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工业化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OECD国家历史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取非参数估计方法测度22个OECD国家1960-2011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实证分析了OECD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均资本存量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在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阶段,人均资本、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小,在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阶段,人均资本和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大,从而揭示了工业化与能源环境发展U型关系的客观规律,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借鉴。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中国钢铁长期需求模拟及产能过剩态势评估

本文采用社会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中国钢铁物质代谢核算模型。采用"以流量估算存量"的方法,建立了中国钢铁产品流量和在用存量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并采用"以存量估算流量"的情景分析方法,递推计算了钢铁产品国内需求的长期趋势。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人均钢铁在用存量达到4.57 t,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饱和水平的一半。全部在用存量平均寿命期35年、人均存量饱和水平12 t的中情景不仅可以较好地再现历史趋势,也符合当前绿色发展和资源集约利用的政策趋势,未来出现的可能性较大。该情景下,钢铁最终产品国内消费量在2020年达到6.7亿t的峰值,2040年下降至4.2亿t。假定进出口比重和加工损耗率维持2012—2014年平均水平不变,则对应的粗钢产量峰值约为9.0亿t,表观消费量峰值约为8.3亿t。按照目前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要求,到2020年粗钢产能将缩减至10~10.5亿t,届时产能利用率有望回升至80%以上。但长期来看,随着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人均钢铁存量趋向饱和,国内需求下滑的趋势无法改变,钢铁产能过剩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必须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入手。本文提出将粗钢产能压减的中远期政策调控目标设定为2030年9亿t、2040年7.5亿t左右,这样既能满足国内需求,又可保持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同时向国际市场提供1~1.5亿t净出口,从而在缓解国内供给过剩和减少出口贸易摩擦之间寻求平衡。     

上海经济的直接物质投入和市内物质消耗

本文尝试对上海经济的直接物质投入和市内物质消耗进行初步的核算和分析,目的是促进上海"十一五"期间的循环经济发展和管理.采取的核算方法主要依据是欧盟统计局的<物质流账户及指标--方法导则>,而针对地区物质流核算的难点和上海的实际,也采用了一些估算方法.对核算的结果进行分析后表明,上海的物质自给率非常低,而直接物质投入1990-2005年总体上量现不断增长的态势,2005年达到45 564.95万t;人均直接物质投入已经相当高,2005年为33.50 t/人(以户籍人口计),1996年后已经高于1992-1996年发达国家中的较高水平;物质投入的生态效率比较低,每吨直接物质投入产出2005年为2 009.04元/t,2001年约为汉堡大都市区的1/5.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工业固废生态链的构建对区域物质流的影响

2008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达1.9亿t,比上年增长8.31%。大量工业固废排放不但占用土地、污染环境,还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我国工业固废以尾矿、冶炼渣、化工废物、原液及母液为主,其中还蕴藏着可用资源。近年来,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力度逐渐加大,综合利用率达到64.33%,但与国外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在分析我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工业固废链构建原则,并采取物质流分析方法,通过定量研究工业固废生态链(简称固废链)建立前后区域经济系统物质流总量及效率的变化,揭示了工业产业与区域经济和环境的相互影响机制。并以北京钢铁工业为例,在综合分析北京钢铁工业固废利用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北京钢铁工业固废链,定量地给出了工业固废链构建对于区域物质流的影响。结果表明:北京地区通过构建钢铁固废链,可减少区域物质总需求3 581.21万t,减少区域物质输出616.65万t,并提高区域物质生产力3.56个百分点,有利于促进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1949年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

系统地回顾了建国后国内与海外学者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的历程和主要成果,重点梳理了动力机制演进规律、研究特色及问题。认为中国工业化动力机制研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垄断阶段;西学引介与国内实证并举,建构二元工业化理论阶段(1978-1990);21世纪前后基于实证建构制度变迁诱致型工业化驱动阶段。而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集中于人口、政府和市场驱动三方面实证研究,21世纪前后重点讨论FDI为代表的新生要素驱动机理等。总体上,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呈现1978、2000两个转折点,主要是因为制度改革造就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渐变转型。最后,从制度改革的深入、资源环境问题、人口结构转型、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发展等共同挑战展望了未来研究重点。     

市场转型对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影响——国家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分配机制研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节能减排任务均远未实现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的目标,特别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本文在分析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分配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市场转型对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影响.中国的市场转型可以抽象为以"分权让利"、"市场化"和"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演进过程.文中提出,中国市场转型过程对环境治理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而环境治理的各项措施反过来也应与市场转型相适应.当前中国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没有实现达标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分配机制无法适应我国市场转型的要求.为此,本文提出一系列国家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分配机制的政策建议.     

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保护探讨

从经济增长规律与发展阶段来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的减少趋势还将持续一定时期。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及耕地现状,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耕地预测模型,并预测了未来耕地变化态势,揭示出耕地损失率高峰值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通过国家粮食安全的态势判断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减少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面积的减少所导致的粮食减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较小,而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变化会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食有效供给的结论。从而提出耕地保护的思路：“十一五”期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应采取积极的保护政策;进入“十二五”之后,耕地保护政策应转为严格控制。为此,还提出了重在保护质量、保护其生态景观功能、加大后备资源开发、减少非农占用、加强政策管理等对策建议。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2015—2050):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行路径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悄然发生,中国也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现有关于能源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能源转型本身,忽视了能源转型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即中国能源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而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通过跨国比较以及CGE模型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跨国比较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从产业结构及人均GDP的对比看,中国在近5年内如注重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人均二氧化碳将在2035年甚至更早进入排放的"下降期",选择何种能源转型道路是当前中国所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模型演化结果及跨国经验分析,将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分为三个阶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能源转型应采取"温和"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较大负向冲击,不具备可行性;2025—2035年,是能源转型方向确定期,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亦可逐步挖掘化石能源自身的"清洁潜力",转型方向应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联系;2035—2050年,为能源转型的成熟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崭新阶段,中国能源系统或将呈现两种可能,一是到2050年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国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原因及对策研究

