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评价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本文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实证测度了2004—2019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效率差异、时空演变以及差异来源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后,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均值降至0.230,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碳排放效率高值区集中于再生型与成熟型城市,分布较为分散;低值区则主要为成长型与衰退型城市,并于东北、中部等地区呈现集聚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较大,其中,组间差异贡献率最高,但呈现下降趋势;再生型和成熟型城市组内差异相对稳定,成长型和衰退型城市组内差异逐渐扩大。（4）人口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企业数量差异会显著扩大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而且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启示：一是依据资源型城市类型,采取因地制宜的减排方案;二是增加低碳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三是推广绿色消费方式,加强居民端减排。     

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与驱动力

绿色发展是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的重要体现。通过构建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基于MinDs模型、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算2001—2019年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以2015年为界,呈“先升后降”变化,西北、广西的资源型城市整体上升,西南和内蒙古的资源型城市近年呈下降趋势,成长型城市发展较为稳定,成熟型和再生型城市2017年后下降明显,衰退型城市呈上升趋势;（2）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极低和极高区间数量少、中间得分数量多的正态分布特征;（3）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非均衡的问题较为严重,其中,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成熟型城市的变化是导致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城市化、城市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不同空间范围和不同生命周期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驱动因素各有特点。研究对提升西部各类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实际意义。     

环境规制破解资源诅咒的异质效应

基于2013~2018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变系数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果以及经由技术、结构、外贸对资源诅咒的破解路径.研究发现,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破除资源诅咒;提升技术水平是破解资源诅咒的主要方式;成长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提升;成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呈现促进资源产业占比的趋势;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加剧了资源产业对其他行业的挤出;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尚不能通过优化产业与贸易结构实现显著的经济促增效果.     

流域社会经济与水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力学平衡模型,对闽江流域各个地区2006~2016年耦合协调程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三明、南平、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水平总体上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空间上大体表现为福州 > 三明 >≈南平.三明、南平、福州等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从时间变化看,可以将闽江流域耦合协调度划分成3个阶段：阶段I （2006~2009年）、阶段Ⅱ （2009~2013年）、阶段Ⅲ （2013~2016年）.根据闽江流域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偏离方向θ的大小,将闽江流域各地区不同年限的耦合协调发展划分为环境保护滞后型（I象限）、经济发展滞后型（Ⅱ象限）、社会发展滞后型（Ⅲ象限）,并对不同滞后类型分别提出改进方向.     

产业结构升级、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的证据

绿色创新是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探究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破除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路径锁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20年中国11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产业结构层次指数、文本分析法与超效率SBM模型,表征并刻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评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提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增加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该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从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提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上看,中、西部城市优于东部城市,再生型、成熟型城市优于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森林型城市优于油气型、钢铁型、有色金属型和煤炭型城市。（3）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增强通过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渠道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     

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生态效率是区域发展质量和人地协调程度的综合体现。采用TOPSIS法测度2003—2017年黄河流域37个资源型城市的生态效率,借助泰尔指数、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寻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总体上以2007年为分水岭,先平稳、后上升;不同城市生态效率的增速和增幅差异较大,下游城市明显高于中、上游城市,再生型城市明显高于成长、成熟和衰退型城市。 （2）城市间生态效率差异大小先略微下降、后持续上升;生态效率空间格局由随机分布向集聚分布演变,低值集聚区从山西、河南交界处向山西中、北部移动,高值集聚区分布具有空间粘性,一直位于下游山东境内。（3）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完善和区位条件对生态效率改善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外向型经济、资源依赖和环境规制抑制生态效率提高,城镇化、工业化和外资利用对生态效率演变的影响不显著;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主要驱动因素存在异质性。     

“双碳”目标下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环境-碳排放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伊春市为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引领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目标,可以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和产业进步等多重效应。以我国典型的林业资源型城市——伊春市为研究对象,建立经济-环境-碳排放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伊春市2010—2020年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伊春市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碳排放量和强度不断增加,整体由经济滞后型发展转变至环境和碳排放滞后型发展;伊春市耦合协调水平持续上升,由严重失调衰退发展至中级协调发展,环境和碳排放子系统需要加强改善。最后,从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强化节能增效和循环经济、大力发展林业经济、积极探索创新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方面出发,提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建议。     

中国资源型城市房价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禧泰数据库的全国城市二手房价监测数据,利用描述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2011—2018年126个中国资源型城市房价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1年和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平均房价分别为4105元/m²和5675元/m²,再生型城市、成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的平均房价依次递减;（2）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平均房价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房价增长率为38.2%,远低于全国城市平均房价增长幅度55.3%,且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房价的增长幅度有所差异,以成熟型和再生型城市的房价增幅相对较大;（3）中国资源型城市房价和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房价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城市,房价冷点区主要以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为主;（4）空间杜宾模型显示,人均GDP、人均住房开发投资、多样化指数、专业化指数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是影响中国资源型城市房价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中国资源型城市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住房价格的中介作用

