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足迹视角下干旱区城市工业结构优化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干旱区城市工业发展日益受到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和水环境污染严重的约束,从水足迹视角估算工业部门耗水程度,进而优化工业结构以达到节水减污的目标,对于干旱区城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工业水足迹模型和基于水足迹的多目标优化模型,选择干旱区绿洲城市乌鲁木齐市为典型案例区,研究工业内部各部门的水足迹,并以此为基础对工业部门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结果和乌鲁木齐工业发展规划,运用优化模型探讨未来研究区工业发展的优化方案。结果显示:1以工业增加值、各工业部门蓝、灰水足迹值为基础,乌鲁木齐工业部门可以划分为:强经济贡献、强耗水、强污染,强经济贡献、弱耗水、弱污染,弱经济贡献、弱耗水、弱污染,弱经济贡献、强耗水、强污染4类。2以分类结果为依据,通过优化分析确定可持续发展模式作为乌鲁木齐市工业未来发展的基础方案,此种模式下,2015年乌鲁木齐市工业水足迹为3.13亿m3,其中,蓝水足迹0.72亿m3,灰水足迹2.41亿m3,工业总产值为2 340亿元,增加值达到1 342亿元,和其他情境相比,它具有蓝水、灰水足迹较低,工业投入产出水平较高的特点。3具体而言,乌鲁木齐市工业应发展具有强经济贡献、弱耗水、弱污染特征的采选业。积极培育弱经济贡献、弱耗水、弱污染行业向高投入产出、环境友好型行业转变,这些行业包括:食品业、饮料业、纺织业、家具业、非金属业、设备业、机械及器材业等。引导石油炼焦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业等强耗水、强污染型行业向节水减污模式转型。     

城市水足迹对比分析——以上海和重庆为例

基于虚拟水和水足迹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城市水足迹的概念,构建了城市水足迹的计算模型,并对上海和重庆1999~2008年的水足迹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两市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系统的影响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近10a来上海和重庆的水足迹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两者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重庆的水足迹结构变化不大,而上海的虚拟水净输入量所占比例快速增长;上海的水资源利用呈严重超载状态,重庆的水资源利用尚处于安全范围;上海的水资源自给能力较低,对外依赖的程度远高于重庆;重庆的水资源利用效益比上海低得多。最后,分别从消费者、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了保障城市水资源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环境约束的工业行业结构优化研究

工业系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但中国工业的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约束,工业系统内部的行业结构和各行业污染水平是影响工业污染的主要原因。本文选取陕西省进行实证研究,在对陕西省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及污染物排放趋势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气等8种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运用综合评价法,对陕西省2001-2006年34个工业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进行综合评价,得到不同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综合评价指数;然后,采用K-means聚类算法针对"工业行业对GDP贡献率"和"工业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综合评价指数"两属性进行聚类分析,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环境负荷因素,将工业行业划分为高经济贡献率高环境负荷、高经济贡献率低环境负荷、低经济贡献率低环境负荷、低经济贡献率高环境负荷4个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发展、优化发展、引导发展、限制发展四种不同的结构优化策略,从而为工业行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城市总规的基本农田空间优化调整研究——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例

随着"三化"进程的推进,有限的土地资源供给与日趋上升的用地需求矛盾日益凸现。农地非农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难度加大。城郊作为城市建成区与乡村衔接的特殊经济地理区位,土地利用受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用地制约的双重影响,基本农田保护面临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研究靶区,充分利用高新区(新市区)二轮土地调查、土地总体规划、基本农田划定等数据和图库资料,以GIS技术作为分析工具和手段,在综合考虑耕地的质量与立地条件,结合高新区(新市区)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方向与定位、产业用地划定及布局等条件因素,对高新区(新市区)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与产业空间布局结构衔接进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为区域协调耕地保护寻求路径。     

