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域尺度旅游效率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以洛阳市375个旅游村为例

以“人地业”耦合协调、旅游系统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乡村旅游效率评价体系,识别并分析影响效率的因素和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使用洛阳市375个旅游村调研数据、地理数据、交通数据,综合运用地理探测器、Bootstrap-DEA、冷热点分析方法,围绕乡村旅游资源的配置效率、空间格局及形成机理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达到0.41,洛阳市乡村旅游效率偏低;旅游综合技术效率高值区具有显著集聚性,高值区分布具有显著的交通指向性;影响综合技术效率及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是村域人口密度、地形条件、贫困村因素。从系统论角度揭示系统要素、系统结构、系统间嵌套对村域旅游效率的影响,可为乡村旅游发展要素配置与制度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空间生产机制及其效应——以广东省窑塘村为例

从空间生产视角介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构建“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生产机制—空间生产效应”的研究框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一手数据,对广东省窑塘村建设用地整治进行深入剖析,阐释其空间生产过程、机制及效应。结果表明：（1）关键行动者镇政府和核心行动者党群理事会积极征召和动员,各行动者为满足自身利益诉求通过“闲置危旧集体拆,社区产业联合建”的强制通行点构建行动者网络,完成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空间生产过程。（2）窑塘村建设用地整治空间生产以土地增值为内动力,释放土地发展权的交易价值、经营价值和生产价值,以利益相关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外动力,内外动力共同作用形成空间生产机制。（3）村集体合理配置土地发展权,积极推进村庄建设和产业发展,利用外力驱动乡村内生动力,引导城乡要素形成“二次流动”,为乡村物质空间生产带来正面效应;但在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和新村建设中,小部分农民的居住权益被忽视,导致空间隔离现象产生,对乡村社会空间生产造成了负面效应。     

基于要素流动的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方法框架探讨

现有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主要遵循空间开发导向,利用静态数据和用地分配标准、评估及预测模型开展,存在一定的“区域偏好”和“规模求大”现象。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实施要求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方法需要及时革新。关注到信息或智能技术深度影响下未来城镇场所空间将转变为流动空间这一必然趋势,不同尺度生产、生活及生态要素时空流动与分配将是城镇建设用地科学配置的关键。因此,利用多源要素流大数据和多学科分析方法,试图从城镇空间发展水平评价、城镇要素流动网络时空模拟与用地分配、城镇要素功能区识别与开发边界划定、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效果动态评估4个方面,建立基于要素流动的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方法框架。结果表明：（1）城镇空间发展水平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城镇对区域现状要素控制、吸引及溢出的能力,并从空间发展规模、活力及品质三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2）在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区域分配过程中注重利用网络优化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区域要素流动规律,并通过时空耦合模型找出不同等级和类型“空间发展水平—要素控制力”组合的城镇;（3）城镇未来扩展方向和边界形态是由内部各类要素流动变化与功能空间布局的供需时空匹配情况决定的,需要利用时空耦合、引力、CA及多智能体等模型识别要素功能影响区和流动偏好;（4）城镇建设用地配置效果评估指标需要体现生态文明、高质量、智慧治理及一体化等未来城镇发展要求和趋势。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为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基于土地利用视角的乡村居业协同多尺度分析——以徐州市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居业协同作为乡村人居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其程度能够反映乡村振兴的质量与成效。采用土地利用数据从结构和利用两个维度探索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三个尺度下的居业协同格局,结果表明：（1）徐州市土地在供给方面表现出居业失衡,宅基地供给相对于经营性建设用地优势明显;但由于使用中宅基地的空废,二者利用状态表现得更协同。（2）不同空间尺度下,居业协同状态有所差异,其中乡镇尺度居业空间关系较为稳定,基本维持相对平衡,本文认为乡镇是土地资源配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佳尺度。（3）后续研究中,居业用地适宜的比例及农用地对居业协同的影响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西南喀斯特典型区国土空间功能质量评价及耦合协调分析——以广南县为例

