但与其经济发展及能耗水平密切相关。研究认为,各地市在开展低碳转型工作时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碳减排政策,政府要大力鼓励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以加强对政府环境责任的监督为核心修改《环境保护法》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这决定了环境保护法应是一部以行政规范为主的法律,由此赋予了政府可根据客观现实对企业、公民涉及环境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调整,政府环境责任和环境治理绩效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发展阶段、政治架构的影响,地方政府面对环境与经济矛盾时更多选择的是经济而非环境,因此政府的环境责任并不简单在于环境主管部门,而在于整个政府。笔者认为要严格禁止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主要领导人的不当干预,必须确保政府的可诉权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在经过各方利益的博弈之后,《环境保护法》将体现它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