组态视角下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协同技术创新是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在理论层面从环境、投入、产出和互动四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整合性框架后,以中国284个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实现路径。研究表明:①单个协同创新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位于0.4928~0.8388范围内,表明单个条件均不构成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②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显示,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协作互动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4种路径,具体归纳为投入主导型、区域互动支撑下的资本赋能型及环境和投入连接下的主体互动转化型3种差异化模式。③条件因素的普适性和替代性分析显示,经济软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是影响高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成果市场化和区域互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④囿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稟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驱动路径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从组态视角着力于多重协同创新条件的适配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土地绿色高效利用政策和措施。     

基于生态足迹分析的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以开封市为例

对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具有熏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根据生态足迹模型，构建了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并以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和人均旅游用地承载力的比值Ⅰ来确定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状况。以开封市为研究区域，采用以上指标体系，对开封市2004年旅游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开封市人均生态旅游足迹为0．014983hm^2，其中交通足迹最大，占到85．53％；其次是餐饮，为9．75％。人均旅游用地承载力为0．041790hm^2，生态安全度为0．36，处于一种一般状态或者说较为安全的状态。对研究结果采用旅游环境容量来进行判断，也表明研究结果较为准确地反映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     

气候工程国际法的框架——以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气候工程(也称“地球工程”)有潜力通过大规模、集中高效的方式减轻温升过高对气候系统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在所有气候工程技术中最具备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但其对环境和气候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对气候公平造成的威胁也引起最多争议。就实然法而言,国际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回应上述争议:第一,预防或控制该技术可能造成的重大环境损害;第二,在对该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没有确定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谨慎发展该技术,并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或不可逆风险;第三,应对该技术因负面环境影响不均衡而产生的国家间和代际气候公平问题。就应然法而言,未来短期治理应以规范科学研究及科学家行为为主,以灵活的规制形式促进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有益的气候工程相关科学研究;中长期的治理结构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为主要平台,辅以其他具有适用性的公约,着重发展该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预防机制,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全面参与气候地球工程的商议程序和决策过程。中国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当积极参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多边主义治理,明确该技术在中国未来气候政策中的非主导地位,并强调制定该技术的国际治理规则时应充分考量气候公平问题。中国还应当就本国太阳辐射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气候公约》附属机构SBSTA积极进行信息交流。     

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基于专利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互联网发展是否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以往研究针对互联网发展和城市创新之间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鲜有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剖析。众所周知,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既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因此,文章从专利视角入手,在系统梳理互联网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5—2019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相比较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进行再次回归分析,结果依旧稳健;②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和加强外部监督水平这三个途径来推动地区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理位置和城市规模下,互联网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小城市的促进作用一般。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新时期,一方面要推动互联网向社会经济各领域渗透,以各产业融合促进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互联网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既要重视创新资源的投入,又要提高创新产出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挖掘地区绿色创新潜力,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以实现地区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     

基于SDGs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以桂林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是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发展问题、定量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和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构建了由3大系统、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判断方法,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障碍度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桂林市(国务院第一批批准建设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批准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为评价对象,对其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2019年综合得分由26.26分提升至50.10分,其中社会治理系统得分提升34.79分,景观资源系统得分提升27.41分,经济动力系统得分提升6.14分,经济动力不足是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短板。(2)在14个支柱中经济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支柱得分下降、亟需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未发生明显变化、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其余11个支柱得分均有所提升,尤其是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支柱得分提升明显。(3)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及社会治理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勉强失调型演变为2019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型,但经济动力与景观资源、社会治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是未来发展的关键。(4)从关联度上看,与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道路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旅游接待人次、空气质量达标率;从障碍度上看,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指标是地均星级饭店数量、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贸易自由度,上述指标在未来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基于生态足迹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作物生产是通过轮作进行的,某些地区存在耕地的弃耕现象。Wackernagel生态足迹方法没有考虑复种的影响,耕地类生态足迹核算结果实际是播种面积,而生态承载力核算得到的是耕地面积,因此,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生态足迹盈余核算存在逻辑性错误。从理论角度采用复种指数修正耕地类生态足迹,使核算结果为耕地面积,增强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可比性。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分析了阜宁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1995~2003年的生态供需状况及发展能力变动趋势,采用生态足迹盈余强度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1995~2003年,阜宁县人均生态足迹从1.120 7 hm2增加到2.434 0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较小,人均生态赤字从0.815 3 hm2增加为2.017 2 hm2,发展能力由1.226 5增加为3.140 7,生态足迹盈余强度由-1.226 5增强为-0.495 7 hm2。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得到的发展能力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Wackernagel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改进的生态足迹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状况。     

