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对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1-2010年CPI与15家旅游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通过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假设检验,分析了CPI变化对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比较了CPI对景区类、酒店类、综合类旅游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影响的大小.结果发现,CPI对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是反向的和显著的；CPI对景区类、酒店类、综合类旅游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综合类高于景区类和酒店类,景区类高于酒店类.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原因,提出相关建议.     

消费者敌意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旅游意愿的影响

以中国为客源国,以日本为目的地国,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477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分析了消费者敌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形象对旅游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1)消费者敌意对国家形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旅游意愿的影响不显著。(2)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家形象和旅游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3)国家形象对中国消费者的赴日旅游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4)消费者敌意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呈正相关。(5)国家形象在消费者敌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旅游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负面在线交互信息对异质性旅游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应用情境实验法,从人格特质角度探讨负面在线评论与商家回复之间的交互信息对异质性旅游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性负评会显著降低预防定向型旅游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功能服务性负评会显著降低促进定向型旅游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感知风险在其中起中介作用;针对经济性负评,商家采取承认服务失败策略时,预防定向型旅游消费者购买意愿更高,针对功能服务性负评,商家采取消除服务失败策略时,促进定向型旅游消费者购买意愿更高。     

基于功能认知的自行车旅游者类型及其体验差异分析

通过实地骑行体验、网络问卷、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结合聚类分析、方差分析、期望差异模型等方法,探讨了基于自行车功能认知差异的旅游者类型划分方法,分析了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自行车旅游者体验差异。结果表明:(1)自行车旅游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学生和公司职员为主要消费群体;(2)两类旅游者不仅存在功能认知的显著差异,也存在对旅游目的地旅游要素期望的显著差异;(3)两类旅游者满意度均较高,但针对不同旅游要素的满意度仍存在差异。自行车旅游以自行车为核心交通工具,旅游目的地资源为主要载体,完善自行车旅游配套服务,打造优质自行车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武夷印象:基于网络文本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

以武夷山为案例地,通过筛选整理旅游网站相关游记,使用ROST Content Ming软件进行分词、高频词汇统计和语义网络分析,得出游客对武夷山的深刻感知要素,然后通过扎根理论进一步研究武夷山在旅游者心目中的情感感知形象。研究发现:游客对武夷山旅游形象的感知主要体现在旅游吸引物、旅游环境与氛围、旅游设施与服务、旅游管理等4类。游客对武夷山的情感态度整体上趋于良好,对武夷山的自然景观评价较高,对景区个别景点、旅游设施、服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消极感知。在此基础上,提出景区应加强自然景观保护,完善住宿、饮食和游览设施,开发旅游与文化相融合的产品来进一步完善游客的体验。     

基于游客感知的西安曲江旅游形象分析

以西安曲江为例,基于游客感知角度,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利用因子分析、词频分析等方法对曲江主要景区的旅游形象进行分析评价。研究发现:(1)游客对曲江旅游形象感知因子分为三个维度: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其中游客满意度最高的是旅游设施维度(3.51),最低的是旅游服务维度(3.00)。(2)曲江的国内客源市场以陕西省内游客为主,对省外游客的吸引力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3)游客对曲江整体旅游形象的满意度较高,存在稳定集中的特征。(4)游客的性别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与曲江旅游形象的感知评价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但游客的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对曲江的旅游形象的感知评价结果有着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重点进行形象设计与形象营销,提高游客软性服务满意度,提升西安曲江旅游形象和知名度的建议,如突出曲江旅游形象核心部分、做好生态环境工作、重视事件营销、重点开拓境外客源市场等,以期引导旅游者选择曲江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而推动曲江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和发展。     

社交媒体对游客旅游意向的影响——基于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实证研究

社交媒体生成的大量交互内容正影响着游客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和最终旅游意向的形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游客对社交媒体内容的接受情况和接受目的地信息后对旅游意向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游客对社交媒体使用强度越大,越会依赖社交媒体进行目的地相关信息搜集;(2)游客接受社交媒体的程度会显著影响对目的地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形成,其中认知形象的影响程度更深;(3)游客对目的地的形象认知中社交媒体影响游客旅游意向的完全中介变量,其中整体形象感知显著影响游客的旅游意向。基于此,建议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门积极参与到社交媒体口碑的经营之中,进一步提高游客在社交媒体中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     

