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红利视角的环境税制改革研究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OECD国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探索性的举措为解决“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当下热门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借鉴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当下中国税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以实现“双重红利”为目标,为中国环境税制改革提供建议,使中国的环境税制度既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税收效率损失.     

地方政府竞争、差别环境税(费)与污染治理

中国环境税(费)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性.受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影响,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形成了差别的环境税(费).本文利用2004—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地方差别环境税(费)的空间特征与治污效果.结果表明:(1)环境税(费)地区差别较大,不同区域呈现“竞争到顶”、“竞争到底”和“错落分布”等空间特征;(2)大气环境税(费)的直接治污效果显著;(3)邻省水环境税(费)的提高通过“竞争到顶”显著抑制本省污染排放;(4)中部地区大气环境税(费)地方差异造成污染转移.据此提出考虑大气和水污染物特征、科学设定地区差别税率以及警惕“竞争到底”和污染转移对区域整体治污的不利影响等建议.     

区域创新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中国278个地级市2006～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碳排放量与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处理效应的异质性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效驱动了碳排放的量降质升(平均值为-0.078和0.108);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能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及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最终实现有效降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发挥了不同的政策效用,在东部与经济增速较慢地区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有成效,对中西部与经济增速较快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

本研究在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和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的背景下,着眼于国民经济行业中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基于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污染密集型产业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空间特征,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并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山西、宁夏和内蒙古,有望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和政策干预发挥减排效应,其他省区集聚水平的提高将会加剧环境污染;③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能显著降低污染水平.     

中国城市绿色金融及其影响因素——以绿色债券为例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点,旨在调控资本供给,实现环境向好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中国142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政策激励、金融基础、环境污染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引入绿色金融的城市数目较多,东部地区是绿色金融规模增长的承载区域。（2）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显著提升绿色金融规模,而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3）不同区域的政策措施都能与金融基础协同,促成绿色金融发展。仅在东部地区,政策激励能够缓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是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推动下的顺势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应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阻力。     

绿色金融改革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为例,基于2013~2019年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绿色金融改革政策是否具有碳减排效应以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平均值为-0.375）,且呈现逐年递增.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发挥碳减排效应.此外,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改革政策的碳减排效应会辐射到试点区域的周边地区.但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并未发挥多污染物减排协同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扩大改革试验区范围、加大对绿色金融主体的激励和引导以及发挥绿色金融政策协同效应等政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交易权机制的政策效果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检验碳排污交易权试点机制在中国是否能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转型.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局DEA框架下,考察期内,碳排放交易权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从潜在双重红利来看,相对于试点省份,非试点省份的减排手段缺乏灵活性,其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仍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基于核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分析可知,碳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现阶段碳排放总量,但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弱;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并没有提高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对技术进步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弱波特假说",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强波特假说"并未显现,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应该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必要措施.     

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8~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度并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与GTFP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GTFP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各地区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政府经济竞争对GTFP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隐性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隐性规制单门槛,而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支出均造成辖区内GTFP损失,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其门槛特征—基于内蒙古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4-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PSTR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其门槛特征.结果发现,内蒙古自治区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及门槛效应,以门槛值为拐点,分别呈递减和递增的变化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地区差异显著.此外还发现,人力资本对内蒙古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促...     

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评价模型系统及应用

研究和建立一套以可计算的均衡理论模型(CGE)为核心,同时与大气环境质量模型和健康影响模型(暴露-反应模型)连接,组成了环境政策综合评价模型,为综合评价环境政策产生的各类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评价方法.利用该模型系统,分析北京市采用能源环境税对北京市的大气环境、健康、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模型分析认为,北京市采用单一的能源环境税可以改善北京市的大气环境,但也将迟缓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如果北京市在采用能源环境税的同时进行绿色环境税收制度改革,则不但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促进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3~2016年115个资源型城市,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转型,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效应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城市成长周期角度,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也明显不一致;基于时期异质性角度,2013~2016年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作用相较于2003~2012年均有所提升,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存在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     