基于ESEF的水生态承载力评估——以太湖流域湖州市为例

以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ESEF)为基础的水生态承载力评估方法,综合考虑了水量支撑、水质限定和水生态稳定三方面特征,从而实现了足迹方法对水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有效表征。然而,如何界定水产品、水资源和水污染足迹以及承载力之间的关系,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太湖流域上游湖州市为例,探讨了在考虑或不考虑水质标准与环境功能分类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求并集法或求平均值法进行基于ESEF的水生态承载力评估。研究表明,两种方法均反映出湖州市人们对水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需求超出了当地水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对当地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造成影响。综合考虑水产品供给、水量支撑和水质保障三方面因素,湖州市水生态系统可承载的人口与经济规模为现状水平的95%;如果增加对水质标准和环境功能分类的考虑,则湖州市水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仅为现状水平的79%。虽然求并集法的计算结果更有说服力,但是求平均值法则提供了在更小尺度上研究的可能。     

基于生态足迹的西南山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对全球范围、国家范围乃至区域和城市范围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测度的方法.文章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97-2006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均生态足迹由1997年的0.727 hm2增加至2006年的1.200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由1997年的1.003 hm2下降至2006年的0.879 hm2,同期的人均生态赤字由1997年的-0.277 hm2上升至2006年的0.321 hm2,表明该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由可持续状态向不可持续状态的转变.为了更好地分析自治州资源利用的效率情况,文章对1997-2006年自治州的万元GDP生态足迹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自治州的万元GDP生态足迹值逐年下降,由1997年的4.948hm2降低至2006年的3.212hm2.说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较快,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逐步向良性发展.通过分析,文章最终从5个方面总结出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法和措施.     

重心转移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时空差异及其耦合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以快速城镇化的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重心耦合模型,对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的时空演变、转移路径及空间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四川省城镇化与生态足迹水平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时空差异明显,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出盆地中部高,由内至外逐层降低的圈层式分布格局,生态足迹水平呈现出以攀（枝花）成（都）绵（阳）为轴线,西北低、东南高的对称式分布格局;(2)新型城镇化重心持续北移、移动幅度较小、规律性明显,生态足迹重心先南移后向北回撤、移动幅度较大、规律性较差;(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的空间重叠性呈现先靠近后分离再靠近的波动态势,变动一致性由相反到趋同,空间耦合趋势显著。     

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研究——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

流域上、下游间环境保护成本和收益的区域错配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流域整体发展的公平与效率,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已成为解决流域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首先构建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计量模型,从能量投入和能级转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功能服务价值,利用能值分析法测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与水足迹法确定流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通过比较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和流域生态能值自身消费情况,判断流域的生态盈亏状态,并进一步利用能值-货币比率将生态外溢能值转化为生态外溢价值,得到相对客观和稳健的补偿标准。然后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测算得到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外溢能值为1.16×1022sej,可知流域上游在扣除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后还为流域下游提供生态服务,处于生态盈余的状态。为激励上游地区加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同时也为实现区域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和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下游地区应对上游地区支付水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根据能值-货币比率得到上游应获得16.31亿元的补偿金额,并根据水资源可利用量进一步分配,得到定西市和天水市应分别获得7.50亿元和8.81亿元的补偿金额。基于该研究结果,建议通过扩大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转移支付、完善水资源市场构建、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等政策提高上游地方政府的生态保护努力水平,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流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作物生产是通过轮作进行的，某些地区存在耕地的弃耕现象。Wackernagel生态足迹方法没有考虑复种的影响，耕地类生态足迹核算结果实际是播种面积，而生态承载力核算得到的是耕地面积，因此，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生态足迹盈余核算存在逻辑性错误。从理论角度采用复种指数修正耕地类生态足迹，使核算结果为耕地面积，增强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可比性。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分析了阜宁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1995~2003年的生态供需状况及发展能力变动趋势，采用生态足迹盈余强度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1995~2003年，阜宁县人均生态足迹从1.120 7 hm2增加到2.434 0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较小，人均生态赤字从0.815 3 hm2增加为2.017 2 hm2，发展能力由1.226 5增加为3.140 7，生态足迹盈余强度由-1.226 5增强为-0.495 7 hm2。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得到的发展能力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Wackernagel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改进的生态足迹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状况。     

