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可夫链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不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2)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呈现维持原有状态稳定性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向下调整的以北方省(市、自治区)居多;耦合协调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产生负向效应,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3)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关系研究

双碳目标下,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演进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的时空格局特征与类型。结果表明：（1）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态势。（2）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协调等级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东、中部向西部、东北递减格局。（3）协调演进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且以HH型、LL型、HL型为主。（4）协调演进重心呈现由东北向西南迁移的趋势。（5）协调发展类型分为“城镇化先行”“绿色发展先行”与“同步发展”三种,其中“城镇化先行”为最主要类型。针对不同协调发展类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持续助力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     

闽东南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耦合分析

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耦合关系,有助于厘清地域发展差异,优化城镇化实施路径及改善生态系统服务质量. 以闽东南地区为例,在分析2000~2020年城镇化多维系统与典型生态系统服务演变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二者的时空耦合状态及趋势,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改善建议. 结果表明：①闽东南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年均增幅7.3%,近94%的区域已步入中高发展阶段;生态系统服务趋于衰退,尤以粮食供给和水源供给服务最为显著,分别下降61.9%和46.9%. 二者空间分布呈现东南沿海“高城镇化水平-弱生态系统服务”与西北内陆“低城镇化水平-强生态系统服务”的错位格局. ②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性以负向为主,较之人口和空间城镇化,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负向效应较弱且进一步弱化趋势明显. 伴随人口和空间城镇化大幅降速及经济和社会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发展动力逐渐由增“量”转为提“质”,生态系统服务衰退得到缓解. ③综合城镇化与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经历“失衡-过渡-调和”这3个阶段,耦合协调度平均增幅60.5%~120.6%,但高度协调区域依然匮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二者相对关系从城镇化滞后向生态系统服务滞后演变,城镇化过度超前而导致耦合协调等级倒退的波动性问题在东南沿海地区初步显现. 因此,在未来建设中闽东南地区须重视经济质量与社会效益的提高,强化生态空间统筹管理与保护修复,增强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的有序性与稳定性.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测度研究

依据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构建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子系统结构模式,并采用综合指数法测度安徽省各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表征值;运用变异系数耦合模型、热点分析工具及协同进化模型探查安徽省各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度时空分异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6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1)皖江城市带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其年均增长率较高。皖南池州、黄山、宣城及皖西六安生态环境水平增长速度较快。城镇化水平热点区域集中分布在皖江城市带。生态环境热点区域集中在皖南山区及皖西大别山区。(2)皖北及皖中部分城市耦合发展度较低;而皖江城市带耦合发展度较高。各市耦合发展度逐年递增速度滁州、池州最快;皖北城市普遍较低。合肥、马鞍山、铜陵一直保持显著热点区域。皖江城市带均达到较高等级;其他城市目前均已进入中等等级。(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增殖系数整体以正值为主,表征各市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阶段。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竞合关系主体关系矩阵以双赢为主,表明二者协同共进特征确切。     

中国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响应机制

以2003-2015年的中国资源型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机制进行综合测度。研究发现:(1)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地区间差异有所减弱;环境质量亟待改善,各地区间差异在波动中有所增加。(2)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待提升,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成长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熟型。(3)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均有自我增强和惯性增长趋势。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呈现先正后负的作用机制,成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提升对环境质量具有正向增强机制,而衰退型资源城市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均呈现先负后正的交替作用机制。未来15期,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将会促进环境质量提升。针对不同类型资源城市提出了差异化的对策与转型发展建议。     

珠三角地区近20年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分析

针对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的珠三角地区生态景观胁迫程度日趋严峻,亟需加强区域生态保护的现状,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 2000-2020 年珠三角地区城镇空间扩展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时空格局以及发展状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灰色预测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并预测 2040 年城镇空间扩展和景观生态安全耦合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 9 市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在 20 年间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由 2000 年的 0.305～0.436 升至 2020 年的 0.385～0.545,现处于拮抗耦合阶段,未来 20 年将继续向着协调同步、有序发展的方向前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开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难以同步发展,景观生态状况不乐观,生态环境滞后型的地市逐渐增多,尚未全面形成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水平等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今后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耦合协调的机理研究,持续关注城镇空间拓展与景观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趋势及特征.     