城镇、农业和生态功能组成整个国土空间功能系统,分析国土空间功能质量状况,揭示它们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实现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探究西南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功能的发展状况,分析其质量分布特征,以西南喀斯特典型区广南县为例,基于城镇、农业和生态功能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借助综合评价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国土空间的功能质量与空间特征进行了评估,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国土空间功能的耦合协调状况。研究发现：（1）城镇和农业功能质量以低值为主,生态功能质量以高值为主,综合功能的高低质量的数量结构较平均,不同功能质量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2）四种国土空间功能质量均具有正相关性,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并呈地域分布差异;（3）喀斯特地区各类功能相互影响较大,低耦合区和高耦合区分布差异显著,在建设用地中耦合度最低;（4）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功能的耦合协调关系可分为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轻度协调,它们的空间分布差异与综合功能质量相似,国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区管控措施的提出可有效推动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土空间功能质量的提高。研究结果可为西南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和优化调控提供参考。     

如何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网?

1979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RD)在大范围内完成了保持和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研究工作。发展、评价、改进并利用了多种监测仪器。ORD 利用太阳能电池和卫星作为远距离感测乡村环境的手段,使空间时代的技术用于清洁空气。     

基于可持续视角的旅游用地利用模式研究——以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用地的利用要寻求一种既符合可持续发展规律,又能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土地利用模式。旅游用地可持续利用模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另一方面能够产生生态经济能效。在对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归纳了旅游用地的时空特征、复合型与多功能性特征,提出南山风景区多地类综合型用地模式,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从用地结构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生态指标四个方面对南山风景区的可持续旅游用地模式进行定量与定性评价分析。认为实证区的用地模式尚需调整,并针对其过度放牧、监管力度不够和用地无序粗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空间格局与耦合类型

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系统认识与分类研究是乡村整治和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北京市平谷区为研究区域,从规模、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形态识别指标,使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275个行政村的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借助ArcGIS和GeoDa依次对三者进行空间关联分析,进而基于三维特征划分出8种农村居民点耦合类型。结果表明：（1）平谷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存在空间集聚的正相关性,空间分布分别呈现“递进式”“圈层式”和“镶嵌式”格局。（2）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的地域差异性显著,全区62.8%的村庄表现为低强度,51.3%的村庄表现为结构不合理,61.4%的村庄表现为功能不协调。（3）平谷区以T1-S1-F2型（高强度—合理—不协调型）和T1-S2-F2型（高强度—不合理—不协调型）的农村居民点为主,两者共占农村居民点总量的60.1%,前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近的乡镇,后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远的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的山地丘陵区。（4）规模强度高、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协调的农村居民点类型是平谷区乡村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政策制度、技术工程、产业扶持等差别化治理模式是推进农村居民点可持续性利用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利用NDVI-Albedo反演厦门后溪流域地表特征

利用TM影像与6S模型反演获得精确NDVI与Albedo数据,在NDVI-Albedo散点图空间综合分析了后溪流域的植被和地表反照率空间分布特征。后溪流域整体上植被丰富,土壤湿度大,裸地少,并且流域内南北地表特征变化显著,北部山区以自然地表为主,南部平原以建设用地人工地表为主。南北地表类型差异在NDVI-Albedo空间中表现直观,利用NDVI-Albedo作为指示因子,在流域内的山区平原衔接部位设置13条样带,结合小波分析的方法,将后溪流域南北划分,确定出一条长12.26 km的地表分界线。此分界线代表南北不同地表类型,反映不同的城镇化水平与人类活动强度,为流域因地制宜分区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与依据。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优化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是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论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典型旅游村落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28 a来聚落"三生"空间的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因旅游业导入村落正经历着加速的空间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空间逐步减少,生活-生产和生态-生产复合新型功能空间逐步增加,具体表现为生产空间由村外向村内转型发展,生活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立体扩展,生态空间由斑块分割向整体利用的全面扩展。与传统乡村聚落"空心化"空间重构过程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资源利用集约不同,旅游乡村聚落则以乡村聚落空间融合、立体扩张和适度集约为基本特征。这种空间重构过程和演进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导向一致,代表着未来乡村城镇化进程的一种理想模式。当然,作为旅游城镇化空间演化路径,其发展必须遵循旅游城镇"外向型"发展导向,在生活空间中要重视公共空间扩展和重建,生产空间中要关注服务功能模块化提升,生态空间要重视景观生态整治和历史文脉挖掘,并以配套综合制度体系建构作为保障。研究结论将为推进中国新阶段旅游城镇化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规划建设佐证。     

