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探讨

对天目湖流域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选取支付意愿法、水资源价值法和收入损失法三种方法对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改进的支付意愿法得到生态补偿总额为12 924.08×10⁴元;基于水源保护功能的水资源价值法测算的生态补偿标准为6 190.4×10⁴元;采用直接收入损失法计算的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总额为5 839×10⁴元。三者相比较,引入旅游者门票反哺支付意愿的支付意愿法,更完善地表达了天目湖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可以作为现阶段天目湖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制订的重要依据。只有从政策层面上对水源保护区实行差别化政绩考核制度,给予水源区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政府和当地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基于机会成本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针对基于机会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建立基于机会成本的闽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分类统计了2010~2015年流域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成本,并结合下游地区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闽江流域下游地区应支付给上游地区的补偿量。结果表明,三明市获得的补偿额为0.5694~0.9407亿元,南平市获得的补偿额为2.0104~2.7061亿元,下游地区福州市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额为2.5797~3.4913亿元。针对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拓展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在补偿资金的同时加以项目或技术补偿,缓解上游地区的资金、技术压力。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西安黑河为例

城市水源地对于城市人民的生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黑河水库是西安市重要的饮水水源,黑河水库在过去几年里为西安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以西安市黑河水源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建立黑河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从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三方面构建了黑河水资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框架,最后提出完善黑河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对策建议。     

基于碳汇的县南沟流域退耕林地补偿标准研究

补偿标准是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核心与难点,为探讨黄土高原退耕林地合适的补偿标准,论文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背景,通过理论分析、实地测量与室内实验,把碳汇价值与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相结合,构建了禁伐政策下退耕林地补偿标准的动态模型;并选取黄土高原退耕的代表流域——县南沟进行实证分析,依据退耕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林特性确定退耕的一个补偿周期为37 a,退耕地补偿过程与补偿标准分为两个阶段：退耕1~17 a,通过机会成本的计算,补偿的可执行标准为1 997.26元/(hm²·a);退耕18~37 a,通过碳汇模型进行测算,补偿的可执行标准为3 692.35元/(hm²·a)。人工刺槐纯林在补偿周期之后会逐渐出现灌木层和衰败现象,因此,这一补偿期结束后,应根据林地生态群落的变化再行核算并完善其补偿标准。将碳汇价值纳入补偿体系,能促使农民为提高碳汇产量自觉增强林地管护,巩固退耕成果。     

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三江源区生态补偿资金估算

为了量化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最低标准,以三江源区为例,将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从实际需求角度分析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范围与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政策和调研资料,采用费用分析法对生态保护成本进行动态核算,以2010年为基准年,确定与量化2011—2030年三江源区16县1乡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① 2011—2030年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为4 095.4×108元,其中,2010年为177.7×108元,2011—2020年为2 069.5×108元,2021—2030年为2 025.9×108元.② 按补偿资金的不同投入类别,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728.6×108元,居民生产生活改善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250.4×108元,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116.4×108元.③ 2011—2030年,三江源区土地生态保护投入由12元/（hm2·a）增至180元/（hm2·a）,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的投入由4 500元/人增至8 000元/人.生态补偿资金的差异主要源于草地退化严重程度、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程度等方面,这将有助于缓解三江源区“人-草-畜”这一核心矛盾,同时有助于推进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需求研究

通过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调查研究,从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保护、水土保持、生态保护区保护以及水环境保护治理设施投入成本等方面,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014年生态补偿需求进行了核算。结果显示生态环境保护费用约为166.72亿元,其中森林保护成本约为6.99亿元、水土保持成本约为1.29亿元、生态保护区保护46.48亿元、水环境保护治理成本约为33.1亿元、发展机会成本损失约为78.86亿元。最后,结合当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需求,从补偿资金使用、补偿阶段、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煤炭开采区生态损害补偿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煤炭开采区的生态补偿包括对生态损害的补偿、对厂商与居民负担的外部成本补偿以及对新资源和替代能源的开发补偿三部分.将煤炭开采区的生态损害补偿过程分为生态修复、生态恢复和生态平衡3个阶段.通过确定煤炭开采区生态损害补偿3个阶段的生态补偿目标,构建各阶段土地、植被和水环境生态损害补偿的评估模型,分别测算了完成生态修复、生态恢复和生态平衡3个阶段补偿目标所需的生态损害补偿总量和每t煤所需提取的生态损害补偿金额.      