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鉴于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游憩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选择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现有的城市游憩空间结构和典型游憩功能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城市游憩需求的空间结构特征、游憩供给的空间结构特征．分析了城市游憩需求和供给空间结构特征的形成因素,提出理想的城市游憩空间结构模式。通过调研大连市主城区游憩场所的分布情况、使用情况以及大连城市游憩者的游憩需求特征,分析了大连市游憩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及城市游憩空间的等级结构和整体结构。     

县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重组研究——以河南省镇平县为例

优化县域城镇空间结构是科学决策、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河南省镇平县1990～2008年社会经济数据和ETM数据,利用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展强度指数、城镇经济增长强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镇平县域城镇空间结构现状特征、形成机理和优化趋势。研究发现：河南镇平县域城镇空间结构具有廊道效应明显、复合通道地带城镇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城镇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城镇生态环境效益较差等现状特征,其形成机理为边缘效应作用、交通道路促动、产业簇群支撑等,具有“廊道效应”进一步强化、“交通节点作用”更加突出、以镇平县城为副角的南阳都市区雏形显现、重点小城镇建设日益凸现等发展趋势,今后的优化重组必须科学规划县域城镇体系,积极培育县域增长核心,尽快形成特色产业簇群,进一步加强生态城镇建设。     

城市旅游地景观格局演变与优化研究——以南京为例

城市旅游地景观格局是城市旅游与景观生态共同的研究热点。研究以南京为例,利用Arc GIS技术,以累积耗费距离及旅游地景观演化模型为分析手段,探讨了研究区自1991年以来的景观格局演变与优化问题。结果表明:(1)1991~2003年,旅游景观比重减少而非旅游景观增加;2003~2014年,旅游景观比重增加而非旅游景观递减。景观演化表现为先后台化再旅游化的特征。(2)河湖水面、公园与绿地、建设用地景观形状日趋规则化,林地、交通用地景观形状复杂度不断提升,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且多样性先上升后下降,表现出快速、高度城市化过程。(3)根据景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空间作用,构建生态源地、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等景观组分来加强生态网络的空间联系,提出格局优化方案。(4)非旅游型城市景观应进一步转变为典型旅游景观,以保持景观旅游化及旅游地景观演化的可持续性。     

城市工业生态化发展战略定位研究--以广东江门市为例

文章利用产业区位熵、比较劳动生产率以及波及效果系数等指标，综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人分析、环境污染负荷分析等指标，对江门市的产业发展现状和资源环境负荷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对江门市工业生态化发展总体战略进行了合理定位、分阶段提出了江门市生态工业发展的目标和优先实施的产业发展重点。文中提出的指标与分析方法对于中国当前城市工业生态化转型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能否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国家、区域以及城市治理的重点政策议题。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梳理总结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类型和特征,运用PSM-DID的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和城市间差异,剖析政策效果的作用机制,探索在内部差异较为突出的城市化地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期为今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实施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的整体效果尚不明显,但不同类型城市的政策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对于非区域中心城市和非中部核心功能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作用显著,但是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和中部核心功能城市并未起到改善作用,甚至出现供给效率下降的现象。②其原因在于政策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两个因素,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改善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③实证结果反映出现阶段区域协同发展对资源协同政策的依赖性较高、管理协同与服务协同不足,政策导向显著、市场驱动不足的特征,与政策文本分析结论相一致。以上研究发现揭示了在推进区域资源均衡配置的同时,亟须加强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综合治理能力提升,才是推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