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TPB—NAM整合模型

有效的碳普惠机制与森林碳汇产品的价值实现对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至关重要,理清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对森林碳汇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并融合生态文明思想内核,选用结构方程模型,利用515份社会公众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愿意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是理性和道德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非纯理性或纯道德驱动行为;(2)行为态度、感知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对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感知规范对购买意愿影响最大,因此公众环境道德素养是影响其森林碳汇购买行为的最重要因素;(3)社会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表征变量的具体作用表现不同：感知规范中,公众个体道德规范对其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最大;行为态度中,公众森林碳汇生态、政治效益认知对购买意愿影响最大;知觉行为控制中,森林碳汇信息量、森林碳汇价格等都是影响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的因素,但影响程度差异不大。     

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变化与自然环境变化相关性测度研究

根据不同类型生态旅游者的环境行为差异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寻求开展旅游景区环境教育的具体方案,有利于改善景区的环境质量。通过对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者的问卷调查,根据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NEP得分和K-Means Q型聚类分析,将游客分为三种类型:即严格生态旅游者、一般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生态旅游者。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的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不同;(2)生态旅游者的行为对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游客高峰时段和游客较聚集的区域较明显,给景区容量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影响;(3)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与其环境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同时与景区的自然环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高铁对吉林省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的影响

高铁是旅游地域系统要素中重要的一部分。选取2010年与2016年两个典型年份,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研究吉林省9个地级市(州)交通通达性的变化;运用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和旅游赫芬达尔指数三个指标分析了高铁对吉林省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高铁的开通提高了吉林省旅游地域系统整体交通水平,沿线城市交通改善率明显高于非沿线城市,拓展了沿线城市"一日交流圈"的辐射范围,产生了明显的"时空压缩"效应;对旅游者出游意愿、客源市场格局、旅游吸引力产生影响,进而削弱了核心区域极化效应,使空间结构形态逐渐趋于均衡,对吉林省旅游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     

文化创意旅游街区游客创意体验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当前,文化创意旅游兴起。文化创意旅游街区是文化创意旅游的一种呈现载体,游客的创意体验是游客对文创街区体验活动的重要内容,游客的创意体验、满意度及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有待加强研究。以游客的创意体验为视角,以游客满意度为中介变量,以记忆为调节变量,研究创意体验对游客的重游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游客的创意体验对游客的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2)游客的满意度对重游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是创意体验只部分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游客的重游意愿;(3)游客的记忆正向调节独特性体验、情感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4)游客的记忆对学习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记忆对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5)记忆负向调节互动性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农村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资本及应对生计风险的作用研究北大核心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提升农户社会资本和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是乡村振兴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理论分析社会组织如何提升和改进社会资本后,聚焦农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提升、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利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武威市、张掖市995位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参加社会组织状态及类别、地区差异等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参加社会组织类别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的影响作用显著,其中:服务类社会组织影响最大,文化类次之,经济类最小。(2)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的影响显著,受教育水平对其影响存在“脱钩”现象。(3)武威市农户参加社会组织对农户生计风险应对的影响显著小于张掖市。     

魔都印象：基于文本分析的上海城市旅游情感形象研究

情感形象是旅游目的地重要形象之一。以外地游客的上海游记为语料,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分析外地游客对上海旅游目的地的情感态度。结果表明：(1)游客对上海旅游目的地的情感态度总体上积极正面,体现在旅游吸引物、休闲娱乐、设施服务、环境氛围和管理服务5个维度上;(2)游客对上海旅游目的地的积极评价多集中在“繁华、现代、时尚、独特”高频词上,说明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形象已基本建成;(3)但是景区商业化、高物价和人多排队等因素带给部分游客负面情绪。针对此,本文提出了夯实景区文化内涵、加快全域旅游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加大精细化服务管理等提升城市旅游形象的建议。     

