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退耕还林政策评价——黄土高原区3县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农户层面上,以技术效率为标准,对退耕还林政策加以评价。以黄土高原区的陕西省吴起县、定边县和甘肃省华池县为实证案例,论文通过同时估计农户的投入导向的随机距离前沿和技术效率影响模型两个等式,分别测算了2009年吴起县159户、定边县152户和华池县125户农户退耕还林政策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退耕还林与吴起县农户技术效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定边县和华池县的样本农户技术效率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退耕还林政策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执行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对定边和华池农户给予额外补贴或者实质性扶持,才可以实现该公共政策均衡私人森林供给和社会森林需求。研究还显示:3县农户生产受到劳动力、资金、土地、固定资产等投入要素的约束;户主的年龄、家庭规模和教育对不同地区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影响;3县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在80%,说明存在减少约20%的成本且不减少产出的空间。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补偿到期农户复耕意愿研究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是首轮退耕补偿到期、延长期退耕成果巩固以及新一轮退耕规模扩大的关键时期。本文以土地依赖为视角,基于补偿到期农户农林业生计分析,探究土地依赖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5年11月陕西延安吴起县所收集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内生样本选择三阶段模型,从农林业收入和劳动力投入两方面分析了退耕补偿到期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及其对农户复耕意愿和计划复耕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退耕补偿收入及退耕地上相关收益较少,不足以支持补偿到期农户发展替代生计和保障口粮安全,农户对土地生产的需求会构成其复耕或不愿退耕的重要原因。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与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冲突对立关系,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的收入依赖程度越强,其复耕的可能性越低,计划复耕程度越低,可见,一定程度的土地依赖为其发展多样化生计提供生存基础和粮食安全保障,反而会促使农户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相反,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生产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其复耕的意愿越强,计划复耕程度越高。因此,保障退耕还林成果的可持续性重点在于提升农户农林生产效率,发展劳动集约型土地生产,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此外,以农村扶贫与发展为目标的移民搬迁工程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对农户退耕还林行为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积极的影响。退耕还林工程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等农村扶贫与发展项目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贫困山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双赢目标。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华北平原的极端干旱事件与农村贫困:不同收入群体在适应措施采用及成效方面的差异北大核心CSCDCSSCI

日益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加剧了农村贫困,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的严峻冲击,为此,实证分析了华北平原不同收入群体应对极端干旱事件的适应行为及极端干旱事件对其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以期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对策及精准扶贫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基于华北平原5省889个农户的1 663地块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的思路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产的劣势可能导致其显著减少了0.12次灌溉频次和降低了2.1%的概率去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以应对极端干旱事件;(2)每增加1次的灌溉频次将平均挽回约21%的单产损失和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相比于未采用也将挽回12%的单产损失;(3)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在面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冲击时显著地增加了约2%~3%小麦单产损失。基于此,在制定减少因灾致贫的贫困农户群体和预防农村贫困危机的政策时,要考虑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具体而言,为了增强农户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尤其对农村收入较低(贫困)群体,政府适应政策不要忽略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本等因素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精准扶贫效果;在华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明显的状况,加大推广灌溉和地面管道节水技术适应行为以减少极端干旱事件的潜在生产损失和减少贫困群体。     

华北平原的极端干旱事件与农村贫困:不同收入群体在适应措施采用及成效方面的差异

日益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加剧了农村贫困,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的严峻冲击,为此,实证分析了华北平原不同收入群体应对极端干旱事件的适应行为及极端干旱事件对其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以期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对策及精准扶贫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基于华北平原5省889个农户的1 663地块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的思路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产的劣势可能导致其显著减少了0.12次灌溉频次和降低了2.1%的概率去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以应对极端干旱事件;(2)每增加1次的灌溉频次将平均挽回约21%的单产损失和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相比于未采用也将挽回12%的单产损失;(3)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在面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冲击时显著地增加了约2%~3%小麦单产损失。基于此,在制定减少因灾致贫的贫困农户群体和预防农村贫困危机的政策时,要考虑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具体而言,为了增强农户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尤其对农村收入较低(贫困)群体,政府适应政策不要忽略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本等因素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精准扶贫效果;在华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明显的状况,加大推广灌溉和地面管道节水技术适应行为以减少极端干旱事件的潜在生产损失和减少贫困群体。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变化研究

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土地流转能否显著增加农民收入,达到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现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和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Shapley Value)方法,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转使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农业收入显著提高18.18%和72.46%,并且大规模转入的农户人均总收入的增加程度显著高于小规模转入农户,说明土地流转存在规模效应。土地流转对转出户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没有显化租金;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先于土地流转,使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释放作用不显著。(2)土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转不是造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和村庄特征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较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稳定土地租金水平,使转出户获得合理的租金收入;第二,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缩小农户与非农经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农户就业竞争力,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转出户非农务工收入。     

