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生态环境分区管治制度的建立

国土空间生态环境分区管治不同于以往的环境污染防治,是新时期应对国土空间新规划体系的一种新型环境管理手段,其重点是根据不同用途的国土空间划分生态环境分区,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突出生态价值和综合效益,按照绿色发展理念,提出差异化的综合施治方案,战略性引导环境的良性发展。本文以国土空间生态环境分区管治制度的建立为目标,阐述其实际意义、基本原则、重要内容和保障措施,初步研究建立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探索更有效的管理模式。     

“十四五”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的战略方向

本文基于对十三五生态环境分区管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分析,对十四五生态环境管理的相关政策趋势做出了研判,即精细化管理、环境监管效率提升和生态环境安全将愈加受到重视。进而从以下方面展开思考并提出了建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中分区规划的科学性,提高环境监管效能;明确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严控开发强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高生态环境安全管理的系统性;基于分区构建完备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治制度 全力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印发为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治制度提供了有力保障。本文分析了新时代生态环境分区管治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完善的方向,给出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的政策选择和推进路径,并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深化空间划分,强化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管治,建立以省为层级的年度体检制度,建立双轨型监管体系几个方面提出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的制度保障。     

"双碳"目标下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理论框架构建

本文深入解析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下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理论框架构建的必然性,从内在逻辑、引领方向、复合目标、多维视角和框架体系方面详细阐述了“双碳”目标下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理论框架。框架包含资源生态化、空间生态化和“双碳”信用化三个内在逻辑,涉及排污目标、“双碳”目标、生态目标和分区管治目标四个复合目标以及多层次、多中心、多功能三个视角,形成涵盖综合技术、管治协同、空间优化和组织能力的理论框架体系,并进一步提出在理论上进行制度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设计,在实践层面建立宏观“数控”和中微观“线控”相结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治机制的发展展望。     

主体功能区建设与财政生态补偿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划是中国国土空间区划与规划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实行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实现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传统的生态补偿理论来探讨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生态补偿模式,要充分发挥市场补偿机制的功能,同步落实主体功能区财政、产业、土地、人口管理、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政策,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分区方法探索——以湖北省黄梅县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是在统一联动的国土空间分区管控体系中为弥补中微观尺度结构性管控作用缺失而提出的新的分区层级,其技术方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分析空间治理“精明化”“精准化”“精细化”要求、对比不同分区逻辑的空间分区方法的基础上,利用空间分析、多元统计、加权Voronoi图等技术方法,从主体功能“点轴”发展规律出发,研究构建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区方法,并以黄梅县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本文方法能够有效划定符合《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中一级规划分区内涵的分区单元,弥补了规划分区方法的缺失;依托功能发展结构的“自上而下”分区逻辑有效将空间结构管控内涵融入规划分区,实现了对空间结构的引导和管控;通过加权Voronoi图模型,识别空间的最优功能导向,提高了规划分区的科学性、技术性。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环境政策框架设计

“十一五”时期,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新亮点就是创新的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概念,主导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需要配套各类专项政策。针对环境问题尝试在主体功能区划条件下设计区域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整个政策框架遵循区域差异、综合协调、可操控和环境优先四个原则分区域构建,各区环境政策都沿着政策定位、政府作为和重点政策三条思路充分拓展,对于各项环境政策在不同主体功能区实施的力度也进行了详细描述。本政策框架将为深入研究环境政策和启发其他配套政策的研究思路提供一定的参考。     

市(县)域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分理论和方法初探——以福清市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为例

地区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给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生态压力,成为影响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生态环境功能区划是根据生态环境要素特征、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及生态承载力,将一个区域划分为不同生态环境功能区的过程,是生态市(县)建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生态承载力理论为生态环境功能区划技术基础,分析探讨了市(县)域生态功能区划的主要功能和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以福清市为例探讨了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的实际应用方法,供读者商榷.     

