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弱HSDI与强HSDI的区域可持续性评价——以中国环渤海地区为例

可持续性评价是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HDI和HSDI的基础上,构建对环境重视程度不同的弱HSDI与强HSDI评价指数,以中国环渤海地区为例,揭示区域2000-2015年可持续性基本状态与变化过程。结果表明：从基本状态来看,环渤海地区各市可持续性水平等级结构失衡,弱HSDI与强HSDI水平均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等级结构,但弱HSDI的等级结构失衡比强HSDI更严重,且弱、强HSDI空间格局差异较大;从变化过程来看,环渤海地区各市可持续发展步调不一致,弱HSDI与强HSDI均以显著增长趋势为主,但弱HSDI主要呈中高速增长,强HSDI主要呈中低速增长。结合评价结果,划分可持续性状态与过程矩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策略,可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与方法研究

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评价体系的建立应遵循空间跨度和时间距度相结合，乘法和区域分类的原则。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的数量，质量状态及它们的协调度所决定。深圳和东莞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表明：深圳可持续性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０年逐渐增强，但１９９１年开始下降；东莞可持续性从１９８０年以后逐渐增强。目前两市均处于弱可持续阶段。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确定方法的探讨

通过对目前已有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指出现有指标体系忽略了可持续性内涵、环境的限制作用、社会公平性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等主要内容．提出采用离差法来计算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建议采用限制型指标、发展型指标、协调型指标来评价系统的可持续性;标准值或参考值采用反映系统不可持续性状态的底线值以及反映整个人类状况的全球、区域或国家现时平均值．同时还提出了不可持续性标准值、不可持续状态、远离不可持续状态、迈进可持续发展过程等概念．强调单项指标的重要性,指出单项指标离差度对系统可持续性的指示作用．     

基于"菱形模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动态评价 ——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急需构建服务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摸清绿色发展现状及其变化,诊断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制约因素,探索绿色发展实现路径。本文认为,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需要解决好降低传统资源产业依赖和减轻环境影响两大主要问题,而结构转型和增强内源性增长动力是绿色发展的核心。本文构建了适用于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菱形模型"框架,并结合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结构转型、内源性增长动力四大要素,构建了服务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绿色评价指标体系。以鄂尔多斯市为例,分析了2012—2017年绿色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障碍因素。结果显示:2017年鄂尔多斯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各区旗以相对较高绿色发展水平为主,经济可持续性目标明显强于环境可持续性目标;2012—2017年间,鄂尔多斯市绿色发展水平略有提升,经济可持续性和内源性增长能力有所提高,环境可持续性水平和结构转型水平略有降低,经济可持续性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协调性显著增加,已逐步形成以东胜-康巴什组成的鄂尔多斯城市核心区为中心的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环境可持续性为该地区绿色发展的首要障碍性因素,经济可持续性的障碍度最弱,环境可持续性和结构转型的障碍度呈持续上升态势,经济可持续性和内源性增长动力的障碍度有所下降。结合各区旗绿色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可以将鄂尔多斯市分为经济增长型、环境提升型、结构优化型和内源动力夯实型四类区域,不同类型区域有不同的绿色发展实现路径。     

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中国1990—2010年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如何全面地评估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已成为当前可持续性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论文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在国家、区域和省三个尺度上系统评价了中国人类-环境系统1990—2010年的可持续性。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为中上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1990—2010年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表现为增长趋势,中西部可持续性增长快于东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指标呈增加趋势,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为下降趋势。可见,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的空间格局与动态变化均不协调,需进一步促进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全面提高。     

