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搬迁是否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基于陕南三市1578户农户面板数据

山区移民搬迁是否加剧耕地撂荒关系到移民稳定性及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基于陕西省南部地区商洛、安康、汉中3市8县（区）1578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回归得出,移民年数对是否撂荒、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在1%的水平上有正向影响;仅当移民距离超过0.5 km时,农户耕地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显著增加;不同移民类型中,工程移民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最大,避灾移民影响程度最小;另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农地流转特征显著影响了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可以得出,移民搬迁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城镇生活的转变及务农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是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对工程移民农户进行有土安置,加大生态移民区退耕还林支持力度,扶持扶贫、避灾移民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     

"村下"采煤非自愿性移民问题研究

剖析了我国目前“村下”采煤村庄搬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借鉴水利工程中非自愿性移民的经济,结合煤炭行业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以武威市为例

生计风险作为移民社会整合的标尺,已成为研究生态移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视角。以祁连山北麓的武威市为例,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了移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武威市生态移民的生计类型以非农户为主,纯农户比例不足10%,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4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67.44%的移民面临着多重风险,以经济风险为主,生活开支大、新分棚圈耕地质量差、返贫是主要的风险要素。（3）应对策略主要为向亲朋借钱、银行贷款、外出打工和减少开支,后顾生计则多选择扩大养殖、长期打工和维持现状,不同县区移民的策略选择略有不同。（4）政策、福利和经济风险会显著影响移民对“向银行贷款”“减少开支”及“外出打工”等应对策略的选择,而后顾生计的选择更多受制于生计资本储量,而政策及经济风险的影响较低。移民户的类型对策略选择影响显著,非农型兼业户更倾向于选择“向银行贷款”和“扩大养殖”。     

土地荒漠化与我国生态移民政策研究

生态移民是把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有计划、有组织地异地搬迁安置,从而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研究我国的生态移民政策及其实施现状,在分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所要完善研究的内容和政策措施,以期能够保证我国生态移民工作的顺利推进.     

老家依恋对秦巴山区生态移民新环境融入的影响——基于陕南三市的案例研究

生态移民的新环境融入对实现移民安置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陕南商洛、安康和汉中三市的三个移民安置点作为案例地,利用半结构化访谈对196位就近安置生态移民进行调查,通过质性分析和QCA（定性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将移民老家依恋和新家地方融入/疏离进行了关联分析。研究表明：移民融入新环境是一个老家—新家互动的建构家的过程,就近安置使得这种互动过程更加显著;与其他移民类型相比,就近安置使得老家与新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全面性的特点,包括老家认同、功能性依赖和社会支持;就近安置所存在的老家与新家联系的复杂性成为移民对新环境产生疏离的重要因素。研究建议,除了解决移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应允许移民进行老家与新家的互动,并对互动做进一步的政策性安排,以便逐步实现移民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新环境融入。     

北京市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潜力与途径研究

北京市城市垃圾包括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园林垃圾等,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是垃圾治理的目标。垃圾资源化处理是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数年以来,生活垃圾产量的增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餐厨垃圾、园林垃圾产量仍在不断增加,其处理途径仍需进一步规范。通过分析北京市城市垃圾产量及组分、调研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途径现状,最终对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潜力与途径进行研究。     

湿地退耕还湿与替代生计选择的农民响应研究——以三江自然保护区为例

通过对三江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6个村屯和实验区内5个村屯的310家农户家庭就退耕还湿和替代生计选择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在退耕还湿问题上,不同区域位置、年龄结构和耕地拥有量决定了他们对退耕还湿支持意愿的不同,表现在实验区内的农民和农民中的年轻人支持率要高,耕地在6~12hm²之间的农民支持率最低;农民反对退耕还湿的原因和农民接受退耕还湿的补偿选择都凝结着农民对现有耕地及补偿制度的思考。在替代生计选择上,当地居民没有明确的目标,多倾向于有保障的种植业调整。研究表明:农民对退耕还湿的支持主要取决于能否保证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且与农民的收入来源和谋生能力有关;替代生计发展的不健全和不稳定,使得农民仍把土地作为重要的生活保障。缺乏明确的退耕还湿补偿制度和替代生计引导是退耕还湿实施的制度障碍和政策缺失;基于当地农民考虑,提出了核心区生态移民、缓冲区传统农业改造和实验区多元化产业发展总体替代生计模式。     

兖州矿区采煤塌陷地状况与综合治理途径研究

通过对兖州矿区采煤塌陷地状况进行现状分析和趋势预测,结果表明,至2000年底,已累计塌陷土地5389.40hm2;预计到21世纪中叶,兖州、济东2个煤田最终将形成两个塌陷中心,面积达4.4×104hm2。这不仅使大面积农田被毁,造成生态失衡,而且给当地工农业生产以及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应该彻底进行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治理。据此,根据矿区工农业持续协调发展的需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全方位提出了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治理途径。     

兖州矿区采煤塌陷地状况与综合治理途径研究

通过对兖州矿区采煤塌陷地状况进行现状分析和趋势预测,结果表明,至2000年底,已累计塌陷土地5389.40hm₂;预计到21世纪中叶,兖州、济东2个煤田最终将形成两个塌陷中心,面积达4.4×104hm₂。这不仅使大面积农田被毁,造成生态失衡,而且给当地工农业生产以及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应该彻底进行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治理。据此,根据矿区工农业持续协调发展的需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全方位提出了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治理途径。     