基于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研究—以云南兰坪县为例

2014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简称怒江州）正式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为探讨该轮退耕还林工程对怒江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简称兰坪县）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选择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2013年）、实施中（2017年）和实施末期（2020年）3个时间,基于遥感生态指数模型,选取绿度、干度、湿度和热度4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兰坪县2013—2020年的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兰坪县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上升趋势,中排乡、石登乡和河西乡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较为明显;2）2013—2020年,75%以上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保持不变,其他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呈小幅度变化,生态环境质量变好的区域面积要大于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的区域面积;3）退耕还林斑块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程度要高于退耕还林2 km缓冲区以及整个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程度,退耕还林工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显著影响,可通过进一步推进退耕还林工程来改善兰坪县的生态环境质量;4）研究区潜在的退耕区主要分布在中排乡、石登乡、营盘镇和兔峨乡4个乡镇,其可作为进一步退耕还林的重点区域。

     

基于“自然-社会”二元驱动的水生态功能分区—以密云水库流域为例

水生态功能分区是根据流域水生态系统区域差异开展的分区研究,是实现流域“分类、分区、分级、分期”的水质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要求。通过梳理国内外水生态分区研究的进展及现状,对比了不同区域分区指标的选取依据及体系特点,分析了我国当前水生态功能分区存在的分区体系不完善、分区水生态要素考虑较少等问题,采用“水陆结合、以水定陆”的思路,提出了基于“自然-社会”二元驱动的水生态功能分区方法。以密云水库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水库流域自然要素及水生态特征,探究水生态系统的驱动-响应机制,结合管理需求,提出密云水库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指标体系,并开展水库流域一级、二级和三级水生态功能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密云水库流域水生态功能区可划分为一级区3个、二级区14个、三级区22个。依据各分区的水生态状况及功能,结合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溯源,并提出相应治理方案。

     

基于ETM+的遥感蚀变信息提取研究——以青海省拉陵灶火地区为例

矿化蚀变信息是遥感找矿重要的标志。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青海省拉陵灶火地区为实例,对经典的Crosta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改进,采用ETM+1+ETM+2、ETM+3/ETM+1、ETM+4/ETM+3、ETM+5和ETM+1+ETM+2、ETM+4/ETM+3、ETM+5、ETM+7提取铁染和羟基蚀变异常信息;通过对比,认为改进后的方法找矿效果更好,为今后该区遥感蚀变信息提取提供新思路。     

基于碳储量最大化的流域多目标土地利用分区优化模拟—以广西西江清水河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碳固存变化的重要因素,土地利用优化对实现区域碳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以广西西江清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通过FLUS-InVEST耦合模型预测2060年清水河流域4种模拟情景（基线情景、耕地保护情景、水域保护情景、高碳储用地保护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与碳储量的时空发展特征;针对高、中、低碳储能力等级区域适宜发展的方向,构建基于碳储量最大化的灰色线性规划模型,优化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并运用FLUS模型模拟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利用Fragstats软件分析流域上、中、下游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形态格局,探讨其与碳储量的相关性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4种模拟情景下,2060年流域碳储量仅在高碳储用地保护情景下稳定提升,其他3种情景都大幅下降;2）基于优化方案,2060年流域内林地、湿地和水域面积增加,建设用地面积稳定增长,草地、耕地面积相对减少且连片耕地保持不变,流域整体碳储量增长达1.32×10⁶ t;3）流域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影响碳储量,且不同流段存在空间异质性,整体上斑块呈现复杂不规则的形态和较高的聚集度、连接度,有利于提高区域整体碳储量。优化策略能更好地满足流域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并统筹流域整体发展,增加流域碳储量的同时推动总体效益最优化。

     