基于时差相关分析和模糊神经网络的白洋淀流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预警

为实现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和预警,运用耦合DPSR模型和时差分析方法构建了白洋淀流域水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并结合神经网络与模糊数学构建了T-S模糊神经网络模型,根据控制图法确定了监测预警指标阈值,解决了水环境系统的随机性和模糊性问题,最终实现了白洋淀流域水环境承载力的有效评价和预警。结果表明:1)白洋淀流域水环境承载力在2012-2015年处于较弱承载状态,在2016,2017年处于中等承载状态,现状评价等级由Ⅳ级(橙色警灯)转变为Ⅲ级(黄色警灯);2)在现状发展趋势下,2018-2035年白洋淀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自2026年以后流域水环境整体呈恶化状态,水环境承载力逐渐从中等承载(黄色警灯)向较弱承载(橙色警灯)和弱承载状态(红色警灯)转变;3)未来区域人口的增长和雄安新区的快速发展会给白洋淀流域水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可加大区域水环境保护力度,实施基于空间单元的精细化环境管控方案,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促进区域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和良性发展,以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生态可持续性判别准则研究

针对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在区域生态可持续性评价中存在的不足,文章基于改进的"消费-产出"生态足迹模型,以可持续承载生态亏损额为评价指标,构建了区域生态可持续性判别准则,对临湘市2005-2013年的区域生态可持续性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并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内,临湘市的可持续承载生态亏损额在波动中呈增长趋势,处于生态可持续状态;(2)耕地、牧草地和水域的可利用生态承载力潜力已完全释放,而建设用地和林地的可利用生态承载力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3)区域生态可持续性呈现北高南低、中部最弱的趋势;(4)改进后的生态足迹模型较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在区域生态可持续性评价中的结果更全面、更符合实际。结合研究结果,对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建议,为临湘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的脱钩分析

为分析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相互关系,论文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脱钩的定义,将环境领域的脱钩概念和脱钩分析引入土地利用分析,在IPAT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建设用地和GDP等变量在内的核算方程,据此对环境领域基于变化量的脱钩评价方法加以了改进,建立了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脱钩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文章以我国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的相互关系为例,分别分析了2002—2007年期间全国以及31个省级区域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非农产业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以及第三产业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脱钩关系。分析表明:以年度为时间尺度,在2002—2007年之间,从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青海省、上海和海南在个别年份落在强脱钩区域,其余28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从非农产业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上海在2006年落在强脱钩区域外,其余30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从第三产业GDP和建设用地角度考察,除西藏在2003年落在扩张性复钩以及青海、上海、海南和广西在个别年份落在强脱钩区域外,其余26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以2002—2007年时间段为时间尺度,全国及31个省级区域均落在弱脱钩区域。鉴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滞后关系,以时期为时间尺度进行脱钩分析更为合适;分析还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提高建设用地效率对于实现脱钩有重要作用,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是实现强脱钩的重要手段。     

青藏高原典型区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分析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青藏高原典型区域玉树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数量耦合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速度耦合方法（Tapio脱钩模型）讨论区域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体系相互关系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演变过程.结果显示：①受耕地面积变化、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强度变化的影响,研究区2016年处于重度失调型,典型研究区域在其余年份均处于中度或轻度失调型,区域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协同效应不高.②总体而言,研究区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水平、资源环境压力和资源环境体系3项指标之间均呈强脱钩状态,区域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体系处于良性发展状态.综上,近年来青藏高原典型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升高,资源环境体系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不同生态位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城市化过程往往具有阶段性,不同用地规模、等级或区域的城市用地扩张,具有不同的阶段性,它们与连续性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显著的差别。论文以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对象1995—2010年生态位值的变化情况,将21个城市分为4个等级,结合4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等级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方法应该基于完全市场化的基本假设,而且需要应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诊断。生态位的方法能够恰当地区分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级别,不同生态位的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关联机制。大部分高生态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能用Logistic蒂模型拟合,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较显著,高生态位城市以弱脱钩状态为主。高生态位城市占有较大的空间和较多的资源,市场化水平也较高,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大部分低生态位城市不满足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少数城市能用Logistic蒂模型拟合,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不显著,低生态位城市以强脱钩状态为主。低生态位城市所占有的空间和资源都比较少,市场化水平也较低,尽管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但表现不明显。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城市规模已接近城市扩张的上限,高生态位城市应利用管理和技术等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集约化水平,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生态位城市应逐渐改变城乡土地二元结构,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兰州市工业能源碳排放强度及效应研究