新型城镇化与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低碳化耦合协同的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

厘清新型城镇化与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低碳化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动态及机制,可从城镇化视角为国家的低碳经济等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撑.综合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以及障碍度模型等,探究2005～2021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低碳化两个系统的时空特征、耦合协调度以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和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低碳化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且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低碳化的耦合协调度上升态势明显,由2005年的0.553波动增长至2021年的0.714.耦合协调度整体空间格局上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且空间关联性有所增强,局部空间结构及局部空间依赖方向的波动性较弱,并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3)经济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系统准则层中障碍度最大的维度,平均障碍度达34.77%;建成区面积占比是该系统中障碍度最大的指标,平均障碍度为23.48%.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低碳化系统中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指标的障碍作用最强,障碍度均值为29.13%,碳排放密度指标的障碍作用最弱,障碍度均值为3.34%.因此,建议各省份因地制宜构建发展方案,建立跨区域和多维度的协同合作机制,有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双碳”目标实现.     

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

论文基于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交互耦合机制,以陕西省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分别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其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2005-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整体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由中度耦合协调发展为高度耦合协调（0.549~0.800）。耦合度方面,以2009年为界,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两两及整体耦合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协调指数方面,以2007和2009年为拐点分为3个变化阶段,其中耕地保护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₃以及三系统总协调指数T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指数T₁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2）从空间序列上看,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     

内蒙古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以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区域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2001-2010年间区域的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在近十年来,由于生态系统脆弱性和人类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系统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有降低的趋势,生态支撑能力从0.37下降到0.06;而社会经济则呈现高速发展的势头,社会经济压力从2001年的0.03发展到2010年的0.7。总体来看,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2005年达到0.618,成为系统发展的最优点,但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生态环境系统较强的制约作用。     

2005—2019年辽宁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分异及影响因子研究

城镇化发展的核心目的是引领城市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研究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协调关系,对于辽宁省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运用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辽宁省2005—2019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子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9年辽宁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2.44～4.79,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城镇化指数空间上呈沈阳市、大连市为高值核心区域,四周聚集发展的态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呈沈阳市为核心区,周围聚集发展趋势;省级尺度耦合协调度保持稳定上升,局部地区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失调为主,空间分布上呈沈阳市、大连市为高值区域,东西部低的格局;生态环境治理、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子系统所涉及的影响因子对不同时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因子探测力值贡献较大,主要影响因子有建成区面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生活垃圾清运量和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等。辽宁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向好发展,耦合协调度有待提高,政府应继续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为了探索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杭州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杭州市2003—2016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状况和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经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分别对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耦合协调度受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贡献份额比例(α/β)的影响很小,受城市化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由\"基本不协调-城市化滞后\"发展到\"高度协调-城市化滞后\",再发展到\"高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阶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驱动下,生态环境滞后的问题凸显.因此,在研究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时应重点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两者协调发展.     

黄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关系及空间特征研究

通过研究系统耦合协同评价体系,构建一个适宜大区域的评价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化情况的指标体系,借助该指标体系,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黄河经济带2008—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格局及空间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2008—2016年,黄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并不显著,压力依然很大;城市化有所提升,但发展速度依然偏慢。两方面均不存在明显的龙头城市,且空间差异明显。（2）2008—2016年,研究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处于低度耦合阶段,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生态文明建设普遍滞后于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政指向性。（3）协调度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地理临近的区域更容易受高协调度区域的影响。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研究

对经济与环境协调性关系的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核心。文章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和环境的发展状况,选取了7个经济指标和7个环境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及协调性发展指数评价方法,对2006-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调性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研究提出需要进一步加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力度、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和构建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等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珠江三角洲高锰地下水赋存特征及成因

地下水中高浓度的锰对人体健康存在危害,快速城镇化地区锰来源复杂.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2500余组水化学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和主成分分析等技术方法,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含水层和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地下水中锰的空间分布特征、来源及其成因.结果表明,孔隙含水层地下水中锰含量明显高于裂隙和岩溶含水层.孔隙高锰地下水比例是裂隙和岩溶含水层的2倍.高锰地下水在城镇化和城郊地区比例明显高于非城镇化地区.在区域尺度上,还原条件下沉积地层中有机质的分解和铁锰（氧）氢氧化物的还原溶解可能是控制孔隙含水层锰浓度升高的主要因素.裂隙含水层中高锰地下水可能受城镇化伴随的低氧生活污水渗漏和工业化伴随的工业废水入渗影响.地下水pH值和氧化还原条件是控制研究区地下水中锰浓度的重要因素.孔隙高锰地下水受控于还原条件,而裂隙和岩溶高锰地下水弱酸性环境是其重要影响因素.近10年来,研究区地下水环境稳中向好,地下水氧化还原电位和pH不同程度地升高不利于高锰地下水的形成,这也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类型含水层地下水中Mn²⁺浓度总体降低的主要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