基于统计学方法的地下水水质评价与成因分析——以齐齐哈尔市为例

地下水是我国重要的饮用水源,分析其污染成因对于确保饮用水水质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齐齐哈尔市为例,采用统计学方法,通过数据获取、评价指标筛选、水质评价、成因分析4个步骤进行地下水水质评价与污染成因分析。结果表明:齐齐哈尔市部分地区地下水水质极差,铁、锰是主要超标指标(GB/T 14848—2017《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且潜水铁、锰浓度超标相较承压水更为严重;铁浓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泰来县,最大超标达54.67倍,锰浓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泰来县和克山县,最大超标达15.40倍;地下水铁、锰浓度超标主要与原生地质条件有关,承压水铁、锰浓度超标还与该区地下水开采强度较大有关,铁浓度超标主要与地下水pH、有机质和氨氮浓度相关,锰浓度超标主要与地下水pH、溶解性离子浓度相关。     

基于LMDI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以唐山市为例

唐山市作为我国钢铁和焦炭产能最为集中的城市,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巨大。本文分析了唐山市2010—2017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变化特征,然后通过LMDI分解方法对唐山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发现经济发展是其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因素,人口增长也对碳排放有一定贡献,而能源强度下降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的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改善虽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影响十分有限。唐山市应继续推进能源结构低碳化,削减煤炭消费总量并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同时优化产业结构,持续推进化解钢铁、焦炭过剩产能,鼓励、推进第三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转变。     

多维度水质安全评价方法探讨——以太湖为例

基于太湖水污染特征,筛选了包括水质、富营养化、水华发生、健康风险方面的指标,构建了包含4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的多维度水质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以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确定指标权重,以水质安全指数评价水质安全等级的方法,并利用2012年调查数据对太湖水质安全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12年太湖整体水质安全等级为及格,除湖东区水质安全等级达到中等外,其余湖区均为及格,其中竺山湖、西北区水质安全状况较差,水质安全指数分别为50.78和52.45;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表明,富营养化水平、水华发生状况是影响太湖水质安全的主要因素。     

宽滩型河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以辽河干流为例

为解决线状河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长期停留在均一性核算,难以体现空间差异性的问题,整合高精度遥感数据和常规数据,区分源于河槽、滩地和河流整体3种空间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梳理GIS平台运算的方法和参数,构建了宽滩型河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核算成套方法,并应用于辽河干流。结果表明:2013年辽河干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537.39亿元,其中洪水调蓄服务占比最高(46.99%),其次是气候调节服务(29.22%);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差异,河槽和坑塘较高,旱地、灌木林、有林地、草地、滩涂和水田较低且数值接近;2013年辽河干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比2009年增长了101.63亿元;辽河干流流经的铁岭、沈阳、鞍山和盘锦4个市中,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均以辽河口的盘锦市为最高。     

基于多指标的规划环评有效性分析—以产业园区为例

为更好地分析规划环评的有效性,以26个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为例,基于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执行取得的实质性成效和不足。结果显示,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在落实总量控制和绩效要求、落实产业准入限制、保护和避让环境敏感区域等方面实质性成效显著,但在推动配套污水处理设施完备、协调人居环境安全风险、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水平提升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不同园区级别上,国家级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执行成效优于省级及以下园区;不同规划环评审查时期上,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工作指导和推动改革取得成效,“十三五”以来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的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取得实质性成效优于“十三五”之前。不同地区上,东部地区更加重视规划环评源头预防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落实规划环评意见执行力较中西部地区强。基于问题导向,提出加强产业园区环境管理、加强规划环评跟踪监管以及推动多部门共同参与规划环评编制和落实等方面建议。

     

双重差分模型在政策环境评价中的应用研究—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为例

政策环境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其方法研究对政策环境评价制度完善及实践开展至关重要。双重差分（DID）是计量领域用于政策效果评估的主流方法之一,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为例,采用多期DID评估该政策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探究DID在政策环境评价中的适用性。结果表明,DID在政策环境评价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用于政策实施后的环境影响评价和政策实施前相关政策的回顾性评价。未来应加强政策环境评价的技术方法研究,形成统一完善的技术方法体系,以促进政策环境评价制度的构建与实践的开展。研究发现,政策设计上环境利好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在研究区域对农业面源控制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刺激农户施用更多农药,产生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