“实心”与“空心”：旅游地乡村聚落土地利用空间“极化”研究——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两个村庄为例

从土地利用视角关注乡村发展转型是近年来国内外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论文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内两个临近乡村聚落为例,研究了过去30 a旅游地乡村聚落空间演化过程。研究发现：以1986年旅游业导入为分界点,两个原本发展背景相同的传统乡村聚落,呈现相背离的“极化”发展态势。苟各庄村逐步演化成为新型旅游城镇,日趋繁荣和“实心化”;交界口村则相反,逐步走向衰败和“空心化”。研究认为,旅游地聚落“实心”与“空心”的“极化”过程,本质上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旅游地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具象空间投射。在苟各庄村主要表现为旅游业导入引起的“内生式”非农化进程,在交界口村则主要表现为外部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引起的“外拉式”非农化进程。对于旅游地而言,这种产业的持续发展和极化影响的空间外溢,也为区域内发展相对滞后的“空心村”的再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转型分析及展望

粮食生产转型是乡村生产体系演变的核心内容,以粮食生产转型研究为突破口能够清晰反映区域乡村人地关系的演化过程,为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转型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聚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转型历程,并尝试构建我国粮食生产转型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转型呈现出“以粮为纲—农业结构调整—综合转型—城乡互动”四个差异化阶段特征。利用GL-RL模型,构建了我国粮食生产转型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由Green Loop阶段演化到Red Loop阶段,粮食生产逐渐由本地生产融入到城乡生产网络,驱动粮食生产转型的扰动因素具有多时空尺度特征和跨尺度效应。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和全球化等因素将会对未来粮食生产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优化粮食生产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关系,将为保障粮食生产有序转型,完善乡村生产体系创造条件。     

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运用城乡互动关系的变化,加强城乡合作实现乡村发展,亟需对城乡融合导向下的乡村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运用概念性框架法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并以徐州市2018年120个乡镇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乡同质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城乡互补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两方面,其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大小分别为0.1558与0.6836;内部动力包括乡村吸引力与要素集聚两方面,其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分别为0.702与0.3356;外部动力主要靠政府投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来实现,内部动力则要靠乡村规划来塑造。本文对地方政府在操作层面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基于扎根理论的杭州市梅家坞旅游城市化特征与机制

论文选取杭州市梅家坞村为案例地,通过5次实地调研和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城市近郊地区旅游城市化特征和发生机制模型。研究表明：梅家坞村旅游城市化过程特征和发生机制可抽象成土地利用变化等11个范畴及31个概念;在旅游发展驱动下,多重要素实现了综合动态变化,在不改变乡村风貌、城乡和谐的条件下,推动了新型城市化进程。论文提出并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过程特征和发生机制理论模型,认为“梅家坞现象”是旅游城市化的积极例证,是管窥中国“田园城市”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城乡融合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特征与路径

城乡融合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也是城乡持续转型过程。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区,剖析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通过城乡转型多维定量评价与比较,诊断了研究区城乡融合状态,提出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结果表明：（1）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面临“两分离一切变”而导致的“三不足”的困境,即传统农区的“居业分离”、资源型城市的“产城分离”和省际交界区的“切变效应”,导致乡村转型的内在动力不足、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力不足和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协同力不足。（2）城乡转型状态呈现出经济、社会和空间多维相关的特征,转型过程的城乡异速不同步和转型格局的城乡异构非均衡现象并存;采用对比聚类法,划分出城乡转型滞后型、乡村转型滞后型、城市转型滞后型和城乡转型同步型四种类型。（3）推进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碎片化”困境,分类推进城乡协同转型发展,加强省际交界区城乡发展的跨域协同。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审慎选择适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成为重要的实践和学术问题。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基于“起点—动力”假说,利用地理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乡村旅游发展东南热、西北冷,形成京津和长三角两大热点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高程、地貌、水系、生态地理分区、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是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自然基础与地理区位外源因素。（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社会经济外源因素不同：景区依附型为高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文化遗产型为国家传统村落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新型三农型为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次、公路客运量、城镇化率和政府政策。乡村旅游并不是普适道路,资源赋存决定不同的旅游发展路径,并需要不同的隐性外源因素支持方能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