中国能源处于高消耗增长态势,这对当前国家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构成了严峻挑战。节能减排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反应,是一个牵涉到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节能减排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该文基于工业化和能源经济相关理论,利用相关指标和统计数据,对中国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基本对策。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高消耗的主要经济原因在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问题,即中国已基本进入了工业化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高能耗产业快速增长。中国要解决当前节能减排困境,其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使工业结构高端化,压缩工业化进程中高能耗、高污染状况持续的时间。     

江苏省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而未有对区域资源总体消费与经济产出二者关系开展实证研究。本文以江苏省为例,运用协整理论和物质流分析方法首次尝试对江苏省1990-2007年资源消费和实际GDP二者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现为资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同时还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了当前资源是江苏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江苏在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战略等方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此外,研究提出的将基于物质流分析的资源消费核算方法与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集成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可以适用于同样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关于资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现有对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数量分析的框架下展开分析,而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框架入手进行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当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和生态环境代价逐渐降低时,经济增长质量都将会得到提高。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研究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改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代价,要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追求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中国的工业化与环境保护

中国的工业化与环境保护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一、工业化阶段与环境质量一般来说,工业化通常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一次工业化阶段、二次工业化阶段和高科技工业化阶段,现在,有许多人开始把这一阶段称为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在前...     

基于PSR模型的广西生态建设环境绩效评估研究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广西生态建设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了2006-2013年间广西生态建设环境绩效指数,并结合广西生态建设和环保工作进行了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广西环境绩效指数较低,特别是在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环境治理方面底子薄弱,经过五年的努力,"十一五"期间广西各项环保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环境绩效指数持续大幅度上升;进入"十二五"以后,广西重点环保工作取得了新进展,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方面的绩效仍保持稳步的增长,但积累的一些环境问题开始显现,环境绩效指数总体上保持小幅度增长,但增幅比"十一五"有所回落。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基于演化视角的中日韩美比较研究

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是"跨越环境高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厘清增长模式与驱动因子是重要决策支撑。然而迄今针对亚太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研究与模式抽提相对较少。本文选取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典型的、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以及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参照)为研究对象,基于物质流分析框架和指标研究了1970—2008年四国的资源生产和消费(包括金属和工业用矿物、化石燃料、建筑材料、生物质能源四大类),对比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原材料资源国内消费量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和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环境负荷模型(IPAT)进一步探讨和分析了影响各国资源消费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变化趋势,最后借助Tapio脱钩模型研究判断了国家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间的脱钩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日韩美四国的人均GDP、人均资源开采和消费水平差异显著,资源禀赋优厚的美国与中国的资源开采量与消费量都处于世界前列,然而就人均GDP水平而言,中国远不如其他三个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是成熟的发达国家,韩国也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2)中日韩美四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区别,过去三十年间日本资源效率赶超美国成为第一,韩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排第三,中国的资源效率则最低。(3)中日韩美四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资源消费的依赖程度,以及资源消费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也存在明显差异,日本经济增长在技术驱动下基本实现与资源消费的脱钩,韩国表现出和日本一样的趋势,美国则处于稳定弱脱钩状态,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费的依赖度仍很大。依托技术升级大幅度提升过程行业资源效率、持续推进区域生态工业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的重要路径。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来自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生成机制与优劣势。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自由化的政策改革环境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促进了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基于此,通过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指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特征、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发展等优势;并揭示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劣势,即难以提高就业率、服务业持续发展缺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支撑等。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高消耗的困境,我国应借鉴印度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提高服务业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2003—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以PM_(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运用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拟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能源利用、环境规制等变量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明显带来大气污染程度提高,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治理大气污染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趋同性,需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中国典型沿海工业城市碳排放达峰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是实现《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在2030年之前CO_2排放达峰承诺的重要内容。近几年进入"再工业化"的中国沿海工业城市,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能源消耗"高碳化"导致CO_2排放总量不断增加,使得单位GDP能耗从低于过渡到高于全国水平。本文选取中国沿海工业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Tapio脱钩模型,探讨了2011-2014年沿海工业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并对2015-2030年沿海工业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进行了预测分析。     

黄河三角洲地区自然资本动态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自然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必要保障,其可持续利用与核算评估也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是评估区域自然资本占用与核算的重要模型之一,本研究运用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探索生态脆弱型地区"黄河三角洲"自然资本的动态演变特征,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足迹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2000—2015年,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均生态足迹由2. 96 hm~2提升至11. 23 hm~2,年均增长率达到9. 30%。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幅度较小,由2000年0. 65 hm~2降低至2015年0. 58 hm~2。人均生态赤字由2000年2. 32 hm~2扩大至2015年10. 65 hm~2,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胁迫作用越来越强。②人均生态足迹广度大致呈现先下降后相对稳定态势,人均生态足迹深度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4. 95上升至2015年19. 37,需要近20个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自然资本流量才能满足区域发展需求,需动用本区域自然资本存量或者引入区域外的资本存量以弥补本区域资本流量的不足。人均生态足迹广度和深度的反向作用趋势明显,剪刀差指数均大于2. 72。各类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存量和流量状况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水域、耕地和草地的存量流量利用比均呈增加趋势,林地生态足迹一直处于自然原长状态。③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居民消费和土地利用等因素与自然资本的变动呈正相关。其中,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减缓生态足迹增长的重要因素。最后从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强化国土空间管理、提升空间集聚效益、树立生态价值观念、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强化生态补偿修复、提高资源承载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