中国相对贫困测度与城乡差异

中国在2020年完成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通过降低不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研究研究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等对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构建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层次和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相对贫困分布状况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构建框架,最终使用Shapley分解和Fairlie分解两种方法对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最终决定于各地区具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相对贫困的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镇地区,不论是使用全国统一的还是城乡分设的相对贫困线,农村地区将依然是中国未来扶贫的主战场。收入、工作、生活质量、户主教育和省份是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和工作解释了2018年城乡相对贫困差异的49.88%,生活质量和户主教育分别解释了10.41%和9.28%。但是不平等和生活成...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瞄准分析

随着我国扶贫战略从区域扶贫向个人扶贫的转变,2007年我国在农村地区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于一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资料,本文采用赤贫指数从多维度度量了农户的贫困程度,并将其应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研究.赤贫指数越低,表示农户越贫困,理论上,这些农户也越应该获得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资格.结果发现,现阶段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瞄准效率不高,瞄准遗漏和瞄准漏出同时存在.其中,在村级层面的分析结果发现,样本村中只有25.5%的最贫困农户在2007年得到了低保;同时,处于赤贫指数最低端的20%和40%的农户分别只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名额的50.67%和73.33%.而在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户中,有1/5以上的农户认为低保金对改善他们家庭经济状况帮助很小或者没有任何帮助.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在继续增加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财政投入的同时,应当在建立健全更为规范完善的收入核算标准的基础上,从研究和实践两个方面继续探索发展适合我国农村的多维度的贫困户鉴别制度,提高农村低保的瞄准效率.     

基于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2020年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彻底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且覆盖范围和贫困维度更广,致贫因素更复杂,将影响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文章基于多维相对贫困理论,从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视角出发,以贵州省天柱县5 502户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尝试划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识别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深度剖析致贫原因及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较深,差异性较大,其中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低,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2)运用Dagum基尼系数验证了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中位数的60%识别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更具合理性,其中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达到56.00%,其次是传统务农型和兼业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仅为2.46%。(3)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外源滞后型为主,外出务工型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滞后型为主,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外源滞后型为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构建“一个中心三个着力点”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双核心双动力”外出务工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N+1”兼业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和“三管齐下”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基于夏普里值过程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分解

认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并研究引致收入差距的因素,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内蒙古和甘肃2个省1500户农户的截面数据,采用夏普里值过程对Gini系数、Theil指数、Atkinson指数这三个不平等指标进行回归分解.分解结果稳健地发现,以县域为代理变量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非农劳动力、培训比和家庭男劳动力比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度较大,而平均年龄、家庭人口和平均教育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较小.作为社会网络的人情收支和作为物质资本的人均土地面积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极小.从缓解中国西部农村地区间的不平等的角度看,长期而言,支持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土地问题,避免作为物质资本的土地成为引致不平等的因素,对于未来控制不平等状况有重要意义.     

农村人口动态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多维贫困更符合贫困的本质和走向,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平衡面板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基于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结果表明:农村人口年龄、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绝对收入、社会地位及相对收入等均对农村人口持续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年龄、相对收入、户籍和绝对收入均对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农村人口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越长,持续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高,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东部、中部、西部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较高,而东部、西部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较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农村人口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易于陷入多维贫困,然而相对收入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作用不明显。社会地位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产生消极作用,却对陷入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研究结论:打破"持续多维贫困"恶性循环应从"小处"着手,以"输血"为主,"走进去"识贫,"走出来"脱贫;防范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应从"大局"着眼,把发展和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本途径,引导"脱贫"和防范"返贫",提能力避返贫,新思路促扶贫。精准扶贫机制要建立在契合贫困本质的贫困标准上,找准"贫根",寻共性扶贫,诊特性脱贫。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产生活影响研究

研究退耕还林工程与农户的关系对于退耕还林后续问题解决,完善工程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在准格尔旗多年农户调查的基础上,对该旗退耕还林工程初期(2002年)和后期(2010年)农户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主要探讨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家庭结构、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以及农户对退耕还林态度、禁牧圈养态度变化和对退耕还林工程评价,最后分析了农户返耕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受访农户平均年龄由2002年的35.02岁上升为2010年的45.32岁,年轻农户比重明显下降;户均人口从2002年的3.75人下降到2010年的2.8人.农户人均毛收入由2002年的1 332.03元增长为2010年的5447.77元;收入结构也由牧业为主转为外出务工为主;养羊农户比重明显减小,但户均规模有增大的趋势.农户依然高度支持退耕还林,但对退耕补贴的满意度下降,大部分依然赞成禁牧和圈养,但支持力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农户将退耕地返耕可能性较小,且大部分受访农户还支持进一步退耕.     

