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以海螺沟景区为例

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当地居民生计的可持续。以海螺沟景区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适用的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量化识别了景区农户可持续的生计方式,明确了影响两类脆弱性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六种生计方式中,采用均衡兼收型和旅游主营型策略的农户其生计资本水平最高,而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最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缺乏金融资本是影响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选择均衡兼收型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而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乏则对他们选择旅游主营型生计策略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海拔、距公路和核心景点的距离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基于农户生计的乡村能源消费模式研究——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

为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转型及能源消费模式产生的影响,论文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通过入户调查与访谈,构建能源消费-生计多样性模型对农户分类,基于用能多样性矩阵与效益评估法,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用能结构及其综合效益,继而依据灰色关联分析,识别影响农户能源消费的主要生计资本因子,并总结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参与旅游经营与不参与旅游经营的两大类农户中,农户用能多样性水平随生计多样性水平的提高而上升;② 与非旅游经营户相比,旅游经营户商品能源消费大幅增加,新型能源迅速推广,传统能源消费有所降低,能源消费模式向优质化和商品化发展;③ 不同类型农户用能综合效益差异明显,旅游经营户用能综合效益(16.96 元/kgce)明显大于非旅游经营户(13.53 元/kgce),表明旅游经营户从能源消费中获益更多;④ 促使农户能源消费模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物质、人力和金融三大生计资本.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策略的变化,并成为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重要驱动力,最后为进一步改善环境政策和优化能源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论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分析了农区、 半农半牧区、 纯牧区农户替代生计选择的结果及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替代生计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①在替代生计的选择上,纯牧区农户主要选择特色产品加工、 做生意、 现代畜牧业,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选择做生意、 外出打工和旅游服务业;②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表现出生计路径依赖性、 区域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③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偏好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 家庭拥有的牲畜数量、 户主的学历和年龄分别对不同替代生计的选择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应深入了解农户选择替代生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设计相应的转型政策促进农户尽快提高生计能力。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脱贫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低碳效应研究：以陇南山区为例

明确脱贫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低碳效应对实现乡村绿色发展、建设低碳乡村至关重要。基于陇南山区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利用碳排放清单法分析了2014—2019年农户的生计转型路径及其低碳效应。结果表明：（1）陇南山区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传统农业主导型、经济作物主导型、务工主导型、经商主导型和综合型；2014—2019年有26.97%的农户生计策略发生了转型，最主要的转型方式是由综合型转向务工主导型；（2）因人均生活碳排放增加量高于人均生产碳排放减少量，陇南山区农户的人均家庭碳排放呈增加趋势；（3）农户生计转型路径中，由经济作物主导型转向传统农业主导型的人均家庭碳排放降幅最大，为41.45%，综合型转向传统农业主导型的增幅最大，达208.86%。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以武威市为例

生计风险作为移民社会整合的标尺,已成为研究生态移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视角。以祁连山北麓的武威市为例,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了移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武威市生态移民的生计类型以非农户为主,纯农户比例不足10%,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4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67.44%的移民面临着多重风险,以经济风险为主,生活开支大、新分棚圈耕地质量差、返贫是主要的风险要素。（3）应对策略主要为向亲朋借钱、银行贷款、外出打工和减少开支,后顾生计则多选择扩大养殖、长期打工和维持现状,不同县区移民的策略选择略有不同。（4）政策、福利和经济风险会显著影响移民对“向银行贷款”“减少开支”及“外出打工”等应对策略的选择,而后顾生计的选择更多受制于生计资本储量,而政策及经济风险的影响较低。移民户的类型对策略选择影响显著,非农型兼业户更倾向于选择“向银行贷款”和“扩大养殖”。     

共同富裕目标下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变化及其调控

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指向下出现新的要求。通过对典型案例地皖南川藏线沿线旅游利益相关者深入访谈以及网络文本数据分析发现,廊道旅游地面临跨区域综合整治、生态约束趋紧、消费持续升级、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冲击等新的脆弱性挑战,亟待有效的调控措施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基于此,融入新木桶理论,探索廊道作为支点带动更多域内农户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生计新框架体系。廊道因更大空间延展、更广人员参与、更长消费链供给具有更大的辐射域,通过挖掘农户自身及旅游地双重尺度的生计长板,构建更大的旅游地生计命运共“桶”体。应对脆弱性变化,通过夯实支点、挖掘长板、坚实底板、强化桶箍、激发铆钉,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分享实现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随着廊道空间和品牌延伸,旅游地自然资本的潜力将被进一步释放,更多农户得到参与分享的机会。新木桶的整合思维为其他类型旅游地寻找可持续发展“支点”提供有益借鉴,“人”和“地”双重尺度的新木桶调控措施为旅游地可持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