基于排污量分配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为体现“差异性公平”,本研究通过构建流域排污量分配指标体系及分配模式,采用熵权法确定分配指标的权重,根据不同地区的分配比例,结合流域可分配排污量,确定流域内不同地区分配排污量.以闽江流域为例,对流域内各个地区2010~2019年的排污量进行分配,根据排污量分配情况分别测算2010~2019年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福州地区实际COD排放量均高于理论COD排放量,其超量排放范围分别为871~20857t;南平地区除2010年的实际COD排放量略高于理论COD排放量外,其余年份均低于理论COD排放量;三明地区实际COD排放量均低于理论COD排放量,其损失的排放量范围分别为1479~12507t.2010~2019年福州地区需要支付的生态补偿额度分别为1175~28139万元;南平地区除2010年需要支付生态补偿外(补偿值为821万元),其余年份均获得其他地区的生态补偿,补偿值分别为1253~13157万元;三明地区获得生态补偿额度分别为1996~16874万元.     

区域间生态补偿标准定量化研究——以鄂州市三区间补偿为例

梁子湖区生态环境优越,鄂州市拟向其进行生态补偿,需要研究补偿依据,定量测算生态补偿标准上限。本文基于修正的当量因子法测算了鄂州三区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在生态价值测算的基础上,对4种具有明显流动性的生态功能的流动去向进行研究,从宏观角度探索了区域间生态补偿标准量化方法。重点包括:(1)通过比选,确定合适的生态价值评估方法;(2)利用当量因子法,需根据研究区域的生态状况、环境质量等因素对因子当量表的若干参数进行修订,测算鄂州三区的生态服务价值;(3)确定生态服务功能中具有流动特性的类别,并基于熵增原理阐释区域间流动的基本规律;(4)根据生态功能与其价值成正比,合理划定生态补偿相关范围(划定区),研究计算方法,测算研究区各区域向划定区的生态输出价值,确定生态补偿权重与分配补偿金额。测算结果表明,鄂州市三区(梁子湖区、鄂城区、华容区)2015年生态服务总价值分别为8491亿、7224亿、6642亿;生态输出价值分别为2644亿、824亿、1217亿;在理论上,在鄂州三区之间2015年鄂城区、华容区应分别补偿梁子湖区215亿、037亿元。对于周边地区应给予梁子湖区等地的补偿,已超出了鄂州市政府的管辖范围,应由湖北省政府出面协调。鄂州市三区内部的生态补偿可先行先试。     

水库大坝建设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三峡工程为例

运用直接市场法(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影子价格法、恢复费用法)和模拟市场法(条件价值评估法)等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价方法,构建了水库大坝建设的经济价值与经济损失评价模型和生态补偿标准评价模型,并进行了三峡工程案例研究.结果表明:①防洪、水力发电产品和水力发电环境效益是三峡工程的主要功能,三者分别占总经济价值的23.64%、46.84%和25.31%;水库泥沙淤积和水库淹没是三峡工程的两个主要负面影响,两者分别占总经济损失的62.78%和13.17%.②三峡工程建设6 项正面影响的总经济价值为452.00×10⁸ 元/a,10 项负面影响的总经济损失为87.62×10⁸ 元/a.③通过选择和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和生态补偿对象,并考虑生态补偿主体的经济效益,提出6 种生态补偿标准方案;在6种方案中,水电开发业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是主要的生态补偿主体,河流生态系统和移民均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对象.研究提出:目前应采用第6 种生态补偿标准方案,其生态补偿标准为60.99×10⁸ 元/a.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构建受水区补偿与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互动关系对跨流域调水生态服务市场的形成及饮用水源的保护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论文以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为研究对象,分析陕西水源区保护生态环境与生存权、发展权的矛盾,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思路、客体、主体;计算分析了陕西水源区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及受水区与水源区之间的补偿资金的分摊比例;依据国家生态补偿政策、法律条文及陕西水源区生态功能区的特点提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补偿途径。     