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住房价格的中介作用,构建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选取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111个资源型城市,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类型检验资源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住房价格,但是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再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大,成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小。这种差异性与城市的资源保障能力相关。（2）资源型城市总体和成熟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而再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系统GMM模型、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差扩大现象,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低碳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和制约,存在门限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空间耦合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3年和2016年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不同优势的城市创新环境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高水平创新环境骤降,中等水平稳步升高,而低水平创新环境并未实现突破性的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均呈增大趋势,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高且变化相对复杂;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耦合度指数均较高且均为高度耦合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城市逐渐下降;协调发展度较低,整体始终表现为“南北中度失调、中间严重失调”的格局;大部分城市相对发展度指数逐渐上升,山西“南北”区域属于创新环境超前型或同步发展型,而“中间”区域主要为创新环境滞后型的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应当充分依托城市创新环境或产业结构转型现有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分类指导其资源型城市建设发展,从而实现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并进协同发展。     

产业转型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演变轨迹的影响机制

中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增长与收缩面临着内外部条件的系统性重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如何摆脱“矿竭城衰”的历史宿命,实现城市人口的正增长,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采用2010—2020年116个资源型城市的截面与面板数据,定量刻画了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演变轨迹,并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转型对人口增减变化的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六成以上的资源型城市在研究期内表现为收缩状态,呈现出“一带两片”的空间分布格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短期内均对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增长表现为挤出效应,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转为正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补偿效应暂未显现;产业结构多样化在短期内可促进资源型城市人口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并不显著。基于此,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需要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为重要突破口,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长期主线,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施产业延伸与产业更新并行战略,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应强调战略差异化。     

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特征及其碳减排效应

基于中国资源型城市2003—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测度城市转型绩效,采用空间马尔科夫链、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特征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逐渐提升,与此对应的是区域差异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四种类型资源型城市之间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成熟型城市贡献最大;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发展格局由以跨越区为核心的“多点式”零星分布向先行区为核心的“组团式”聚集形态演变。（2）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在不同时期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具有滞后区、起步区、跨越区和先行区4个趋同俱乐部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表明转移趋势存在明显空间关联性,状态转移通常出现在相邻等级之间,较少有“跳跃式”转移现象,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不同资源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空间区位的异质性特征,经济产业转型、社会生活转型和生态环境转型是发挥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政策冲击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碳减排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     

中原经济区城市资源环境绩效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为了识别城市或“相似群体”最重要的资源环境“短板”问题,以中原经济区3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选择水土资源、能源、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水平等4个方面共计33项指标,利用层次分析修正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正向指标极大化、负向指标极小化、适中指标平均化的标准化方法对研究区域内各市资源环境绩效进行测算. 研究表明:①从资源环境绩效角度来看,中原经济区城市可分为“双高”超载型、农业型、“双低”超载型、资源型四大类. ②占中原经济区城市总数2/5的资源型城市,由于过度强调资源产出、忽视环境保护而成为经济区环境问题高发、资源环境矛盾较为突出的集中区域. ③在对4个Ⅰ级指标(资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环境质量指数、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水平)设定均衡权重情况下,15个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居末位,10个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居末位,表明中原经济区提高资源环境绩效应率先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领域实现突破. 所构建的资源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仍有待进一步优化,今后应加大对可再生资源能源利用、农村生态环境特别是农村土地重金属及有机物污染等问题的关注.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困境与突破

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清晰认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十位专家就当前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与突破路径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仍未能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素集聚偏弱和碳减排目标下资源型城市的内、外部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时期需要重新认识资源型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提升资源型城市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的能力;在深刻把握传统资源禀赋概念内涵基础上实现对新资源体系的再认知,注意挖掘新资源,充实资源型城市研究的新知识体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条件,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要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力,并充分重视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培育;要加快探索绿色、高效的转型发展道路,同步实现“存量”的绿色化和“增量”的绿色性;要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开发基础和要素资源条件,从传统的“增长和扩张型”转变为“高效增长与精明收缩结合型”发展模式;要整合新数据与新技术方法科学/智...     

高铁开通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高铁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运输方式,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基于此,以2004—2018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选择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高铁开通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高铁开通对沿海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经济增长影响却并不明显,而与之相比,内陆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受高铁影响并不明显,其经济增长受高铁影响比较显著;高铁开通对不同发展周期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作用也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成长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成熟型、衰退型资源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并不明显,与之相比,高铁开通对成长再生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明显,而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