中国城市居民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1989-2009

研究工资领取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文献较多,然而,关于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却受到忽视。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检验了1989-2009年间我国自雇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趋势变化。本文首先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进行了分组分解,分组选择了四个标志,分别是教育、行业、地区和性别,这样的分组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某些具有政策性意义的问题,然后使用Mookherjee方法对广义熵指数进行了组内不平等、人口比例、平均收入的变动分解,利用Ravallion方法对贫困指数进行了组内、组间及交互效应的分解,研究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率居高不下;熟练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构成了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变化的主要成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组内不平等而言,教育和地区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贡献较大,非熟练劳动力、中西部自雇者和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是导致自雇群体总贫困上升的决定力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

农业产业扶贫是激发贫困地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农户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多维贫困分析,建立一个"精准识别-农户参与-影响效果"的多维贫困瞄准分析框架,并提出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在此框架下,可首先使用多维贫困方法进行贫困农户识别,在多维贫困农户分组基础上分析农户参与状况,并分析参与层面的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然后基于多维贫困农户分组,使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评估扶贫政策或项目对不同组农户的影响效果差异。在分析框架应用中,使用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四省(直辖市)贫困地区989个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研究发现:(1)在农户参与层面,多维贫困农户与非多维贫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的比例相近,但非多维贫困农户户均获得补贴金额总体上高于多维贫困农户;(2)随着维度临界值逐渐增大,农业产业扶贫的一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变小,二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增大,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3)在影响效果层面,农业产业扶贫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农户种植业投入和收入的增加,但其影响仍存在异质性,深度贫困户参加农业产业扶贫并没有明显促进其种植业总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的增加。为提升农业产业扶贫的效果,针对贫困维度数量较少农户,应加强农业技术服务,提供农业产业扶贫贷款,合理选择产业,发展农业保险。针对深度贫困农户,应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村集体的组织联系作用,探索要素入股方式,改善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     

农牧交错带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是揭示生态与经济互动关系及其系统耦合要素演变过程的一种有效分析方法,农牧模式的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是开展农牧交错带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基于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利用黄土丘陵沟壑区各监测站数据和吴起县2007年土地利用现状、地形、坡度等数据,模拟分析了吴起县种植业作物产量与泥沙流失量随人均梯田面积的变化特征,评价了吴起县草畜业生态经济耦合现状并模拟分析了预计可达到的生态经济耦合指数.结果表明:坡耕地改梯田不仅能小幅度增加作物产量,而且能大幅度减少泥沙流失量,具有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耦合指数可以定量表征生态经济耦合过程及其状态,吴起县目前农牧模式生态经济耦合过程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草畜业模拟生态经济耦合指数仅为992.20 元/t,大规模开展舍饲草畜业不可行,未来需在加强草场管理和合理载畜的前提下,逐步取消禁牧(放养羊)政策.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农户行为选择及损益北大核心CSCDCSSCI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激励农户自愿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关键,而现有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测算方式没有考虑农户机会成本和损益状况的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文章将实物期权理论引入农户收益测算中,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南北不同地区收益不确定条件下成本收益等额补偿的转换边界,结果表明农户退耕的机会成本随时间和地域变动而变动,科学高效的退耕补偿标准也应随之变动。随后,根据2002-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以小麦和稻谷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退耕地块上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结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初值密度和生态林认定标准以杉木和刺槐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造林成本,进而得到退耕还林的造林净收益,通过比较历年种植农作物和造林的净收益,表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2002-2009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高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益,2010-2013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低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损。最后,利用几何布朗运动模拟2014-2030年的退耕机会成本的可能走势并与转换边界进行比较,得到粮食产量、补偿标准与农户受损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下退耕农户的受损概率随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而增加,随补偿标准的增加而减小,在相同立地条件和相同补偿标准下南方地区退耕农户受损的概率更大。文章为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策含义是在中央政府"一刀切"政策现状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地域特征和机会成本的变化制定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在选择退耕地块时应考虑地块的立地条件,避免宜耕地被退。     

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

农村公共信息服务的贫困已成为制约农户增产增收的关键因素.完善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供给可以有效弥补城乡的信患差距,对农户增产增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该文在对湖北省英山县有关乡镇农户信息服务需求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信息服务的供给方式及农户对农村信息服务需求的特点.调查表明,农户信息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是农户获取信息手段落后,信息产品供给模式单一,农户的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     

IFAD中国项目精准脱贫绩效评价:基于农民人均收入视角

基于课题组在7省区1 356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差分析模型对IFAD项目的扶贫绩效进行了测度;选用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代理指标,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项目干预的净效应进行了分析,分别采用核匹配和半径匹配(0.001)方法测算了项目的干预效果,定量评价了联合国IFAD中国项目对项目区受益人精准脱贫的实际贡献。研究结果显示:1IFAD项目脱贫效果显著:IFAD项目的实施对项目区贫困农户脱贫率的净贡献为18.71%,由于IFAD项目实施而摆脱贫困的受益人总数达到80.746万人,其中直接受益人46.113 7万人,间接受益人为34.632 3万人;2从收入结构来看,IFAD项目干预对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的影响最大:采用Di D、包含控制变量的Di D、加权最小二乘Di D和PSM方法分析的结果显示,IFAD项目实施使项目受益人的种植业收入人均增长了1 031.15元,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3从家庭特征来看,市场便捷程度和户主学历对IFAD项目干预效果的影响最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旨在提高IFAD中国项目脱贫绩效的政策建议:1应充分发挥联合国IFAD项目精准脱贫的示范效应;2加快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以优化贫困户的收入结构;3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道路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