Quantitative standard of eco-compensation for the water source area in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n China

The Middle Route Project(MRP)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Scheme (SNWT) in China will require a very large financial expenditure to ensure the water supply and the associated water quality to northern China. An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water service source areas and its beneficiaries is essential.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ecocompensation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ater source area, including both the calculation of ecocompensation based on opportunity cost method (OCM) and calculation of the burden sharing of eco-compensation between the water source area and the external water reception area based on the deviation square method (DSM). Taking Shiyan City, Hubei Province in China as a case study,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compensation in the first-phase of MRP for the water source area in Shiyan, Hubei Province should be 1.63×10¹⁰ CNY, about four times of planned eco-construction investment budget (4.33×10⁹ CNY). In addition, the burden sharing of eco-compensation varied greatly in terms of different methods. It would be better to integrate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single-factor burden sharing methods by determining the corresponding weighting coefficient with DSM and form one unanimous consent result by the interested parties.     

基于水质协议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分析了如何设计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并讨论了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可能存在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基于斯坦伯格博弈框架下的分析结果表明,若考虑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与环境损害函数是线性的,则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是具有时间一致性的环境经济政策,这是由于该政策在设计时,其补偿标准要么仅与环境损害成本有关,或直接与流域内各区域的污染物削减费用有关.在这两种情况下,流域内各区域在执行该政策的时候,没有相应的战略去刺激流域内各区域刻意改变其自身的污染物削减费用函数,从而影响到未来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随后,利用该方法针对COD指标,模拟了2008年河南省贾鲁河流域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结果发现,当生态补偿标准设置在2714.13元.t-1时,能够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该流域COD排放总量达到了流域COD年允许排放总量的要求;且相比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强制要求流域内各区域单独削减COD达到断面年允许排放量的情况,各区域的COD削减费用均有所下降.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保盾的经济激励措施。其中,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论文以武汉市民的调查为实例,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应用选择实验法模拟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及其交易市场,测算出武汉市民对不同耕地保护属性水平的偏好及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变化差异,从而间接得出市民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额度。研究结果表明:对保护耕地资源而言,市民更关注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并愿意为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支付154元;众多属性组合中,市民愿意支付的最佳组合为方案7,即耕地面积属性保持不变、耕地质量与肥力属性改善、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改善的组合方案,其支付意愿为每年247元。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差异化,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确定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生态账户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研究——以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为例

论文以区域农田生态服务价值为基础,以经济发展程度、区域农田生态赤字/盈余与区域提供的生态承载力比值为调节系数,建立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基于农田生态账户的概念从县(市、区)级层面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武汉城市圈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75.00×108元,涉及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2.31×108元。2 48个县(市、区)中,24个为农田生态支付区,支付区中武昌区的支付量最大,达到5 967.92×104元,最小为14.94×104元(铁山区);24个受偿区中最大受偿额为238.91×104元(黄陂区),最小为5.14×104元(英山县)。3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量占地方当年财政收入的比例在0.07%~5.24%之间波动。论文提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简单、可行,也适用于其他更高或更低的尺度上有农田分布的地区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的核算。     