粤东某地氟病区氟的来源与迁移转化途径研究

粤东某地地氟病高发的原因是饮用高氟水,但水中氟的来源不明。在对研究区开展地质环境背景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测定研究区岩石、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大宗粮食作物(水稻)中氟的含量,综合分析了氟的来源及其迁移转化途径。结果表明:粤东某地氟病区的氟主要来源于高氟地质体——岩石和高氟深层地下水,农作物通过对土壤、水中氟的吸收、富集,最后通过饮食实现了高氟地质体中的氟向人体的迁移转化。该研究结果可为地氟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

中国反贫重点由摆脱绝对贫困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系统解决相对贫困转变。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1038份入户调研数据,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三权分置对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有积极影响,但对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种田能手。从作用路径上,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收入损失的主要原因分别是经营规模萎缩和负向直接效应,而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收入增加依赖的路径是规模扩张。（2）三权分置对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两类主体收入有积极影响,但对赋闲农户的作用并不乐观。从作用路径上,三权分置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和放松流动性约束两条间接路径提高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主体收入,但赋闲农户的间接路径未形成通路。（3）三权分置对各离农主体的收入总效应高于传统农户、种田能手,却低于家庭农场、资本农场,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离农主体内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助力政策顺利实施、保障农户福利和推动共同富裕有指导意义。     

农地整治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环境污染型项目中农村移民安置规划研究--以梅城垃圾填埋场为例

在一些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中,做好农村移民的安置规划工作尤为重要。借助世行贷款项目,通过持续的实际调研,以梅城垃圾填埋场为例,介绍了项目的建设主要内容及影响。从征地补偿安置、农村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及弱势群体及妇女权益保护三个方面论述了农村移民生产生活安置方式。基于此,总结出了以下四个结论：(1)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2)征迁过程与安置工作相协调、(3)合理补偿,适当调整、(4)强化机构建设和人员能力培养。并提出了四条合理化建议。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陕西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介绍生态足迹理论基础上,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并构建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用于衡量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以陕西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在大尺度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中的运用进行实证研究,计算其1991年至2008年的旅游生态足迹。结果表明:陕西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旅游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平均存在0.033 1hm2/人的旅游生态赤字,其旅游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最后提出未来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低山丘陵区土地整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广安区为例

为探讨低山丘陵区土地整理的模式,利用MAPGIS软件综合处理研究区大量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基础数据,针对低山丘陵区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及特点,从多方面说明土地整理的迫切性.依据经济、社会、生态相统一的目标,划定3个土地开发整理区,确定开发整理的方向及重点.研究得出土地整理是改善用地结构、协调人地矛盾的有效途径.结论:土地整理应首先以保护耕地数量和质量为核心,集约利用土地,促进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加强土地管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综合效益.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困境与出路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免不了挫折和失败,中国自然保护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的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在其土地权属、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此,从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关系出发,主要考察自然保护区的困境与出路.     

PSR模型及在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中的应用

论文从土地利用中的人地关系分析入手,阐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PSR概念系统,并据此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研究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问题。采用Delphi法确定权重,引入功效函数量度因子贡献值,运用协调度函数并进行二次综合评判来确定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及阶段。提出评价-调控-再评价-再调控的动态渐进模式以促进区域土地利用达到可持续性。利用所建模型与指标体系对江西余江县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余江土地利用状况正处于可持续利用初始阶段,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问题较多,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有关对策与措施。     

湖北省农地资源价值研究

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粮食、纤维等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文化教育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科学、合理地评估农地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可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为制定和实施农地生态管护政策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文章运用收益还原法及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农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较为科学地评估出农地的整体价值,摸清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研究表明,湖北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域用地在内的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现值达2514.88×10⁸元,相当于全省2004年生产总值的39.86%,是农地价值构成中无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全省现有耕地资源总价值达11398.77×10⁸元,目前无法进入交易市场或有效地通过交易机制实现的非市场价值有942.63×10⁸元,占耕地总价值的8.27%;园地及水域用地的总价值分别为3715.27×10⁸元和10192.81×10⁸元,非市场价值的比例份额分别达13.64%和5.48%;现有林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达506.35×10⁸元,折合林地非市场价值约6407元/hm²。     

中国水土资源本底匹配状况研究

论文以中国水资源二级区为基本单元,利用单位面积水资源量法和基尼系数法,以二级区水资源总量和潜在可开垦耕地面积为数据基础,评价中国水土资源本底匹配状况,为中国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首先根据适宜农作物耕种的高程、坡度和土壤类型条件,得到中国潜在可开垦耕地分布;然后,计算单位潜在可开垦耕地面积水资源量,评价中国水土资源本底匹配分布状况;最后,绘制水土资源洛伦兹曲线,计算基尼系数,对中国水土资源本底匹配总体状况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1）中国北部区域潜在可开垦耕地较多,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分布较少,未来具有较大耕地开发潜力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北方; 2）中国本底水资源和潜在可开垦耕地资源空间分布存在严重错位; 3）较之已有研究成果中依据水资源量和耕地面积计算的基尼系数0.566,论文以本底水资源和潜在耕地为基础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0.712要大很多,表征中国本底水土资源不匹配程度要严重得多,中国80%的水资源服务不到23%的潜在可开垦耕地。     

参与式方法在乡村生态恢复与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对区域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的规划,传统上由相关技术人员应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景观生态学的方法进行。把当前国际发展领域通用的参与式方法与生态规划方法相结合,通过多层次、多学科、多部门的共同参与,使外来者的技术和当地相关利益群体的经验比较好地融合,完成村民参与式的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规划。利用这种方法形成的规划,能够增强社区村民的拥有感,有利于规划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