基于物质平衡模型的工业汞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手段分析

我国以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的环境管理措施并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环境汞污染,因而有必要引入环境经济手段。本文基于汞在采掘、冶炼和产品生产三个生产环节中的利用、处置与排放特征,构建了经济系统及行业部门的汞物质平衡模型,并发现,单个污染源的汞污染物治理难以保证消除汞的环境危害。因而,采取环境经济手段控制工业汞污染,尽可能少的向环境中排放汞,在涉汞工业系统的层面上提高汞的利用效率和再资源化率。我国工业汞污染防治的环境经济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价格、税费以及绿色金融两大类,但仅对生产环节高浓度汞排放发挥作用,对于堆存、再提取和处置环节的汞排放则作用不大。对此,应从扩大环境税(排污费)的征收范围,建立长效的绿色金融机制和推进第三方治理低含量含汞废物,这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如何利用国际环境浪潮推动我国的环保工作(下)

三、北欧一些环境政策的启示第一,环境政策的新发展北欧四国现在都已开始征收SO_2、CO_2、NOx等方面的环境税,这是在国际环境浪潮推动下出现的新动向。瑞典拟订了一个征收20种污染物环境税的方案,已交国会审议。瑞典排放1kgSO_2征收30克郎的环境税,1kgCO_2征收0.25克郎的税,1kgNOx征收40克郎的     

环境税的税理分析及其政策启示

环境税是基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开征的一种税,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弥补,是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手段,是绿色财政的重要内容.对环境税税理的研究,有助于明确环境税开征面临的基本问题,对环境税的制定和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     

瑞典环境税--政策效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文章回顾了瑞典的环境税费,特别是与能源相关的环境税的发展沿革,从环境效益、财政效益、能源结构调整效应三个方面分析了瑞典能源-环境税的效果,并展望瑞典环境税的发展前景.最后指出了瑞典环境税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作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区域差异分析

采用PVAR模型,应用31个省份1985—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双向动态作用关系的时空特征.分别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面板数据的有效性,以及变量间的协整性,基于PVAR模型研究了包含工业性和生活性污染、废水和废气污染的12项污染物排放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动态冲击响应特征.结果表明,不仅经济增长是污染物排放变化的重要原因,污染物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反向作用也非常显著,并且这种双向作用关系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相对较为弱化.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大,而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反馈和约束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环境规制视角下制造业绿色转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基于Super-SBM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探析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其行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并没有实现（平均值为-0.1637）,且行业间差异显著,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能源强度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促使制造业绿色转型降低能源强度.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强了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进而推动能源强度的降低.     

环境税的SO_2和NO_x行业排放分解效应研究

基于环境CGE模型,通过对生产环节排放的SO_2和NO_x,同时征收环境税,将行业SO_2和NO_x的减排量分解为产出规模效应、过程排放效应、中间投入替代效应、能源替代效应(排放基数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和国产进口替代效应,模拟分析我国SO_2和NO_x行业排放量变化的原因.结果显示,SO_2和NO_x的排放量分别减少29万t和13万t,因行业中间使用煤炭减少的SO_2和NO_x排放量分别为57%和99%.从行业分解效应来看,SO_2和NO_x的排放量下降均主要得益于能源替代效应,减排量分别为27万t和12万t,其次是产出规模效应,减排量分别为2万t和8579t.其中,电力行业的减排量最大,能源替代效应完全占主导作用.然而,不同行业的SO_2和NO_x排放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政府在征收环境税时,应着重考虑行业SO_2和NO_x减排的差异性.     

开征环境税的可行性探讨

环境税在许多国家早已采用,而在我国还是个新的概念.环境税属于国家税收种类之一,它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和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进行征收,或对保护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保护的强度进行减免.“环境税”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税”、“环境服务税”和“污染产品税.”一、开征环境税符合中国的国情“经济发展靠市场、环境保护靠政府”这是国内外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规律,无论是计划经济机制还是市场经济机制都是如此.行政手段主要包括环境立法、环境标准、以及排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等一系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