滇池环境综合治理框架及其投资估算

滇池流域突出的环境问题是水资源紧缺、水体污染严重和生态环境恶化 ,三者表现各异但内在联系十分紧密。滇池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 ,必须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问题 ,从点源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湖内环境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四个方面开展。根据 2 0 1 0年前设想工程项目估算 ,总投资应达95 5亿元左右 ,上述四方面的投资分别占 30 3%、 1 0 8%、 1 0 1 %和 8 8%。从 1 990年到 1 998年 ,已有30 95亿元纳入滇池治理计划 ,1 999年计划不低于 8亿元 ,2 0 0 0年以后尚需安排更大的投资。     

基于恢复能力与影响周期的围海养殖工程生态损害特征及补偿标准——以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养殖区为例

以宁波市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服务价值损害评估指标体系,分析了围海养殖区的生态损害特征,并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研究了围海养殖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资源恢复周期。结果显示：（1）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造成的生态损害总价值为318.90万元/a,单位面积损害价值为3.20万元/hm²·a。生态损害主要以生态服务型为主,占总量比例为53.54%。（2）生物资源型损害类别中,潮间带生物损害价值最大,为59.71万元,其次为紫菜养殖和鱼卵、仔鱼,二者损害价值量相当,占总量比例均为13.55%,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价值损失则均较小。（3）生态服务型损害类别中,一级类别主要以调节服务价值为主,占总量比例为32.56%。二级损害类别中,废弃物处理损害价值最大,为71.77万元,休闲娱乐损害价值也较大,占总量比例为12.80%,其他类型则价值损失较小。（4）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的生态补偿标准为280.90万元/a,单位面积补偿价值为2.82万元/hm²·a,对比生态损害价值确定的补偿标准,总量减少11.92%。项目施工结束后,近岸滩涂恢复速度为4.6320 hm²/a,约13年后新围大堤附近滩涂将恢复到围海前的基线水平。     

黑龙江大兴安岭森林绿色核算研究

在对国内外森林绿色核算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黑龙江大兴安岭1997-2003年森林资源的实物量、价值量和森林绿色GDP等进行了核算。核算结果表明:黑龙江大兴安岭森林的eaGDP(environmentallyadjustedGDP)1997年为38.19×108元,2003年为57.34×108元,年均增长7.01%;森林的eaNDP(environmentallyadjustedNDP)1997年为25.70×108元,2003年为43.96×108元,年均增长9.36%。在森林绿色GDP核算的基础上,进行了资产负债和财富核算。结果表明,1997-2003年,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地、林木存量价值呈减少的趋势;森林环境效益呈增加的趋势,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林地、林木存量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森林绿色GDP占GDP的比重和森林资源占国民财富的比重也呈下降的趋势,说明黑龙江大兴安岭虽然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后,全面禁止天然林采伐,森林的生长量大于消耗量,表现为流量价值有所增加,反映森林是可持续的经营,但从存量上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力是下降的。最后,研究指出,应加强生态补偿政策的研究,积极落实森林可持续经营对策和建议加强绿色财富政策的制定,以保证黑龙江大兴安岭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财富的增长。     

京津冀地区“煤改电”对PM2.5污染的健康效益评估

为准确评估京津冀地区采暖期实施“煤改电”政策带来的健康效益,估算了京津冀地区各区县采暖期“煤改电”政策实施前后PM_2.5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并采用支付意愿法计算了相应的健康损失价值.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煤改电”政策实施后带来了1 745人(95%CI:1 443～1 907)健康效益和23.78亿元(95%CI:14.50～30.63)经济效益.北京、天津及河北地区的健康效益分别为495人(95%CI:436～554)、 296人(95%CI:238～354)及954人(95%CI:693～1 076).经济效益分别为3.50亿元(95%CI:3.08～3.92)、 3.32亿元(95%CI:2.67～3.96)及16.96亿元(95%CI:8.75～22.75),分别占各地区GDP的0.01%、 0.02%及0.04%. COPD、 LC、 ALRI、 IHD、 STROKE减少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87人(95%CI:165～224)、 318人(95%CI:178～458)、 193人(95%CI:115～204)、 506人(95%CI:232～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