目的地方言感知、品牌个性对游客忠诚的影响——游客满意的中介作用

选取西安为案例地,根据自我调节态度理论构建研究框架,探究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方言感知与品牌个性的结构维度,进而揭示旅游目的地方言感知与品牌个性对旅游者满意度、忠诚度的内在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西安的目的地个性由历史文化、现代气息、闲适、活力和高雅5个维度构成。(2)游客对目的地方言的感知能够对目的地个性认知产生显著积极影响。(3)目的地品牌个性对游客满意有直接影响,并通过游客满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游客忠诚。(4)目的地方言感知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同样通过游客满意的中介效应对游客忠诚产生间接作用。(5)目的地方言感知可通过目的地品牌个性和游客满意度链式中介作用于游客忠诚。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利用演化经济地理思维构建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1—2019年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因素,揭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受历史、社会和经济变化“三轮驱动”,旅游酒店空间辐射作用由一级集聚中心向邻近次级集聚中心靠近,对城市边缘区的扩散力尚弱。(2)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呈现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域所在街道单元为沱江沿岸的历史街区,呈现由沱江中游向上下游扩散的趋势,形成“首尾疏、中间密”的格局;旅游酒店空间演化过程经历了萌芽阶段（2001—2007年）、发展阶段（2008—2012年）以及涌现阶段（2013—2019年）。(3)在历史选择基础、城镇用地限制、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等因素的共同约束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实现生态空间景观化、生活空间商用化和生产空间旅游化,改变旅游酒店空间格局。     

中国西部地区体旅融合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数字化影响研究

为探寻中国西部地区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数字化影响,采用2012—2021年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ESDA方法、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体育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体育产业,二者有较高同步性;(2)西南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四川、陕西和云南位于发展前列;(3)体旅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整体较低,多数处于起步阶段,但融合度在不断提高。另外,不同省份间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西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4)体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聚集特征,且聚集程度表现出增强趋势;(5)数字化发展对体旅融合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据此,从空间交互、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政市结合4个方面提出优化体旅融合发展的建议。     

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溢出效应——基于审计师决策视角

本文旨在探讨上市公司参与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外延溢出效应。以2016-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且投入金额越多,对审计意见产生的影响越大。(2)机制检验发现,参与扶贫通过显著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影响了审计意见类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3)企业开展扶贫的难度和取得的扶贫成就均显著影响了审计意见类型。     

基于ISM的乡村旅游综合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乡村旅游综合竞争力存在资源条件、旅游条件、开发条件三大方面10个主要因素,运用解释结构(ISM)模型探索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级逻辑关系,明确了各影响因素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影响因素分为五小层级三大层级,表层(直接影响层)是产品和服务,中间层(间接影响层)是市场作用因素,深层(根本影响层)是资源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各层级推进乡村旅游综合竞争力的作用机理。根据据层级划分结果及作用机理,提出提高乡村旅游综合竞争力的建议:(1)挖掘旅游资源,完善政策体系;(2)发挥市场效益,有效配置资源;(3)提升服务品质,保持产品特色。     

长三角地区旅游供需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代表,其旅游供需研究对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例,通过构建旅游供需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9—2019年长三角旅游供需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三角旅游供需水平整体呈微弱增长态势,旅游需求（0.179）较稳定地低于旅游供给（0.251）。(2)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在时间上与增幅具有一致性,即耦合协调水平高的城市增幅也大,在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3)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旅游供需耦合协调的集聚态势稳定增加,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位于东南沿海,“低—低”集聚区位于西北地区。(4)客源地系统所代表的旅游需求是长三角地区旅游供需耦合协调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影响力为0.890;核心吸引物的影响力虽然较低（0.686）,但是极具发展潜力。     

市场竞争、市场化进程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市场竞争、市场化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偏误,并且分析东、中、西部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且效率按照东—西—中部地区的顺序递减。(2)市场竞争显著负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市场化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3)市场化在市场竞争和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竞争对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就越强。(4)市场竞争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在东、中、西部并不存在显著异质性,市场化在中部地区不具有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