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基于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以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

草地适应性管理是有效解决我国"三牧"(牧业、牧区和牧民)问题的重要路径。论文以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采用系统(分层)抽样、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开展农牧户调查,建立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及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农牧户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度。基于评估结果,提出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策略。研究表明:1)农牧民过度依赖天然草地放牧,普遍缺乏发展型生计,其生计资本水平低、生计转换能力弱、生计脆弱性高;2)农牧户间同质性较大,5项生计资本间属性分异明显,缺乏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研究区农牧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较低的主要原因;3)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转变牧业生产方式,发展牧区草产业,优化草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时空配置,有助于增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弹性力。因此,加快培育新型职业牧民,加快发展现代草牧业,加快建设良好的农牧民组织,加强草地科学放牧管理,成为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的迫切任务。     

基于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以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

草地适应性管理是有效解决我国“三牧”（牧业、牧区和牧民）问题的重要路径。论文以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采用系统（分层）抽样、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开展农牧户调查,建立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及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农牧户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度。基于评估结果,提出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策略。研究表明：1）农牧民过度依赖天然草地放牧,普遍缺乏发展型生计,其生计资本水平低、生计转换能力弱、生计脆弱性高;2）农牧户间同质性较大,5项生计资本间属性分异明显,缺乏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研究区农牧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较低的主要原因;3）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转变牧业生产方式,发展牧区草产业,优化草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时空配置,有助于增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弹性力。因此,加快培育新型职业牧民,加快发展现代草牧业,加快建设良好的农牧民组织,加强草地科学放牧管理,成为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的迫切任务。     

基于农户生计演化的山地生态恢复研究综述

农户生计演化对山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是恢复生态学和乡村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针对该学术背景,论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系统梳理了农户生计变化的内涵、驱动因素及其对山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得出农户生计变化与山地生态系统演化是紧密相关的,农户生计状况最终决定着山地生态系统的特征,农户生计的改善往往驱动着山地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最后,针对当前的研究和实践现状,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农户生计和生态恢复相互关系的研究;针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要深入探究其对农户生计乃至山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并建议优化中国地方官员考核标准,增强各级部门对农户生计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视。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响应状态的影响——以上海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发达地区为例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采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户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保育和维护,解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生态效益外溢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升农地开敞空间、增加农户收益具有积极作用。论文从发达地区农户生计多样性角度入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的支持意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上的支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②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上的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其具有负向影响;③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是影响农户补偿政策支持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次要因素。这表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对于提高农户对补偿政策支持意愿与政策实施效果响应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现有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为引导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提供参考。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及关键议题

国家公园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但中国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且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塑建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命题与时代任务。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在简要分析国内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主题变化轨迹的基础上，从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性、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及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等热点问题出发，系统梳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并针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新要求，构建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提出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应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重点关注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估、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及实现机制等关键议题。     

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及其住宅形态的响应研究

以山东省沂水县3个村（核桃园、高桥、唐家庄子）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对比分析法,剖析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与其住宅形态功能转型的关系,为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新村建设提供决策指导。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前,研究区农户以农业生计为主,修建“平房+庭院”形态住宅,利用庭院种植蔬菜;2）改革开放后,农户生计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禽畜养殖成为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农户在住宅内搭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饲养家禽。高桥农户就地发展非农经济,修建两层楼房,将一层的空间用于非农经营;3）21世纪以来,农户生计进一步非农化和分化。核桃园农户以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将庭院硬化晾晒粮食,改造猪圈为储物间储存粮食和农机具;高桥农户为了扩大非农经营空间修（改）建三层楼房,将一二层用于非农经营;唐家庄子农户到县城非农就业,为改善居住环境修建两层楼房,住宅中用于生产的空间消失。可见：农村住宅形态和功能转型是与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中新村建设模式应充分考虑农户生计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