运用容量耦合拓展模型对兰州市2003—2013年环境系统耦合度进行评价,通过核算兰州市2003—2013年各年工业碳排放量,分析了4类工业碳排放强度变化特征,并运用LMDI模型对碳排放效应进行了多维度分解.结果表明,兰州市环境系统总体质量水平较低,环境状态指数和环境耦合度指数较低;兰州市工业碳排放总量逐年递增,碳排放与工业增加值、GDP、人口数量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原煤、原油、焦炭和天然气是兰州市的主要碳源,人均碳强呈显著增长态势,而工业碳强、GDP碳强、地均碳强均呈下降趋势;能源结构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在低位值附近波动变化,而能源强度效应和人均经济效应均在高位值附近波动,且后两项指标累积效应显著大于前两项指标,总体发挥正向碳增长效应.     

辽宁沿海地区用水效率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论文构建辽宁沿海经济带用水效率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运用改进的突变模型对2001—2010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用水效率和经济发展各子系统进行状态评估,其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用水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辽宁沿海经济带整体用水效率与经济发展耦合度水平从0.437 提高到0.498,呈缓慢提高状态,但一直处于拮抗阶段。用水效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减小,耦合协调度从0.254 增大到0.408,呈增大趋势但仍处于中低度协调水平;②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用水效率与经济发展都处于上升趋势,其中用水效率最好的为大连市,用水效率评估值已达到0.887,其次为锦州、营口和葫芦岛,丹东和盘锦市用水效率处于最低水平,分别为0.604和0.535。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为大连市,其次为营口和盘锦市,丹东、锦州和葫芦岛较差; ③各市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并且处于上升趋势。大连市和营口市耦合协调度2010年已分别达到0.457 和0.401,已从低度协调进入中度协调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丹东、锦州、盘锦和葫芦岛均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呈波动式上升。各市的经济发展滞后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导致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中低度协调水平;④辽宁沿海经济带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区域差距在不断减小,经济带协同发展趋势越加明显。     

我国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环境压力的脱钩关系研究

本文选取沿海地区工业废水直排入海量、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入海量、工业废水中氨氮入海量以及赤潮发生面积作为海洋环境压力指标,基于Tapio脱钩模型,引入脱钩指数构建脱钩状态评价指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探讨我国海洋经济增长和海洋环境压力的脱钩状态演变趋势。结果表明:2002~2010年,各项海洋环境压力指标与我国海洋经济增长之间均呈现出扩张负脱钩、弱脱钩和强脱钩三种状态,但演变趋势各有不同;空间上,环渤海经济区海洋环境压力脱钩状态总体表现最优,各项污染指标基本稳定在弱脱钩和强脱钩状态;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的脱钩状态总体波动较大,各项污染指标在多个不同时期出现恶化情形。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压力的完全脱钩。     

基于绿色GDP核算的平江县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研究从区域发展可持续性评价角度出发,构建了平江生态县绿色GDP核算的优化模型。结果表明:平江县正积极实现社会经济转型,获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仍资源环境相对依赖。针对平江县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提出关于平江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区域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其应用

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已成为区域水平上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论文从可持续发展概念与内涵入手,以杭州市萧山区为例,探讨了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定量化的方法。通过建立该区域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可持续发展度模型,定量描述了系统在近10年来的波动变化状态。发展度模型包括发展位、发展势和协调度3个方面。研究表明,该区域发展位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上升趋势;发展势也表明了系统整体状况愈来愈靠近系统规划值;系统协调度在波动中逐渐增长,表明各组分之间耦合关系加强;系统整体发展度在波动中逐渐提高。从研究可知,该区近10年来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科技和卫生等领域得到很大改善,人口得到有效控制;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虽然近年来投入逐渐增加,但由于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很快,使该子系统仍需加大投入强度。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测度研究

依据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构建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子系统结构模式,并采用综合指数法测度安徽省各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表征值;运用变异系数耦合模型、热点分析工具及协同进化模型探查安徽省各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度时空分异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6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1)皖江城市带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其年均增长率较高。皖南池州、黄山、宣城及皖西六安生态环境水平增长速度较快。城镇化水平热点区域集中分布在皖江城市带。生态环境热点区域集中在皖南山区及皖西大别山区。(2)皖北及皖中部分城市耦合发展度较低;而皖江城市带耦合发展度较高。各市耦合发展度逐年递增速度滁州、池州最快;皖北城市普遍较低。合肥、马鞍山、铜陵一直保持显著热点区域。皖江城市带均达到较高等级;其他城市目前均已进入中等等级。(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增殖系数整体以正值为主,表征各市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阶段。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竞合关系主体关系矩阵以双赢为主,表明二者协同共进特征确切。     

不同生态位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城市化过程往往具有阶段性,不同用地规模、等级或区域的城市用地扩张,具有不同的阶段性,它们与连续性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显著的差别。论文以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对象1995—2010年生态位值的变化情况,将21个城市分为4个等级,结合4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等级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方法应该基于完全市场化的基本假设,而且需要应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诊断。生态位的方法能够恰当地区分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级别,不同生态位的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关联机制。大部分高生态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能用Logistic蒂模型拟合,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较显著,高生态位城市以弱脱钩状态为主。高生态位城市占有较大的空间和较多的资源,市场化水平也较高,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大部分低生态位城市不满足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少数城市能用Logistic蒂模型拟合,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不显著,低生态位城市以强脱钩状态为主。低生态位城市所占有的空间和资源都比较少,市场化水平也较低,尽管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但表现不明显。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城市规模已接近城市扩张的上限,高生态位城市应利用管理和技术等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集约化水平,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生态位城市应逐渐改变城乡土地二元结构,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焦岗湖湿地土地利用格局演变及区域可持续性评价

以焦岗湖湿地为研究区,选取1995~2013年间5期遥感影像数据,应用土地利用变化测度模型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结合社会统计数据构建可持续性测评体系,对研究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旱地、水田、建筑用地为主导景观,1995~2000年和2010~2013年为土地利用变化热点时段,但驱动机制不同;2近20 a尺度上建筑用地变化最为明显(增幅为123.32%),湿地萎缩面积较大(减幅为23.15%),空间格局层次单一,存在一定土地利用风险;3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各时段评价结果分别为差、差、中、良、中,仍有较大提升空间;4 2010年随着区域生产力的提高和区域稳定性的增强,研究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2010年后由于环境负荷的进一步累积,区域受胁度升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受阻,应引起决策者和公众的广泛重视.     

基于水环境容量的开发区水污染控制对策研究——以镇江新区为例

随着镇江新区的快速城市化,环境压力指数化增长,环境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实现镇江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以及区域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深入分析城市化过程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系统评价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水污染因子排放与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关系,结合区域水环境特点,基于科学的水环境容量计算,修正区域用地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为合理分配和长期有效地利用水环境容量资源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     

黑龙江省生态足迹时空演变与生态可持续分析

为分析黑龙江省生态可持续性状态,基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构建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采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核算黑龙江省2000—2020年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揭示生态足迹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均衡因子为林地>草地>耕地>水域;产量因子为水域>草地>林地>耕地。黑龙江省21年间人均生态足迹增速远大于人均生态承载力,致使人均生态赤字状况日益严重;但考虑到国内贸易后,人均生态足迹呈现先增加后平稳状态,仅在2005—2010年为生态赤字状态,2010年后处于生态平衡状态;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黑龙江省一直处于轻度消耗资产存量发展状态;耕地、草地资本流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化石燃料生态足迹深度增长迅速,且表现为高生态赤字。黑龙江省总体呈现区域发展稍不安全、弱可持续发展状态;草地长期处于强不可持续状态。近年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但土地资源利用不均的问题突出,应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